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二】拒以煽情作賣點　劇組克制追求真實客觀

上文提及，無差別殺人事件、精神病患襲擊民眾等悲劇，確實曾無情地在台灣社會上演，給某些人、某些家庭，乃至整個社會帶來極大傷痛。導演與製作人不願影射任何事件或個人，在拍攝與行銷過程中格外小心謹慎，怕觀眾看到劇名或片花（預告片）時，誤以為該劇想傳遞特定的觀點與立場，因此心生抗拒或產生錯誤解讀，而不願進入劇中了解全貌。【《我們與惡的距離》專訪報道系列之二】

承接上文：【我們與惡的距離 ‧ 一】善惡難分界　活在灰色世界的「我們」

不標籤不煽情的「自我節制」

「我們自己先不要去標籤，尤其在社群行銷上面，你很清楚知道做什麼事情會令觀眾有感覺、會想點閱（點擊），所有新聞標題都是這樣，愈聳動愈想點閱，愈忍不住自己的手，但我們要不要去做這樣的事？」林昱伶說，以誇張的方式去博得眼球其實很容易，但為免觀眾有錯誤的預期、為了更好地說故事，劇組選擇不為一時吸睛去貼上自己不願接受的標籤。「我們有太多聳動的標題可下、太多地方可以更誇大、更加強地處理。」林君陽回憶，曾試圖將「惡」的元素或更聳動情節加入預告片之中，出來的版本也確實讓他們覺得「嘩，這個好厲害」，那個訊息好強烈，觀眾看到肯定會想點擊，肯定想要說兩句、罵兩句。但最終，劇組放棄了這些「最吸睛」的版本。

「在走戲的過程也是，有一些走位和情緒加進去後，那場戲會變得很有張力，那瞬間你會見獵心喜，覺得『不如就讓那一幕發生吧』！譬如受害者與加害者家屬在對戲時多一巴掌會怎樣？或是我能不能改變殺人犯的形象，讓觀眾有更強烈的感受？」林君陽解釋，就算完全按照劇本拍攝，他也可以讓每個演員表演出不一樣的態度，讓劇中的殺人犯陳昌變成一個老好人，或是讓他變成一個口出惡言、憤怒咆哮、看似十惡不赦的壞人，這些改變都可能讓觀眾有更多的情緒及反應，但對整部戲來說是好的嗎？這種處理方式，是否會讓觀眾在看劇時無法站在相對中立的立場來理解？這也是他選擇把這些因素都「收回來」的原因。「節制，我們在過程中不斷提醒自己這件事，就如同製作人說的，就算有更好、更酷炫的處理方式，也必須左手壓着右手告訴自己：『不要這麼做』，要知道我們在處理什麼。」回想從拍攝到行銷，林君陽與林昱伶都認為，「節制」是這部劇的重要特色。

除讓角色的演繹更真實客觀外，劇組在許多場景及事件上也盡力做到貼近真實，其中耗費最多資金與精力的，是搭建新聞台與播放控制室。為了讓觀眾恍如親歷其境，劇組不僅平地架起整個新聞台場景，還進入新聞台觀察實際運作，盡力將所有細節呈現在觀眾面前，從其用心程度，能看出「媒體」在劇中舉足輕重。「其實最一開始，媒體並沒有佔那麼大的比例。」林昱伶提到，呂蒔媛是在田野調查時發現，不管在討論哪個面向的議題，都會很自然帶到跟媒體相關的部分，她才突然覺得，似乎可以把媒體這範疇放進去。呂蒔媛在採訪時曾表示，或許是擔心媒體偏頗片面的報道會造成偏見，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不論是律師、精神病患或受害者，對媒體都很畏懼。

你今天看新聞了嗎？「在現代社會裏，大家都需要透過媒體的資訊去得知發生了什麼，判斷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我們學過媒體的人都知道什麼是『子彈理論』、『守門人理論』，也都曾天真地期待過媒體身為第四權、無冕王的模樣，但那終究只是理想中的烏托邦，我們要做的，就是呈現出媒體真實的模樣。」林君陽提到，《我們》每集都會以一則新聞報道作為開頭，緊接着轉入網友對這則新聞的留言反饋，並從留言的文字中慢慢拼湊出劇名—《我們與惡的距離》。他想藉着這種方式提醒，媒體用什麼樣的方式做報道，對大眾有很大影響。「你起了什麼標題，我看到後就會這樣想；你用什麼角度呈現內容，我就會這樣判斷；你選擇帶風向，我就會被帶着走，這就是事實。你不能期待所有觀眾都有思辨能力去比報、去看很多不同的訊息作出自己的判斷，大家沒有那麼多時間做這件事。」林君陽說。在大眾獲取資訊及判斷都不免被新聞媒體影響的同時，媒體又是用什麼態度與方式面對如此重責大任？媒體確實給到民眾「知的權利」了嗎？

請繼續閱讀：【我們與惡的距離 ‧ 三】媒體自甘墮落還是我們選擇墮落？

上文節錄自第162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14日）《《我們與惡的距離》引發思考如何從理解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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