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復和公義】強調法治背後　人際情感支離破碎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復和公義】罪犯逃責護身符？ 學者：是感情上的調解》一文提及，復和正義雖能加強當事人在訴訟中的角色，找修復與重建關係的可能，但現今社會個人主義高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愈來愈零碎，民眾也傾向以報應主義對待犯罪者或犯錯的人，復和公義的理念確實與社會通念有不小落差。在與社會通念差異甚大的挑戰下，復和公義能否成功融入各個領域，引領大眾接受其內涵，進而重新連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選擇更為寬容謙抑的道路，抑或會淪為「矯情、脫離現實」的烏托邦學說？此文章為《我們與惡的距離．復和公義』》系列報道之四

【我們與惡的距離．復和公義】罪犯逃責護身符？　學者：是感情上的調解

長期擔任復和公義促進者的律師陳怡成認為，復和公義面臨最大的困難，是追求「法律至上」的社會氛圍。「以往法律是人類社會的最低標準，但現在人人都緊抱法律創造出來的秩序生活，面對事情就先歸咎誰對誰錯、有沒有違反哪條法律或規範，並以此作為責難他人的手段。」

陳怡成整理三百多個復和案件後發現，願意進入復和程序的當事人，第一名通常是夫妻，然後是親子、兄弟。她說，如果連原本最親近的人都不願意互相理解時，更遑論去理解關係更疏遠的對象。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太過薄弱，有的只有權力義務，因此遇到衝突時，會慣性將民主法治的觀念搬出來，控訴對方缺乏尊重，沒有嚴守法治社會應有的規範，但很少人打從心底理解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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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怡成感嘆，「現在的教育從小開始講法，把法治、法庭教育不斷下放，當發生衝突時不去探討你我的內在發生了什麼、感受了什麼，而只關心誰對誰錯，誰要受處罰，到最後將形成一個鬥爭的社會。」

她認為，現代人看待衝突與犯罪，都是從法律角度去檢視每個人的權利義務，事實上，每個衝突都是生命過程的一部分，而生命過程是連續不斷的，法律只切了行為的片段來看，便會與人的情感產生衝突。「很多被告在法庭上都覺得他是一個被害人，不論是受害於國家或是整個事件，當他跨不出這個情緒時，要求他承認自己的責任是件很困難的事情，但在訴訟過程中，不會關心你的理解與感受。」她認為，目前的司法體制漠視了人的價值，復和公義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幫助人去了解衝突的根源是什麼，回到人的身上去看衝突。

陳怡成強調，法律人擔任了社會國家很多角色，但法律終究只是管理及控制社會的工具，是為了讓人共同生活時有可以遵循的規範，在規範下能和樂共榮，當我們高舉法律而忘記人的時候，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連結最終將會消失殆盡。

從復和公義發展至今，每個學者對於復和公義的核心概念或許多少有點出入，但大多能認同的是，復和公義並非傳統刑罰（或處罰）外的另一種懲罰方式，而是一種改變刑事政策、人際衝突、思想模式乃至於國家政治的變革方式，讓民眾在關係漸漸疏遠、破碎的社會，有一個新的選擇與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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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和公義的應用領域不僅止於司法，在校園衝突、醫療糾紛、監獄矯正及社區調解都能看到它的應用，重點都在提醒我們重新看到人與人關係的連結。任何的法律、制度或權利義務的規範，都是為了人而存在，在面對衝突時，不要急着判斷是非黑白、權力義務，而是把人的需要放在前面，把法律當成最後手段，讓我們在強調法治的社會中，能夠走出一條更和諧的路。

美好的光景不會平白降臨，政策與理念在實踐中總是面臨瓶頸與弊端，香港的復和公義尚在起步階段，我們可樂觀地說，很多問題是因大眾還不夠熟悉這概念；也可以悲觀地說，正因為大眾還不夠了解，還有很多問題尚未浮現。我們能否在理想與現實中正確實踐復和公義的價值，決定了我們能否在這條修復之路走到最後。

上文節錄自第16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14日）《《我們與惡的距離》引發思考》》專題報道中的《推動「復和公義」　從處罰、糾正到修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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