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預算．深度】一文透視港、澳、星洲「派錢」手段的高低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日（2月26日）公佈新一份《財政預算案》，當中計劃動用710億元開支，向每位18歲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派發現金一萬元，以鼓勵本地消費、紓緩經濟壓力。面對反修例風波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全民派錢」實屬無可奈何，近日新加坡及澳門亦先後推出現金發放措施。不過，星、港、澳三地的「派錢」方案不盡相同，前者和後者多年來都是以「全民共富」為派錢原則，並且積極透過不同層面的社會保障化解民生困局；反觀香港一直漠視深層矛盾，每每等到民怨大爆發後，才「迫於無奈」要大撒金錢來安撫民心。
陳茂波表示，香港經濟因為過去多月的社會事件及新型肺炎疫情而受到嚴重打擊，而他相信在經濟不景氣和社會氣氛沉重的時候，「即使面對財赤，政府也應多做一點」，因此決定向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發放一萬元，預計可惠及700萬人，涉款約710億元。人人有錢，坊間可謂「皆大歡喜」，然而，這種「雨露均霑」式的做法，卻未能像新加坡那樣，做到「精準扶貧」、「精準紓困」。
新加坡派錢重視「全民共富」
社會福利佔政府總開支一半
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王瑞杰早於上周三（2月19日）公佈《財政預算案》，當中因應經濟放緩及新型肺炎疫情影響，投放16億坡元（約89億港元）紓解民困，包括向年滿21歲的國民發放100至300坡元（約558至1674港元）的現金補助，金額多少視乎年薪而定，貧者越多，富者越少——年薪低於2.8萬坡元，領取最多的300坡元；年薪介乎2.8萬至10萬坡元，領取200坡元；年薪高於10萬坡元，領取100坡元。對於低收入國民，他們還可以獲得額外不少於100坡元的薪金補助，以及100坡元雜貨消費券。
這套「貧者越多，富者越少」的派錢措施，可追溯至2001年。當時新加坡政府宣布動用27億坡元向320萬名國民分發「新新加坡股票」，與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紅利。直到2006年，新加坡改從財政盈餘中撥出一部分現金代替股票發放，而往後的2008年、2011年、2018年及2019年等，也曾實施類似計劃，按國民收入劃分派錢級別。例如過去兩年的「新加坡共享增長花紅計劃」，同樣是以2.8萬坡元年薪作限。
無論經濟環境如何，新加坡始終秉持「全民共富」為政府理財的基本原則。所謂「全民共富」，按照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的解釋，當地派錢政策之所以與扶貧掛鈎，是考慮到貧困人口的後代會否遭遇階層固化等困局，以及經濟發展造成的機遇差異，故致力讓更容易受經濟變化影響的人，獲得更多額外照顧，以落實當局的財政觀念——「是讓老百姓覺得他們跟新加坡一起成長」。除了派發現金與國民共享經濟成果、並以收入區分金額級別來達致「精準扶貧」、「精準紓困」之外，新加坡還在教育、醫療、房屋、福利等方面的資源分配上著墨，盡量減低居民的生活成本，藉此改善貧富懸殊及階級分化等問題。例如以香港出租公屋為藍本、享譽全球的新加坡組屋，就幫助全國逾八成家庭以超低成本價購置過千平方呎的大屋，而且每月供款佔收入比率低於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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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年年派錢催生「熊貓心態」
忽視長期產業結構矛盾
至於在是次抗疫中被譽為「先知先覺」的澳門，日前再次「早著先機」，搶先香港一步宣布，因應疫情對民生經濟的影響，將提早於4月執行「現金分享計劃」，向所有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澳門元，另向非永久性居民發放6000澳門元。
回溯「現金分享計劃」起源，是由前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於2008年金融海嘯後提出，當時主要為抗擊通脹，故額外以發放現金的方式與市民共享經濟成果。然而，經濟危機過後，即使澳門發展穩定，當局依然年年派錢，10多年來未曾間斷，金額亦由當年的5000澳門元及3000澳門元，逐步增加至現時的1萬澳門元及6000澳門元。因此，過去不時有聲音質疑，派錢直接催生一部分通脹，與政策原意背道而馳。
澳門經濟學會曾經撰寫報告分析澳門年年派錢的利弊。學會指出，政策雖有助迅速紓緩民困、促進中產消費、樹立政府威信、維持社會穩定，但亦因而催生澳門人過度依賴政府的「熊貓心態」，導致社會不思進取。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的莊太量，亦曾撰寫《淺析澳門「現金分享計劃」弊端及對策》報告，認為在經濟下行及財政收入劇減時，澳門政府仍然堅持繼續這種高金額的「現金分享計劃」，會影響其財政穩健度，不利於其他未來公共資源投放，和大型基礎建議等長遠規劃。
「澳門方案」另一為人詬病的地方，是以居民身份而非收入多少劃線，令貧富所得均一，某程度上未能達致分配正義。莊太量也指，指從社會福利分配角度來看，最理想的資源分配是分發到最有需要的人手上，但澳門的現金分享卻採取每個人平均受益的方式，雖則人人有份、看似公平共嬴，但似乎未能做好二次分配的職責。
香港兩次派錢均惹笑話
妄想透過派錢遮掩結構問題
反觀香港回歸後三度派錢，根本都不是以「全民共富」為基本原則，也無法仿照新加坡做好「精準扶貧」、「精準紓困」。更重要是，特區政府在公共理財中亦一直未能秉承正義扭轉分配結構，導致由港英年代已衍生的深層次矛盾繼續擠壓，令市民對生活的焦慮和不安持續發酵，再藉一次又一次政治事件大爆發。而每一次，當局幾乎都是等到民怨一發不可收拾後，才「迫於無奈」要大撒金錢來安撫民心。
第一次是金融海嘯後的2011年，經濟回穩但通脹嚴重，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宣佈向合資格人士的強積金戶口注入6000元，卻惹起全民反彈，民主派更發起逾十萬人參與的大遊行，他最終轉為向年滿18歲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一次性6000元，有610萬名港人受惠。不難看出，那次派錢基於政治考慮多過實際需要，儘管政府成功挽回民望，但根本沒有改善當時的樓價高企、物價高昂、醫療資源不足等民生問題。
第二次在2018年2月，是陳茂波上任財政司司長後首次派錢之舉。當時政府錄得破紀錄的1,380億元盈餘，財政儲備突破萬億元，不少市民及政黨紛紛建議當局還富於民，但陳茂波並未如人願，結果引起軒然大波。他隨即以「關愛共享」計劃補漏拾遺，向收入較低的280萬名市民派發$4,000元。儘管是次派錢的受惠者是相對貧困人士，但由於當局缺乏像新加坡一樣能夠快速識別有需要人士的系統，需要合資格市民自行申請並提供相關證明，所以手續極其繁複，金額直到去年中才陸續派發到市民手中，期間更消耗了超過3億元的行政費用，而現存的深層次矛盾絲毫未解。
《香港01》多次指出，如不重整分配結構而盲目「派錢」，根本無助解決民生困局。當下社會之所以民怨沸騰，源於港英時代已形成並延續至今的「官商共治」格局，導致特區政府既未能秉承分配正義，亦未能發展新興產業，導致階級流動固化、貧富懸殊嚴重。例如，在一次分配中，根本未能制訂確保勞工階層可以享有更合理收入的按勞分配制度；至二次分配時，又未能通過政府政策的積極介入，有效調整社會資源的供給，藉此提供所有階級的生活品質。
經濟不景下，「派錢」的確可解有需要市民的燃眉之急，但特區政府萬萬不能以此麻痺社會對不公義財富分配的痛感，更應該著手結構性改變，從而達致全民共享經濟成果之餘，又能夠精準地幫助最有需要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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