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壓力．二】教育界成修羅場　教師工作瑣碎無盡頭

自東華三院李東海小學女教師自殺事件後，網上不少回應都直指教師薪高糧準，工作清閒，是絕世好工，質疑教師受不住壓力是抗壓力太低，或受情緒病影響。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近年學校成了外人難以了解的修羅場。「不能承受熱度的，我很抱歉地說，他們需要離開這個廚房……如果有人不喜歡這個遊戲，又或者覺得手中的茶（教改）不是他想要的，便需要離開這個『廚房』。」─作為推手的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在2000年推動教改時對傳媒如是說。這次，讓我們步進「廚房」，感受廚房裏的「熱度」，一同捧起那杯「茶」，看看「廚子」沒有離開「廚房」而選擇死在「廚房」的原因。（此為老師壓力系列之二）

隨著教育制度近十年頻頻變奏，教師面對著愈來愈多的工作要求。如果你是一個老師，千禧年始入行，你會知道早幾年社會開始提倡線上學習（E-learning），你下了班改完簿。還得捧書夜讀，學習將朱自清《背影》中父子離別之情制成簡報。花了一個晚上，從網上找來橘子、車站與黑布馬褂的照片，結果學生看完還是覺得你的動畫特效沉悶了點──過了幾年，上司又說，線上學習已經老土了，現在「學習要走出教室」，你化身導遊，背熟了北京的景點，故宮有幾多座宮殿，第幾年打進《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到了假期年年都要帶學生鴨仔團到外地交流。

許多時不保守的人都不會去教書的。老師出了名乖，保守，不出聲。

直到近年爆發學生自殺潮，上司說，不好了，為了令家長安心和下年的收生人數，我們今年要回應「快樂學習」（Happy school）的潮流，同事攪盡腦汁把畢氏定理與元素周期表變成精彩的歌舞表演，你在中文課上也不得不雜耍上身，學生笑是笑了，但同事向你抱怨到了考試，學生照樣忘記「銪」之後是什麼。這時，校長把你叫進校長室，問你為什麼這次的期末考，學生的中文成績又退步了，問你對今年公開試學生的成績有多少拿握。

你說不出話來，當初的春風化雨，桃李滿門成了美麗卻空泛的詞語，你忙於應對不同的教育法，校長常常叫你進房，又查簿和監堂。你發現不止學生受苦，你亦苦不堪言。為什麼社會既要求學生快樂，卻又連他們考少一分都斤斤計較？

行業風氣保守　教師鮮談權益

以上是許多老師投身教育界之後步步走來的心路歷程。

田方澤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的副會長，在中學擔任通識老師已經八年。教協設有一條關心教師專線，上世紀九十年代熱線剛開通的時候，一年約有百多宗求助個案，然而，近年教師自殺人數雖不斷上升，熱線個案數字卻下降至單位數，一年也收不到十個電話。

「可能是近年外面已經有許多輔導機制，於是熱線就少了人打來，而且香港打工仔的確很少會公開批評他們的職場環境。香港教育界又特別保守─不保守的人都不會去教書的。老師出了名乖，保守，不出聲。我以前試過為記者找一些合約教師談談合約教師的問題，就算講明不出名不出樣，加上變聲，都沒有人願意去做訪問─老師就是這樣的工種。」他苦笑。

在八年的教書生涯中，田方澤自言最辛苦是頭幾年，既要準備教義，又要去策劃課程。他試過去聽曾繁光醫生做主講的處理壓力講座，「但真心的，你別叫我去聽這些講座，我就沒壓力─現在老師面對最大的壓力其實在於我們的工作量，就算現在在學校設立一個駐校負責老師情緒的輔導崗位，我想同事也未必會去求助，大家都寧願早點下班，早點睡或是陪陪家人。」田方澤嘆說。

雜務瑣事繁多　教師不止教書

那麼，到底一個老師的一天是什樣呢？假設你並不是學校的中層管理人員，而只是一名普通教師的話，早上八時前就要回到學校，準備當天的課，到早會完了，又是上課時間，老師一天一般有五至六個節課，變相只剩兩堂空堂時間處理雜務。「雜務有很多，一時要籌備活動，學生有事又要致電家長，提前備課，處理文書工作……碰上當值周，連那兩堂都要巡樓，你可能要把一切擠到小息或午膳時間去做。其他不說，就算簡單如收回條，收錢、找錢都可能會花上好多的時間。」田方澤說道。

真的，別覺得老師一天就只有備課、上堂、下課。他說到了小息，可能要找一些學生個別交流，上課又不一定準時落堂，遲了落堂，又少了幾分鐘，「到了午膳時間飯都未食，就要去追學生補默補測，東西沒完沒了，一天到晚壓在身上。到了放學，你又會有活動小組要顧，可能有學生找你談天，問你問題，一談就都五點了。放工？當然不是，五點過後，才是開始，你才可以坐回教員室改簿，準備教具。有同事返七點，之後做到七點，回到家就可以休息？吃完晚飯，之後又是改簿。」一旦遇上考試，老師便得加班出卷，考完試又是一輪入分，之後是校長查簿與監堂。

「時間表就是這樣被瑣碎的東西填滿，許多時到了星期六，老師還是要回到學校，有時是家教會開會，有時是學生賣旗日，活動小組什麼的─之後與校長一個月開一次月會，科主任要求開一周一次的周會，如果你是行政人員，若干星期又要開一次會。」細數起來，老師的工作雖然看似瑣碎如沙石，而堆起來卻是一塊巨石，叫人人做到一臉死灰。

學校企業化  優質教育變優質管理

在教育改革之後，學校的企業化傾向愈來愈明顯，政府與辦學團體以「優質管理」取代「優質教育」，局方精簡了中央教育與學校行政架構，不停量化教育，設定不同的指標，把管理學的手段引進學校。

結果學校就成了一所商業機構，校長作為機構的掌權人為怕被殺校縮班，目光時常都不得不放在收生人數與公開試成績之上，同時，教育局為了評估推行校本管理後的學校與教師表現，又制訂了一套表現指標及自評工具，以「管理與組織」、「學與教」、「校風及學生支援」與「學生表現」四個範疇，進一步列舉出不同的評分標準，以評估學校表現與教師質素。

做教育很難有確切的績效，有些老師教書雖做不到一百分，卻願意花許多時間去關懷學生，並和他們一起成長，這些表現卻很難在報告裏記錄下來─一些你們覺得很春風化雨的故事是沒法寫進去的，相反最容易被量化的是什麼呢？就是你總共看了幾多個個案、個案是什麼種類，是特殊需要學生還是有家庭問題的學生……

以輕生女教師所屬的李東海小學為例，該校教師每年需要接受共20項校方評估，當中包括「勤勉」、「幹勁」、「工作產量」、「擔任課外活動的樂意程度」、「提供建設性建議的能力」、「判斷能力」、「在壓力下表現的能力」、「對學生關懷」及「與家長的聯繫」等各種標準。這種KPI（關鍵績效指標）評估方法，過往套用在財政與行政事務之上，為數據化管理的工具，以作為量化與質化某時期表現的指標，如今被生套在教育圈裏，被視作管理的手段。

田方澤認為，教育的好壞很難以此方式評估，「做教育很難有確切的績效，有些老師教書雖做不到一百分，卻願意花許多時間去關懷學生，並和他們一起成長，這些表現卻很難在報告裏記錄下來─一些你們覺得很春風化雨的故事是沒法寫進去的，相反最容易被量化的是什麼呢？就是你總共看了幾多個個案、個案是什麼種類，是特殊需要學生還是有家庭問題的學生……」他感嘆。

只要為了學生 什麼都得去做

1991年，政府引用《學校管理新措施報告書》，書中套用了美、澳等地高效能學校的優點，期望將學校由「外控管理」轉變成「校本管理」。然而，推行校本管理之後，學校雖因「學校管理新措施」（SMI，School Management Initiative）得以有更大的彈性使用政府投放的教育資源，表面上更傾向民主，權力下放，然而，其實校本管理是政府商管文化的延伸，教育局與學校的關係由「夥伴角色」變成「監察角色」。校內教師亦因而需要完成大量的文書報告工作，當中涉及年度報告、中期報告與周年檢討等多份文件，大大加重了老師的工作量。

「這幾年，教協一直和政府交涉，希望政府可以開位，增加老師人手，但政府給我的感覺就是，按政府開支而言，教育已經佔好大百分比。如果以跟香港同樣發達水平的國家來說，他們的教育開支佔國家GDP 5%，而我們到了今日才有4.1%，當中有許多其實也只是短期性的一次過撥款，如果要和同樣發達水平的國家相比，香港教育資源根本就十分落後。」田方澤說道。

為師之難，不能盡數，請看下集，或回顧老師的心底話：【老師壓力．三】香港教育缺辦學理念　陳葒：校長不一定是壞人

上文節錄自第158期《香港01》周報（2019年4月15日）《教育走上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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