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二】對政府失去信心 情侶計劃遠走新加坡

撰文:伍麗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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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一個星期五,茵與朋友在餐廳吃飯,大家說笑之際,男朋友S突然捧着一束花出現。他拿出戒指,慎重地求婚,茵沒有想太多便答應了。後來她說,如果男友是周末求婚,她大概要考慮。自6月以來,幾乎每個周末都有遊行示威,合法的,非法的,最後畫面上盡是硝煙,她無法在這樣的氛圍下,思考結婚這回事。三十出頭,有穩定職業,如同所有情侶一樣,他們計劃成家立室,若沒有修例風波,他們大概會在香港結婚生小朋友,但這些念頭都被打亂了。兩個月來,每次跟朋友見面,大家三句不離移民,「走唔走」成了最親切的問候語。「之前已經開始諗,我們也計過,走的話生活水平會下降,沒有那麼容易搵到工,計來計去,還是覺得不要走,但這件事發生後,我們會走。」S說。兩人都是執行力很強的人,再早些時候,他們已留意樓市,曾考慮買樓置業,也討論過小朋友未來的教育,即使自己不走,亦考慮送小朋友離開,但6.12金鐘警民衝突後,曾經熟悉的城市變得陌生,離開有了迫切性。「第一次百萬人遊行,我們都未諗;但6.12後覺得這個政府不會再聽民意了。」茵灰心地說。

S指,在香港可以兩個人工作,移民外地即使找到工作,工資也不及香港高。(黃舒慧攝)

他們會去集會、遊行,對政府的不滿遠不只有修例之事,從五年前的8.31落閘、佔中,到後來特首所言的「相對和諧」的兩年間所發生的一地兩檢、DQ事件,太多不滿積壓,修例猶如導火線,炸開平靜的表象。「DQ事件好大影響,一DQ完就政治冷感。」 S因工作需要,經常飛不同地方,有時甚至要返內地,對國情略有認知。「有些事要分清楚,有些是阿爺搞出來的,有些是本地搞出來的。8.31落閘和DQ議員是阿爺決定,但(修訂)逃犯條例是香港政府要推的。」

在他看來,阿爺的決定難以推翻,但政府依然可以走位,而今次的修例,卻展現了政府施政無能的一面,不僅錯失了最佳的解決時機,在7.21元朗事件後,局勢進一步惡化。「7月21日元朗發生什麼事,我們也不用多說,即使在中國,也沒有見過有人打到入車廂,這是半恐怖襲擊。」他指,有些關係玩完就是玩完,心中有條刺便是有條刺。

茵同樣對政府失望,認為政府沒有做過實質的事去解決問題。「土地、醫療、教育,每件事都可以用不同政策去做,但是每次政府都選擇最擾民、最不被認同的方法,繼而逼我們接受,包括今次的事件。」 S輕嘆,這三年政府做得最對的事,說不出來,但政府做錯的事,可以列出好多,「你叫我如何有信心走下去?」

6月12日金鐘發生警民衝突事件,影響了M和茵對香港政府施政的信心。(資料圖片/張浩維攝)

施政效率比政治更重要

一唱一和,想法接近,彼此有離開的共識。S是從事金融業,茵是言語治療師,工作穩定,是專業人士,理應有能力離開,然而執行起來卻不易。茵畢業後浮浮沉沉,後來修讀言語治療碩士,工作上接觸很多小朋友,每個星期遊走十多間學校,有時返足六日,但因為很喜歡,她覺得這是一份終生職業,她也希望在另一個城市找到相同的工作。這些日子,她搜集移民資料,發現技術移民的分數比想像中高,為了加分,要考語言試,為了在當地執業要考專業資格試。她解釋,「外國協會比香港成熟好多,如果是協會合資格的會員,就可以有執業資格,香港的註冊制度不太成熟,只要完成一個學位,便可以成為言語治療師,外國的門檻高很多。」

S的情況稍為好一點,公司預計下年將在新加坡設分公司,他向上司表明有興趣調遷,若不成功,便會辭職找當地的工作,以工作簽證的方式留下來。「大部份國家我們都不夠分。去年的計法與今年不一樣,但即使是去年的分數也不夠。」新加坡的計分方法不是很透明,只知申請了要排期,排多少年才得到永久居留權則因人而異,有持中國護照申請人在新加坡住了十年才得到,也有港澳台申請者住幾年便取得,「我們也不知道要排幾多年,但如果公司調你過去,有較大機會拿到工作簽證。」他們也想過,若最終找不到工作,便讀書轉行。

新加坡近年成為港人移民的新熱點。它是國際城市,生活、工作節奏與香港相似,連高樓林立的城市景觀也相同,以英文及普通話為溝通語言,在政制上也沒有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對香港人而言,如同去了另一個香港。朋友都問:「去新加坡為什麼不留在香港?」茵笑說:「人家起碼是主權國家。」

S指,政制不是他們考慮移民地點的首要條件,反而政府的施政效率更為重要。「某程度上,我不太理政治是否透明或是否有民主,但政府要有效率,知道問題在哪裡,會想方法解決。」而在施政方面,新加坡是高效率,也相對以民為本。S甚至戲言,內地的執政效率也比現時的香港政府高,「如果中國發生這種事,省委書記或市委書記應該被炒了,當然幾年後他會怎麼樣沒有人知道。」中國經濟不穩健,包商銀行、錦州銀行、恒豐銀行等中小型銀行近日相繼爆煲,政府注資打救,雖有干預市場之嫌,但至少政府是行之有效的。不似香港,早有專家預示今年經濟放緩,高官不停提到經濟衰退,卻只是在等爆煲等擠提,沒有措施抒緩將會出現的金融危機。

有市民在海富橋上懸掛一幅大型橫額。(資料圖片/羅家晴攝)

「其實講民主,大家都是想政府聆聽自己的聲音。民主也有缺失,譬如美國劃選區分界,基本上是亂劃的,這條街一邊是第三區,一邊是第五區,中間夾着第四區。當然是不公平,但政府在執政上會諮詢,不會做得太絕。」至少不是極力打壓異見者,對民間提出的意見不聞不問,施政錯誤不需被問責。

訪問前一日,黃大仙爆發激烈的警民衝突,防暴警察出現,街坊踢拖上前理論,不久是幾輪催淚彈,自小在這區長大的他們難掩怒氣,直言難以接受。憤怒背後,更多的是傷心,是對社區的淪陷的無奈,也認知到香港的沉淪似是無可避免。「大家都知2047年會玩完,但中間的細節可以做好一點,不要像現在這樣。」S說。

不想下一代面對2047

促使他們移民的導火線是反修例風暴,但更深層的原因是2047年,不為自己,是為小朋友。他們預計這幾年會生小朋友,計一計,原來小朋友大學畢業時,便是2047年。

我個人不希望小朋友一畢業便要面對2047,那時整個社會都不一樣。基本法講到2047是可變可不變,現在我都幾肯定會變。當初考慮到下一代都會移民,可能在他們讀中學或大學時。現在(局勢)變得太快,我們對政府的信心愈來愈低,之前可能有五六十分,現在只得二三十分。
S

兩人下年便結婚,茵的媽媽嘮叨,說為什麼結得那麼急,茵直到現在還未跟媽媽說要移民,想像不了家人的反應。茵心中有很多掙扎,捨不得家人、朋友,捨不得現在的工作。她當年借了三十多萬讀碩士,讀完才不過幾年,最後可能不得不放棄這個職業。「我未去到好有事業心,但不想自己的重心都放在家裡。去到外地,需要建立人際網絡,工作是其中一個,另外就是財政,想有多點話語權。」

他們說:「無論移不移民,香港的文化必然會消失,現實就是這樣,無關悲觀與否,現在已經滅絕了一大半。」(黃舒慧攝)

有時朋友間亦會開玩笑,說以後可能要約在世界的中心見面,因為大家都移居不同的地方。「香港是很熟悉的地方,語言、社區都讓人安心,大家都很愛這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方,不知什麼時候才會建立起這種安心感。」

S在旁輕聲說:「現在也不安心了。」出街驚有催淚彈,行過連儂牆怕被斬。

移民做逃兵,是放手一搏。茵說有走難的感覺,S則說「見步行步,我們也不知道走唔走到,不知道有沒有地方願意收留我們。」略帶不確定的眼神緩緩望向窗外,連緊緊相牽的手都傾瀉濃濃的焦慮。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茵、S均為化名。)

茵的朋友在反送中運動前以讀書為由,裸辭到澳洲,他們目睹香港巨變,心情異常矛盾。他們為何移民?在異地如何看理解香港發生之事?詳情請看:【移民.三】在澳洲目睹香港亂象 他們希望齊上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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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180期《香港01》周報(2019年9月16日)《對政府失信心 情侶計劃移民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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