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再製造．一】口罩荒推波助瀾　本土工業再興時？

穿膠花、剪線頭、串珠仔是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也成就了上世紀享譽世界的「香港製造」品牌，為這片獅子山下的土地寫下經濟傳奇。曾幾何時，香港與台灣、韓國、新加坡憑藉製造業並列「亞洲四小龍」，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工廠北移，叱咤一時的製造業慢慢褪色，產業向金融業和以旅遊為核心的服務業傾斜，製造業GDP佔比少於1%，工廈都變成party room與散貨場的集中地。
不聞機杼聲，惟聞遊客聲。當我們都以為「香港製造」輝煌不再時，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卻把它重新喚醒過來：企業把生產線改變用途，不諳機器或生產工序的各界人士都來生產口罩，實現了一場港產口罩奇蹟。兩個月前內地疫情壓垮了全球生產供應鏈，也令香港再思過度依賴內地生產的問題。觀乎昔日「四小龍」，唯獨香港的生產活力不再，各有成就的台灣、韓國和新加坡製造業，有什麼值得香港借鑑？港府與業界近年推動「再工業化」，香港再製造之路該如何走下去？

（此為【香港再製造與四小龍】系列報道之一）

【香港再製造與四小龍】系列報道：

「你們看到（製造快速檢測儀）的團隊，全是香港人，全是香港最頂尖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辛辛苦苦用了五年時間研發出這項目……我們從政府得出的資助是『零』。現在生產這部儀器，是由深圳市政府資助。所以這部由香港人製造出來的機器，將會貼着『中國製造』（產品標籤），而非『香港製造』。」

著名外科醫生霍文遜道出的這番話，月前引起了熱議，除了激起網民批評政府資助本地科研不足，同時令人惋惜香港空有科研人才，卻無應得的「名份」。一項領先全球、由香港自家研發的醫療儀器，卻因為經費問題，白白錯失了重新打造「香港製造」金漆招牌的契機。

霍文遜所指的機器，是由香港理工大學研發的全自動快速病毒檢測儀，能夠在一小時內檢測包括沙士（SARS）和新型冠狀病毒在內的多種呼吸道病原體。遑論技術門檻高的先進醫療器材，2月以來，民間的「口罩荒」亦反映香港連最簡單的醫療用品─口罩，也依賴進口，想要自家生產，一時三刻似乎不容易。

「香港製造」，真的如此不值一哂？

口罩荒折射製造業缺位

弄得民間措手不及的一場「口罩荒」，反映香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過度依賴金融、服務業而造成產業單一弊病。現今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超過九成來自服務業。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恰好印證製造業缺位的實際後果──當中國內地的產業鏈斷裂，其影響蔓延至香港的商品供應層。今次疫情，直接切斷了陸港之間的口罩及其他醫療用品供應。相比起馬上宣布限制醫療物資出口的台灣、日本、韓國等，多年來依靠單一服務業的香港，由於幾乎沒有生產醫療用品的本地生產線，於是在疫情下更人心惶惶。

然而，自3月起，「香港製造」的本地口罩生產線相繼投產。香港商人王維基旗下的「HKTVmall」於台灣購得口罩機，在港設生產線生產口罩，已於周一（13日）開始網上登記，30片一盒定價65元；經民聯副主席林健鋒聯同多名商界人士成立的本地口罩廠房「CareHK」，每個口罩定價1.95元；香港紫花油大藥廠斥資700萬元設廠，估計每月最多可生產400萬個口罩，預計5月中開始投產。

民間亦有多位教師、物料及工業製造專家設計及研發可重用口罩，如化學博士鄺士山（K. Kwong）牽頭研發的「HK MASK」、STEM課程教師梁偉健團隊的「MASKSAVER」，還有香港理工大學研發出以3D技術打印醫護面罩等，都是香港各界因應疫情而快速研發的新式醫療用品。商人、廠家、研發團隊、學術界等各領域跨界合作，從研發、物色材料、採購、安裝機件、投產到發售口罩，幾乎僅在一兩個月內便實現出來。可見，香港製造業的應變能力、敏銳度和生產彈性，皆表現出曾風光一時的「香港製造」實非浪得虛名。

幾許起伏的「香港製造」

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香港製造業進入全速發展階段，大力發展紡織、成衣、玩具、手錶等多項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這些產品的出口總量更是位列世界前茅。譬如玩具製造，香港在七十年代末已是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生產地。截至1980年，香港製造業的僱員人數接近90萬，佔總就業人口超過兩成。到了1989年，香港本地的製造業機構有50,165間，達到頂峰。

不過，踏入九十年代，製造業機構數目開始逐漸下降。1991年減少4.9%；1992年減少8.7%；及後維持每年減幅，其中在1994年減幅更達11.4%。 現在，製造業對香港整體經濟增長的貢獻已今非昔比，僅佔本地生產總值約1%。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2018年製造業的僱員人數只佔總就業人口的2.4%，約有9萬多人。

自九十年代起，本地製造業的生產總額大幅萎縮，當中自然歸因於中國自1978年開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豐裕的土地資源及廉價的勞動力，吸引大量港商北上設廠，珠三角一帶尤其為港資的熱門設廠地區。

香港商人將生產線放在內地，生產力也隨之北移，於是本地工業產能動力出現真空。多年來，香港一幢幢工業大廈逐漸被丟空，或被用作其他非工業用途。

直至現在，香港在製造業產業鏈上的相關功能，從上世紀的加工製造，轉變為各類非勞動密集型服務如產品開發、設計、採購、測試認證及市場推廣等。

過往曾經多次助海外公司開發中國市場的香港醫療及保健器材行業協會主席郝梅鳳認為，現時香港在全球製造業鏈條上的價值，在於作為連接中國內地與歐美公司之間的「橋樑」。譬如協助歐美科研公司在內地採購零件及原材料供應、接洽代工廠等等。

「我們很貼近外國公司那種思維模式。」她認為業界對中國內地的供應鏈很熟悉，「譬如做某項產品，我們知道怎樣去找尋一些合適的合作夥伴。簡單至製造塑膠模具、手提電話的玻璃……內地供應鏈有很多這類公司，你如何找到最合適的公司？在價錢、品質、管理、交貨等各方面都做得最好？」

那麼，若只是擔當中國內地與歐美之間的「橋樑」，是否代表香港已經失去工業生產上的價值？

名大於實的「再工業化」

針對本地工業生產凋寡，香港政府在2015年特別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再工業化」。林鄭月娥上台後，亦多次在《施政報告》中提倡藉着本地的優秀科研人才、自由開放經濟體系、完善法律制度，推動創新及科技高端製造的「再工業化」。2018年《施政報告》及2019/20年度《財政預算案》先後計劃注資20億元推行「再工業化資助計劃」，資助生產商在港設智能生產線；又資助香港科技園公司在工業邨物色合適的土地興建生產設施，實行工業用地再發展。

除了推動科研及高端製造，香港政府「再工業化」的另外一個方向，是將傳統工業結合應用智能科技，實行升級轉型。傳統工業如食品製造、成衣等業界人士認為，香港因土地資源及勞動力所限，無法發展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政府應當致力協助傳統工廠轉型，給予傳統工業更多扶助，促其增值。

然而，過去幾年，政府似乎力有不逮。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立法會議員吳永嘉批評，政府缺乏具體落實措施，而且經常會將創新科技與工業發展混為一談，最終導致傳統工業升級轉型的進程滯後。

防疫機械人延Q嘜精神

幸好，香港的科研界從未放棄自主研發及實踐本地生產。2003年，香港人經歷過沙士，對抗疫都上了寶貴的一課。路邦科技（Roborn Technology）的兩位主腦也不例外。

這間本土機械人研發科技企業，以「動感控制系統」為核心技術，配合5G、人工智能、物聯網、雲端等高階技術研發機械人產品，最近自主研發出一套防疫機械人——將高端的機械人技術與醫療結合，可以協助監測體溫，並配置5G網絡協調警報系統和控制機械人移動。開發這款體溫檢測機械人的意念，也是多得沙士的經歷。

「當時我們立刻想起一件事，前線人員最易受感染，而且壓力將會是最大，尤其是人手（短缺）和受感染兩方面。2003年過後，坊間很多人仍會人手做體溫檢測。」路邦聯合創辦人潘嘉陽與麥騫譽表示，未來構思開發「消毒機械人」，代替人手定時去為電梯扶手、升降機掣消毒。

體溫檢測機械人是路邦團隊在香港邊研究邊製造，初期只在本港投產和售賣，不折不扣是「香港製造」。潘嘉陽指出，類似路邦科技這種科研公司不需要大型廠房，若政府願意資助，他們日均產一百台機械人不是難事，而且只需一層工廈的面積。

「我對香港製造深感自豪，向外國說我們是香港的機械人品牌是一件很值得自豪的事。」過往香港製造的「Q嘜」形象乃代表質素好的東西，正如德國製造代表精密優良的機器，意大利製造代表精緻手工。但潘嘉陽承認，香港製造是感情因素多於實際因素，「香港製造的內涵是很重要的，作為香港人，香港製造可能代表一份情懷。香港製造還包括了我們的誠實操守、數值準確性等元素。」

談到香港推動工業再發展，他認為傳統工業像鋼鐵廠、汽車組裝等，並不適合在本地發展，但配合科技創新的工業卻大有可為，因為一般科創產品都是「更輕盈、更簡便、更優良」的東西。

基於這套防疫機械人的研發經驗，潘嘉陽認為香港工業應該朝着「細小而強大的方向」發展。「若香港要從事工業的話，我認為不是佔地多、人多而產值小，而是每平方米產值大（的產業）。」

然而，潘嘉陽認為，香港政府對他們這種科技製造產業支援不足，政府或許有一些規範來評定應該資助哪些公司，但在這麼多規範下，團隊成員還是決定「不如自己來做」。「我感覺不到政府對我們做的事有任何鼓勵……他們可能會反問，為何要幫你這間科創企業呢？」

着重保留科研核心技術

從路邦科技的例子可以看出，我們或可以用一種新的思維看待「香港製造」。正面來看，今次公共衞生危機全盤展現了香港本地科研人才及製造業界的創造能力、生產活力，還有反應靈活的「香港速度」。不僅是路邦的防疫機械人，還有像香港理工大學研發的快速診斷系統、3D 打印醫護面罩、配合納米纖維濾芯使用的可重用口罩等等，都足以證明本地精密科技、材料科學的領域人才輩出。着重科研創新的高端製造，大可以是「香港製造」的新派變體。

潘嘉陽亦認為，「香港製造」不一定代表所有製造環節都要在香港發生的，只要將人才和核心技術放在這裏，同樣是不折不扣的「香港製造」。

他說，「做完研究開發後，我們組合產品的時候也可以在香港生產，但我們不能限制配件是從哪裏來─無論是美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台灣、中國內地或韓國。我們不應該有這類思維，以免阻礙科技的發展。」

潘嘉陽相信，如果一間公司本身的品牌實力足夠厲害，無論生產線放在哪裏，最終人們還是會記得這個品牌來自哪裏。 「Mercedes-Benz可以在泰國、美國等地製造，但別人都清楚，它是個德國品牌。」

郝梅鳳亦有着相同的想法。以她熟悉的醫療製造行業為例，她認為港商理應進一步將擅長的領域諸如生物科技、結合物聯網技術的醫療保健、老年看護設備等的研發工作及其核心技術留在本港，然後將量產工序放在鄰近地區。

她認為這樣也是一種方式，將卓越的「香港製造」商品帶向全球。在區域協同效應之下，「香港製造」實際上不需要執着於「什麼東西都要在香港」。

郝梅鳳表示，「前幾天我看到新聞，見到港大研發出（病毒）快速測試，它也把技術分享給全球多個國家。我對這很感恩的。」

「如果我們創造了一些東西，不斷閉門造車，難以發揚光大。因此合作、協同很重要。」她說。

「香港製造」其實可以有很多種可能性。不需執着於生產線上每個零件、每個工序都要必然在本地進行。只要產品的品質認證優良，包含本土科創人才的智慧及知識結晶，「香港製造」一樣有它的價值和意義。

當然，香港政府在資源投入和分配方面需要更「慷慨」，不能一面娓娓而談，一面卻將所有推動「再工業化」的責任留給業界。

新冠肺炎疫情雖然造成民間混亂，但是業界人士及科研專家等各界迅速部署，投入口罩生產，證明了本地製造業仍然具活力，並充滿彈性，絕對具備再次發揚光大的條件。

上文節錄自第20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4月14日）《口罩荒下　本土工業再現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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