【新冠肺炎】隔離札記：全球生活變革進行中？
編者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蔓延，影響廣泛而深遠。本文作者在這場疫情中經歷了東西方兩個世界，體驗過雙重「歧視」，也體驗了從自由的暢快感到自我隔離的窒息感，卻也迫使自己開始自觀、往內溯尋，重新思考一些以往習以為常的問題，以及疫情衍生出的文化衝突。下面是她以第一身身份記錄了這段從逃離到隔離的特殊經歷及其體悟。
撰文︰若山
「南北美洲和歐洲盛行四十年的新自由主義讓公眾完全暴露在這場公共衞生危機面前，卻沒有做好應對準備，儘管以前對於非典和伊波拉病毒的恐慌已經提供了大量警示，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教訓，告訴我們需要做些什麼。在所謂『文明』世界的許多地方，由於旨在減稅和補貼企業和富人的緊縮政策，導致在這種公共衞生和安全緊急事件中形成防禦前線的地方政府和區域/國家當局一直苦於資金不足。製藥公司巨頭對於無利可圖的傳染病研究（例如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就廣為人知的冠狀病毒家族）缺乏興趣。……我們病得愈重，他們就掙得愈多。疾病預防無助於增加股東價值。適用於公共衞生供給的商業模式消除了緊急狀況所需的過剩應對能力。疾病預防甚至不是一個足夠吸引人的工作領域，無法確保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如果再說得擬人化和隱喻化一點，我會得出如是結論：新冠病毒肺炎是大自然對四十多年來在一個暴力和不受監管的新自由攫取主義手中所遭受的粗暴虐待的報復。」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3月19日公開發表的《Anti-Capitalist Politics in the Time of COVID-19》如是說。
當自我隔離的時間愈來愈長，似乎不少常常往外跑的城市人，包括我，慢慢地，形成、習慣了一套所謂向內的、穴居生活的節奏。
穩住了因受困而想回復自由的窒息感，取而代之的是，自我觀照帶來的平靜，以及衍生分化出更深層的反思：我們跑來跑去，我們知道要往哪裏去嗎？我們真的應該要回到從前嗎？一直以來的社會秩序是「正常」的嗎？是理想的嗎？
文章前部提到亞洲和歐洲國家間的巨大跨國流動間引致種族間誤解、矛盾和仇恨的加劇。這不過是最為顯而易見的表徵，它預示着，無論是全球化流動抑或本土內部流動，規模可能已到達社會難以承受的地步。
連「第一世界」國家的無能，也以令全球震驚的形式暴露。
各種傳媒平台，成為每時每刻更新全球死亡人數的告示板。這次，或許是清晰地看到/感知全球化流動意味着的快捷、方便、交流，有其同樣真實的反面─每日幾何級數的大量死亡─這些生命的消逝，尤其荒謬地成為第一世界國家間的競賽。正正是那些國家擁有更多大城市、居於裏面的人更流動，災難的規模也因此更大，而且不見終點。因全球流動令傳染的速度大大加劇，時空大大壓縮，看似是一群人快速引致另一群人死亡的大悲劇。
世界大都會患上共同的病
我還記得，疫症初期，不少歐洲友人關切問候。那時候，誰也沒有料到，一個月以後，情況逆轉，結果是歐洲的疫情如雪球般，滾得比亞洲還要急速，還要大。我反而擔心他們，他們也為我能登上回港的班機而高興─重點不在眾所周知的結果，而是身在全球化急速運轉中的我們，仍然對運轉的幅度和速度有如此偏差的感知和預估。
而且，我們對疫症傳染的未來走向繼續迷惘，那麼，或許我們需要思考，我們是如何被屏蔽於對流動和速度的認知及其引發的後果─在那個看似資訊更透明的全球化時代。
一邊是死亡威脅，另一邊是生計懸置。至3月中，全球股市淨貶值近30%。全球當代藝術非物質資本萎縮、停擺。工業、以及尤其是零售及服務業，航空、酒店等旅遊業，如骨牌效應般倒下。近世紀非實質生產的、依賴全球資本運轉、依賴激化人口流動的需要而產生的泡沫經濟體系，逐一爆破。這正正是對於現實虛幻的經濟體系的一記重擊。
有一段不短的時間，英國的超級市場也和世界各地一樣，廁紙、口罩、潔手液、蔬菜、雞蛋、意粉等被搶購一空。
有一個英國高檔時裝品牌在網上發布大減價的帖文，大批網民留言大罵：「我們現在不需要這些！別再煩我們好嗎？」美國左翼在社交媒體曾發了一個有所迴響的帖子：「我們終於明白生活中有什麼物品對我們來說是必需的。」
大衛哈維指，疫情過後，過度消費的情況會大大減低，「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所描述的『補償性消費主義』（異化的工人應該可以通過在熱帶海灘的度假套餐來恢復他們的精神）被鈍化了。」
一個世界，所有的大都會，多年來患上的，共同的病。
香港，或許是比歐洲國家更為極端、典型的補償性消費的城市。香港打工仔的工作時數一直「榮登」世界前列。假期到商場購物、餐廳用膳，從來都是香港人最「休閒」的活動。
剛過去的復活節長假期，港人湧往離島、到郊外遠足。情形和十七年前的沙士一樣，也可以說，自沙士以後，部份香港人開始把郊遊納入為假日的休閒活動。走入自然，除了因為「抗疫疲勞」，憋在家太久，要「呼吸新鮮空氣」，也有對「我們的身體和生活究竟需要什麼」有更真切的體會。
復活節，商場人流仍然不算少。但就筆者所見，包括自己和友人，逛街的心態改變了。民眾少了漫無目的的閒逛，更有意識地問自己，究竟想要什麼？究竟想去哪裏？
可能這種自省的情況堪比金融風暴及2003年沙士的時候。但似乎，過去二十年，疫症對香港社會價值觀的影響比經濟危機還要大。大衛哈維指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七至八成由消費主義帶動，過去四十年由消費主義帶動的「市場需求」從未經歷過如此劇烈的波動、變改。今次，則是對「最富裕國家的消費主義形式的核心的強力撞擊。」
疫情扭轉港人的「外判」習性
和不少香港人一樣，我已想不起曾經有這麼一個時期─就算是沙士的時候─連續一個月在家吃兩三頓飯的時光。外出吃飯、見朋友、「玩」，是必要的，是生活近乎必需的一部份。過於忙碌而無法煮食，因為忙碌而致生活的很多部份假手於人，「外判」是無可奈何但又變得理所當然的集體經歷。
但這疫情正正扭轉了香港人「外判」的「習性」。「穴居」初期，落手落腳、自給自足的生活被迫展開。事出突然、不易適應卻又漸漸令人安然穩定。很多香港人的打工奴心態驅使，在社交媒體貼出大家煮食的照片，開始創作菜式，又開始製作工藝般認真對待生活瑣碎事，包括清潔、裝飾家居，所有平日即使會做，但從沒那麼認真檢視、享受的生活的事情。
我認識在倫敦的一家英國家庭，他們居於一幢維多利亞式樓房，家中安裝了一個吹氣泳池，父母為孩子安排各種「家居課程」，識字班、體藝班、歌唱班，他們體驗了未曾經歷的親子時間。
又有一個忙於打工二十年的香港白領友人，在work from home和「被放假」的日子裏，突然多出了未曾擁有過的閒暇時間，開始嘗試拾起童年的夢想─畫畫，每周一幅一幅的畫，在這段日子，她搭建自己的藝術路。「沒想過我的人生能夠重新開始。」她感慨地說。
疫情期間，我們面對恍似多出來的閒暇，開始自觀、往內溯尋，而不再只一味向外索求的消費和外判服務。原來，一個新世界是可以自己親手搭建。
在疫情底下，看似無堅不摧的消費主義前端鏈短時間內走向徹底的失效，大衛哈維觀察到資本主義崩塌的一點可能，並想像因此而為社會帶來的改變。哲學學說「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認為，當代資本主義是一個向上不斷搭建的螺旋，隨着加速澎脹而搖搖欲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社會矛盾因而激化至使資本主義自我毁滅，轉化成結構性的社會改革。
「無止境的資本積累的螺旋形式正在從世界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向內坍塌。唯一能拯救它的是一個由政府資助和激發的無中生有的大眾消費主義。」─大衛哈維
如今，世界各國政府大舉動用國家儲備，以資助市民薪資、商舖租金等，讓這個資本主義的螺旋不致突然崩塌。但公司和機構還是陸續倒閉，那就是說，冠狀病毒這個肉眼不能見、在生態鏈底層的細胞生物，還是有可能令這個自傲龐然的螺旋體制剎那傾頹。
究竟，徹底的社會變革真的會來臨嗎？如是變革，將會走向更好的方向嗎？
當數以億計的人們離開運行已久的生活軌道，突然消失於世界的任何角落，萬物止息，答案會否慢慢浮現？
《國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雜誌近日報道地震學家近期的發現，這個世界連地表/地土殼的震動都顯著減低了。還有，遠在喜馬拉雅山在數十年間首次錄得空氣污染下降，能見度大為提升。
這意味了，日常的節奏不單止停了，一種深沉的寂靜和清洗經已降臨。令人訝異的是，原來人類只需「缺席」這麼短的時間，自然環境已有着如此顯明的逆轉，能從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所製造的不能回頭的污染和過度提取中迅速恢復。
是故，疫症遠不止是東西方種族歧視、使不使用口罩的爭拗，以及對社交生活、社交距離等等的張力。
這個傳染病毒蔓延的規模和速度提醒了人們：人類的流動再急速也難以企及這微小的細胞；人類建立的社會的「屋子」，哪怕再幅員廣闊和無堅不摧，也可以是幻象，也可以被瞬間轉化，在生存和價值觀當中，形成嶄新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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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於第210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20日）《隔離札記：對於流動時代的思考》，網上標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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