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專訪．足本｜香港由亂到治到由治及興　李家超如何又破又立？

行政長官李家超接受香港01專訪，暢談在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轉型過程當中，將會如何帶領社會又「破」又「立」。

在專訪中，有別於港府昔日的「積極不干預」，李家超八度提及「政府責任」、十度談及「整體利益」，不斷強調世界在變，所以政府治理理念也要轉變，必須幫助市民和企業適應各種變化，才能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至於中央罕有要求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破解社會經濟深層次矛盾」，李家超回應指「這永遠都是一個提醒」， 好讓特區政府抱持必須不斷改善施政的態度和認知；但他認為香港應該穩中求變而非翻天巨變，也沒有直接指出香港需要破除什麼藩籬、破解哪些矛盾，因為他主張求同存異解決問題，而非激化矛盾糾纏問題。李家超重申，他絕非迴避問題，例如從他在《施政報告》提出政府「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推出較為明確的「產業政策」，全都可見政府正在建立「主動有為」的治理作風，以便發展多元產業或照顧弱勢利益時不再受限，也不會被動等待中央給予香港優待。

除此之外，在基層「居住正義」和市民「置業需求」之間，李家超將如何選擇？對於行政主導的強化，以及既定程序的簡化，他將如何平衡？既然「一國兩制50年不變」是哲學概念，他又怎樣理解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變與不變，以及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中國式現代化」的關係？中國共產黨提出以「人民監督政府」和「自我革命」以避免執政治亂興衰的歷史週期循環，他會否帶領特區政府和治港群體借鑑有關經驗，做好「港人治港」？在防疫措施上，他如何回應社會對於政府存在「雙重標準」的質疑？經歷有近萬人病逝的第五波疫情，他又認為香港市民和特區政府需要吸取什麼教訓？以下是香港01專訪特首李家超的文字實錄。

中央罕提「破除藩籬」和「破解矛盾」？
提醒特區政府施政永遠都有改善空間

香港01：特首你好。歡迎你專程來到香港01，接受我們專訪。你在上月中發表《施政報告》後，隨著一些防控措施的開放和國際盛事的舉辦，香港已經逐漸恢復正常，我們也期待你會繼續帶領香港作出更多改變、翻開更新篇章。到底應該怎樣「變」、又有多「新」，視乎你會怎樣「破」、又會怎樣「立」，就要從《施政報告》談起。你提出「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這個施政主題，是否在某程度上反映，你也認為「市民不夠幸福」、「香港不夠發展」，所以想帶來「有幸福」、「有發展」的改變？

李家超：我是一個相信「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人。例如我去學習歷史，我可以學到一些歷史知識，但歷史知識是沒有限制的。我希望能夠在不同的階段，將事情做到最好，我也希望能夠盡量為香港爭取更多發展、為市民謀取多些幸福，希望每一天都可以變得更好。所以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會以此推進每一個階段的工作。

香港01：「改變」也是中央對於「特區治理」的主旋律，最顯著的是在近年對港政策和重要講話當中，出現一些很罕見的字句，例如「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和「破解社會經濟深層次矛盾」；尤其是後面這兩個「破」，可以看到需要「變」的力度相當大。中央這些說話對香港來說，既可以是「正面鼓勵」，也可以是「嚴厲提醒」，你作為特區首長，怎樣理解？

李家超：這些話永遠都很有幫助。無論是個人或者政府的施政，永遠都有改善的空間。政府的存在就是幫助市民解決問題，在解決問題的時候，會有一些很難的問題，也會有一些相對不太難的問題，而這些話永遠都會是一個提醒，好讓我們在解決問題的時候，能夠抱著這種態度和認知，在我的施政如是。

香港現在處於「由治及興」的階段，有些事情會面對較大改變，在改變過程，我盡量希望能夠用穩妥的方法。你看到在習主席（國家主席、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給香港的「四個希望」當中，也是希望能夠保護香港的「和諧穩定」。也就是說，在改變的期間，是很穩妥的，儘管會經歷不同事情，但整體而言是能夠接受的、可以邁向更好的。

一些比較難的問題，譬如累積下來的土地房屋問題，大家都認同問題之大，所以我就在《施政報告》花了很多篇幅討論。起碼在現階段，在優次方面，我已經定了應該怎樣處理——公營房屋就是我認為現階段最優先需要處理的，因為有劏房問題；我也真真正正希望能夠改變土地房屋的短缺來滿足我們很基本的住屋方面的需求，肯定就會比較幸福一些，整體也會認為這是比較好一些的社會環境。這些都會逐步逐步、不停地去改善，所以這次《施政報告》也提出一些比較破格的措施，例如「簡約公屋」，這是全新概念，儘管社會有不同意見，但我只有一個目的，要讓很想上樓的人，可以儘快上樓。

這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唯一手法，正如我在所《施政報告》強調，要用多元手段，不是單一手段，所以要優先處理公營房屋的供應，之後應該建立土地儲備，有了土地儲備等於讓我們「重奪主導權」。好比現在有一個家庭，父母希望子女讀書可以讀得好，同樣也希望培育他們發展幸福，例如兒子對音樂有興趣就培育音樂、對畫畫有興趣就培育畫畫，那就需要有足夠的錢才能夠應付他的這些學習，但如果我的銀行戶口連這些錢都沒有，我就很難做到這些事情了，也就沒有主導權了。當我們建立了土地儲備，我們就重奪了主導權，我就可以做產業發展，譬如在文化方面就可以把香港打造成為中西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譬如可以推動創科產業發展，就能掌握主導權了。

粉嶺高球場收地建屋面對阻力？
不將矛盾提升，尊重上屆決定

香港01：我們也看到，你在《施政報告》當中，有些穩重求變，也有些破格求變，這些變化都會觸及到不同層次的「利益固化藩籬」和「深層次矛盾」。我們同時也看到，在土地房屋方面有很多大動作，但就缺少了一樣社會比較關注的土地問題，就是粉嶺高球場的收地建屋爭議，目前尚未有最高層級的政府官員就此表態，所以也想了解一下你的看法，畢竟社會爭議不小；與此同時我們也想知道，當面對高球場的問題，你認為當中存在哪些「利益固化藩籬」，又可能會涉及什麼「深層次矛盾」，應該怎樣去處理？

李家超：社會有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但我很多時候並不希望將矛盾提升，因為我們是需要解決矛盾、解決分歧。縱然我們知道社會在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的施政理念當中，是盡量求同存異，希望能夠拿到最大的公約數去解決問題。

香港也經常有個被人詬病的地方，就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所以，無論這個決定是這一屆政府做也好，是上一屆政府做也好，如果是經過正常的程序，包括有討論、有諮詢，再作出經過全面考慮的決定，而且沒有和我的施政理念有所違背，我覺得我們也是應該尊重這個決定。況且這個決定已經進入程序，我們就應該按照程序去處理。

香港01：我們也期望，事情能夠沿著這個程序，儘快有個決定，讓政府能夠更加好地彰顯你所說的「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編按：作為倡議型媒體，香港01自2018年提倡「政府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我們所理解的「土地供應主導權」，是指政府對於土地的供求、使用、規劃和監督等方面擁有決定權力，有必要時能夠透過行政引導、制度建設、市場規範等等手段促進公共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說，並不侷限於土地儲備。）

李家超：但這個（粉嶺高球場）跟我們「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是兩回事，土地供應主導權是我們希望能夠建立土地儲備，如上述例子，是當我希望能夠推動某些方面的產業發展，或者照顧某方面利益的時候，我就不需要因為我根本就沒有土地而受到限制。

香港01：剛才提到的「政府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我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立」，相對於「破」而言，它不只是「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的第一步，也絕對是「破解深層次矛盾」的基本步。你破天荒提出這個說法，在某程度上是否承認，香港一直以來土地資源分配之所以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情況，是源自港府曾經失去這種主導權？

李家超：我不去評價你的形容詞，但現在有一個現實，我們都能看到，就是不夠地，需要不斷地造地，這是一個現實。為什麼我們會不夠地？涉及不同的原因，雖然每屆政府都很努力處理土地房屋問題，但我們的確曾經有一段時間，是沒有怎麼造地的，也就是你的銀行裏面沒有什麼錢，現在我們需要發展、需要銀行裏面有錢，我們就要追上，讓我們的儲備裏面，能夠擁有土地，用這樣的方式「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

如何平衡「居住正義」和「置業需求」？
提供足夠房屋資源，讓市民擁有選擇權

香港01：我們也看到你在《施政報告》當中，很想幫助市民完成他們的置業夢。我記得你提過，自己當年也是買了一層，當收入改善，再買另一層，而你也認為政府有責任幫助市民實現「置業夢」；但香港社會是存在這樣一種矛盾，是「有樓者」和「無樓者」的矛盾——「有樓者」希望房屋供應受限、樓價節節上升，「無樓者」希望供應大幅增加、價格平穩回落，而無論有樓無樓，大家都相信「置業等同致富」和「香港樓市永不倒」。你如此希望幫助市民完成置業夢想，但香港目前至少有20多萬人居於非常不適切的劏房、根本無法享有「居住正義」，在土地資源如此緊拙的情況下，政府所應該優先保障的，是有能力的市民的「置業權」，還是沒有能力的基層的「居住權」？

李家超：你剛才說的一些思想哲學，或者一些道理，我就不去一一分析了，也不去評價是否認同。但我認為，政府有責任盡量幫助那些想置業的人去置業，這個責任體現在哪裏？就是提供足夠的土地和房屋給他們，讓他們去考慮；第二是要有透明度，因為樓價會有波幅，對每個人的影響都不同，我並不是要取代他們來做這個決定，而是把所有的資料都盡量放在他面前，讓他作出置業與否的決定，這個就是政府的責任。在我們整個政策當中，就要提供足夠的土地和房屋，讓市民有這個選擇權，讓他有足夠的資訊可以去判斷，到底什麼時候置業，是現在置業，還是將來考慮自身能力，希望市民能夠綜合考慮，這個就是政府的責任。

每個政府的房屋政策都不一樣，這是一個現實。這個現實是基於什麼？是這麼多年的變化，因為我們做任何的施政，必須要貼地，貼地就是要明白這個過程、現在處於什麼階段，包括市民的成長，或者在香港生活了這麼長時間，他認為土地房屋是怎麼一回事。每個地方在這方面的認知和共識都不一樣，如果要照抄某個地方的房屋政策，我就覺得未必適合，因為市民的認知和需求不一樣。

如果要將所有在基礎方面的東西都拿走，整個架構可能就會不穩妥。我們是求改善，我的施政理念叫做改進，我們不是要革命，因為我覺得香港整體發展很不錯，當然有一些問題出現了，那我們就去改善，但不代表我們是一個充滿難以接受的問題的香港。你看我們的經濟發展，雖然有更加大的發展空間，但我們的人均生產總值，計算起來的話，當然每年排名都不一樣，是在第10-20之間徘徊，也就是說相對世界這麼多國家而言，我們的生活水平是不錯的，當然裏面是有問題的，我們的財富分配是有一個過程需要處理，但我們也需要跳開，客觀地看看自己，就像我經常說，我們的DNA到底是什麼？是不錯的，不過仍有很多地方需要強身健體，讓自己更加健康，這樣去處理所有問題。

針對土地房屋的問題，私人置業的話，我要尊重他自己個人的看法。在我的年代，置業不是首位，當時社會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對於我，希望能夠將我出生的最大價值發揮出來，例如我出世，如果老天認為我的價值是50分，我就做到50分；老天認為我的能力是70分，我就做到70分；如果老天給我80分，我能夠做到90分當然是最好的，這是我個人的人生觀。但今天人們的人生觀並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但政府需要提供充足的空氣、土壤、資源，讓市民作出選擇，這個就是政府的責任。當然，你說得對，每個人對房屋的需求不一樣，有些是居住的需要，有些是投資的需要，有些是生意的需要，個個都不同；政府的角色是什麼？第一，要有秩序化；第二，要有充足的供應；第三，要有充足的透明度，讓市民自己作出決定。

「資本權力泛化」導致市民「被剝削」？
資本主義也有制約，不願樓價太大波幅

香港01：你剛才提到「香港發展得挺不錯的」，但從另一方面看，有些人認為，這種發展得挺不錯，正正就是目前高樓價的根源。有些人的說法是，香港有著「高地價政策」，我們不認同這個說法，但我們必須承認，香港確實存在「高地價結果」，但公道點說這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很多經濟發展得挺不錯的地方，都會存在——因為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賣地收入作為重要財政來源，而且只要樓市暢旺，商家賺得到，經濟指標就會很好，沒有辦法，政府會在某程度上容許「資本權力泛化」，也無可避免地「犧牲市民居住權益」；明白特首你不希望沿用「乜乜勾結」的論述，我們跳出這些指控，你能否透過剛才的分析，理解普羅大眾為何產生「被剝削感」、或者「不公平感」？

李家超：我相信，問題總是會出現的，但我們未必需要給出一些負面的標籤，反正是要勇於面對問題，去嘗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最重要的，求同存異也是很重要的。每個人做某些事情，一定會從某些利益出發，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資本社會當中的元素，但是，不代表不去制約，因為資本主義當中也有制約，所以才會有政府的存在，有法律的存在，有法庭的存在，大家是這樣制衡的，社會才可以取得平衡點。

從政府的角度來講，我同意的，現在的樓價很高，因為一般人打工要儲蓄很久才會有首期才能供款，但在政府的角度，也不希望樓價出現很大波幅，因為越大波幅就會失去預算，就像我經常說，面對任何事情，一定會有一個不確定因素，我們處理事情，一定要拿到一個安全系數，這個安全系數要足以去面對那個不確定因素的變化，這樣的話，大家都可以穩妥、向前進行，這樣就可以形成一種確定性，就是要在不確定當中如何找到一種確定性，這個就是我的施政理念。房屋問題如是，我不希望有很大波幅，「斷崖式」或者「穿透屋頂」那樣大的波幅，不論上落我們都不希望，而希望是穩妥的。穩妥有什麼好處呢？大家就會更加有確定性，政府就是有這樣的責任。

除此之外，我希望能夠多元發展香港，就像你說，香港其中一個深層次矛盾，就是我們的產業發展較為集中於某幾個、固有產業就是固有產業，沒有新產業。這個也是我在《施政報告》當中，比較破格的地方就在於，我開始有「產業政策」了，產業政策是否很成熟？肯定是在過程當中不斷改善的，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我在《施政報告》明確提出，我會有一個辦公室（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專門針對一些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有策略性代表性示範作用的產業，給予優惠政策，包括它所需要來香港發展又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的方案。你如果不這麼做，就只會被整個世界淘汰，因為其他人都這麼做了。

我們要發展，為了整體利益好，必然需要有產業政策，而產業政策不斷改善，也必然是我的務實立場。有了產業政策，是否我的整體發展就能夠更加平衡呢？我向高端發展，高端發展會帶來什麼？大家的收入會更好，就業方面可能會有一些轉變，社會每天都在變，如果不變就只會被社會淘汰，但我們要幫助市民變，包含在產業當中，這個也是政府責任——我們的教育制度需要有這樣的考慮，特別是基礎教育，我們需要幫助不同的年輕人提升競爭力；當下一些有一定年紀的勞工，我們要幫助他們再培訓。這些目的是什麼？是想讓每一個人能夠有公平的機會，盡量分享社會的整體利益。

再者，推出產業政策，以及一系列主動有為的做事作風，是我希望整個政府都能夠做到的。這樣整體利益才能做大，我相信經濟或者發展不是「零和遊戲」，一定要這個餅要越做越大，我不去理會人家的餅能做到多少，但我會全心全意將我們香港的餅做到最大。其實機遇是很大的，我們不只是自己競爭，還有國家的幫助，《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一帶一路，這些全部都是機遇，而且就在眼前，關鍵是你要怎樣去爭取。當然，每一屆政府都在爭取，但我自己會希望，能夠主動一些，不只是國家給我什麼政策，我希望能在國家政策之下追求更多，所以我在《施政報告》也提到，會成立一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希望能夠集結整個政府的力量，有三個副組長即三個司長（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幫我，目的是什麼？整合整個政府的力量，兼且凝聚社會的共識，這是讓整個政府得益的。

我看不到我們有任何分歧，會導致我們不往一致性的方向前進。在這方面是相對容易的，就像我們剛剛成功舉辦的金融投資論壇，外國投資者也很希望香港——第一，能夠發展；第二，可以通過香港進入內地市場。既然我們有如此明確的機會，讓政府提供土壤和空氣，我就盡量去提供，這個就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最容易得到回報的方法。

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
產業政府建立政府主動作為新作風

香港01：你在《施政報告》當中很強調政府的角色，強調如何去主導或者幫助市民和企業做些什麼——這是一個相當明顯的轉變，也符合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說的「政府治理理念要改變」。不過剛才提到很多產業發展，它有一個相當緊要的前提，需要有地，才能夠發展。正如你所說政府會重奪土地供應主導權，我們也樂見你在《施政報告》當中對棕地發展可能有大突破，我們更加期望，你能夠更加積極、更加大膽地處理丁權問題、行使《收回土地條例》；請問，我們的這些期望，是否也符合你的期望？如果是，未來會有什麼招數，或者會怎樣繼續透過政策和法律，去彰顯這個土地供應主導權？

李家超：丁權我想我們需要按照《基本法》、按照法律框架去做，因為《基本法》已經寫了整體香港應該如何發展，我們會按照這方面去做。你說使用《收回土地條例》，有需要的話我們一定會用的，因為在發展當中，如果我們認為有需要，無論哪一屆政府都是會用的，所以在這方面，不需要質疑政府的立場。問題是，權有，但什麼時候用、適不適合用？當然要由當屆政府作出決定。但我覺得，在很多方法裏面，也就是我的工具箱裏面有很多工具，不要單一聚焦在某些工具上，因為我不是為了要行使這個工具而去使用這項權力；我行使任何工具，都是以最大得益的整體考慮當中，去討論用甲乙丙、還是丁、還是戊，這樣行使權力，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香港01：你指的最大得益，是說政府的收入，商界的盈利，還是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

李家超：當然是整體利益。每一件事情當中，整體利益一定是最重要的，政府施政永遠都是平衡的，如果只是單一的利益，會出現很大問題。在我40多年的公務生涯當中，沒有一個方案或決定是沒有缺點的，或者沒有代價，或者沒有不好的地方，都是有利有弊的。施政也不是純數學，不是說我算過，這個有70%好處、30%壞處，另一個就是25%壞處、75%好處，如果是如此簡單的純數學，就容易了，數學家就可以做政府政策了。

政府在決定做某件事情的時候，要平衡、定優次、找方法、等時機，這些都是綜合考慮，但是整體利益最重要，香港700多萬人，每個人的利益都不一樣，我們不會照顧單一的利益，但在某些時候某個利益會比較重要，比如醫療，在我的《施政報告》當中提到，我們的人手是短缺的，而我們醫療政策最主要的是什麼？是整體市民的健康，特別是需要公營醫療的市民的健康，這樣是否需要有優次考慮？當然要有，如果一刀切，就不需要有人去作出這些施政的決定。當然，我們要集思廣益、多聽意見，你看我在《施政報告》當中，你說《施政報告》有難處，也有易處，容易的地方是什麼？就是給我很多意見，很多意見都很有道理很有智慧，我是深信智慧在民間、智慧在業界，譬如傳媒，如何才能讓行業做得最好，當然是你們最清楚，但我作為政府，我既幫你，我也有些機制和限制，為了整體利益應該怎麼做，你會告訴我你的行業如何發展才會最好，我當然會很重視這個意見，相對於一個未必很認識這個問題的意見，兩者的重視程度不一，你説的和他說的，肯定是有分歧，所以施政就要在不同情況當中做一個決定。

香港01：關鍵在於政府角色。比如剛才提到很多產業政策，但過去社會較少談及，我們從以往的採訪當中大概可以歸納坊間對於產業政策大概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認為「產業政策」等同「政府干預」，那就有違「自由經濟」原則；第二種就認為，香港資源有限，應該集中資源、維持傳統產業，而非浪費資源，發展新興產業，因為我們「拍馬都追不上」；第三種是認為發展新興產業，就要「產業升級」，但產業升級將會導致很多「低端服務人口」被淘汰，香港無法承受。我們看到你在《施政報告》提出比較明確的產業政策的方向，也想了解一下，你是否也認為我剛才所說的坊間對於政府和市場之間關係的觀念，有需要進行一些更新？如果是，你會怎樣幫助大家解放這種思想？

李家超：任何極端主義，我都不認為是適合的。我們中國人的智慧說「無過無不及」，就是最好的。何謂「無過無不及」，當然涉及個人判斷或者綜合判斷，但任何極端化都只是考慮單方利益，而政府施政是要考慮整體利益的，所以將問題極端化，其實也是在簡單化問題，如果問題是如此簡單，那就可以交給電腦來做所有決定。

我們也知道，社會問題是複雜的，我們除了理性處理問題，也需要感性處理問題，因為我們不是在處理死物，是在處理活生生的人，700多萬市民，每個人都是有感情、有自己的價值觀的，我們不是要將所有人一體化、單一化、簡單化，這也是施政複雜性的原因所在，所以我不認同任何極端主義，但我主張的務實主義，就是希望找到最大公約數，令整體社會利益覺得——雖然這次我的得益比較少一些，但我也明白這對整體而言是最好的——這也是我的施政當中，或者我認為應該朝著這個方向去做的。當然，某些少數或者弱勢社群的利益，是要特別照顧的，因為他們本身沒有人幫，政府需要照顧他們的基本需要，所以要考慮整體利益、不考慮單一利益、不考慮極端利益，綜合考慮。

強化「行政主導」體制意義非凡？
三權分立不是香港的憲制秩序

香港01：你剛才提到務實主義，要成功實踐的前提就是，政府需要有權，要有執行力，要提升治理能力，這就會牽涉另一種「破」和另一個「立」，就是在《中共二十大報告》當中，中央明確提出要求香港必須「堅持行政主導體制」。這同樣是很罕見的，所以也想請問，你認為中央為何需要強調香港必須「行政主導體制」的重要？除了釐清坊間某些人所謂的「三權分立」政治體制的那種認知之外，對於香港權力結構的重新劃分，以及你剛才提到，政府對於公平正義的社會責任的權責問題，有否特定意義？

李家超：香港確實有一個階段，某些人對於《基本法》的詮釋，並非《基本法》的正確詮釋；當我們真真正正全面貫徹落實《基本法》，其中一樣最重要的原則就是正確認識《基本法》——《基本法》的設計就是「行政主導」，《基本法》表明特首除了是行政方面的首長，也是整個特區的首長；行政長官是唯一一個需要向特區以及中央負責的，也就是說，中央是經過行政長官來治理香港的——這就是《基本法》的憲制秩序。有人利用「兩制」對抗「一國」，肯定是錯誤認識《基本法》；有人故意主張「三權分立」，這不是我們的憲制秩序，但的確有一種力量將它演繹成這樣。那是否需要糾正？這個過程也就需要完善，因為以前曾經有這樣的傾向，某些體制是否不是很純正地走，或者不配合行政主導？是有的。所以我們需要正確理解《基本法》，首先不要有抗拒性，其次在大家全面溝通、全面理解之下，去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統一和銜接。

香港01：落實「行政主導」，有些事情就需要特區政府帶頭做起。但最近發生了一件事，讓大家對於政府行使行政主導權，產生一些質疑，就是「免針紙司法覆核風波」——它或多或少都讓人覺得，政府對自身本身可以行使的行政權力，並不是真的很清楚，好像要在經官司後才去亡羊補牢。你認為這個問題的原因出在哪裡？

李家超：我覺得你們錯誤判斷了這件事。正確的判斷是什麼？政府做任何事情，一定會依法行事，依法行事的意思就是，我們按照法律、對於法律有個詮釋；當對法律詮釋有質疑的時候，我們會徵詢我們律政司的意見；律政司給了意見之後，說你可以如此行使權力，我們就會這樣做；到法庭有司法覆核訴訟，法庭最後作出判斷，即使它的看法和我們原本的看法不一樣，我們仍然會遵從法庭判決。這是時有發生的，你不要忘記。

我們正正就是按照法治精神。很多時候，不同的法律專家，對法律和詮釋和觀點，都不一樣。法律有個好處是什麼？它有一個法律規則，簡單來說，法庭的判決，是否一定正確？如果是的話，怎麼會有上訴庭？當上訴庭會推翻下級法庭的判決，這是否代表他們不依法？是否違反法治？不是！我們更加因為有這樣健全的法治制度，才會按照法庭的判決去做。我覺得整個判斷把它歪曲了，走向另外一個方面；當然有這樣的看法我是理解的，我們當然每次就要更加謹慎、更加了解我們的法律觀點是否很牢固。法律觀點出現爭議是時有發生的，有時初審，政府贏，到了上訴，政府輸，到了終審，又是另外一個判決，這是時有發生的，這個就是法治精神。但政府必然依法行事，正正符合這個要求。我希望大家提醒自己，香港其實經過了20多年，我們在這方面的經歷是什麼。

香港01：社會之所以有這類聲音，也是希望政府可以更加好地行使行政主導權，（同意。）那就可以在治理能力方面有所提升。（絕對同意。）正如你之前也說過，政府內部有很多既定程序，這些既定程序甚至可能已經被視之為「程序障礙」，甚至用一個比較不好的形容詞，就是「程序霸權」，大家也是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好一些、做得快一些；但與此同時，另一方面也會擔心，如果行政主導太過強化，可能會變成了「行政霸道」，也誠如你剛才所說，社會希望政府能夠更好地拿捏、更好地建立行政主導權。

李家超：我想先說說，每逢這些，太過負面的標籤，都是不好的，因為我覺得社會應該有一個健康發展的共識，如果將不同意的東西極端化、負面化、醜化，那是不健康的。有不同意見是很正常的，也是我們多年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求同存異、包容、換位思考、體諒對方、共同解決問題；不要極端化、敵對化。我希望我可以帶領整個香港凝聚這種意識，因為這是一種建設的意識，不表示我們逃避問題，反而更加要解決問題，但不能因為我們有問題的差異我們就要成為敵人，這是很重要的。

辯證理解香港特色資本主義變與不變？
香港不能故步自封，孤島不能生存

香港01：你剛才提到的求同存異、不要極端化、解決問題、包容，這幾樣東西正正也是「一國兩制」的精華。正好在《中共二十大報告》當中就有提到，要完善「一國兩制」制度。我們也想了解，除了港澳工作的論述部份，你本身是怎樣理解「一國兩制」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中國式現代化」的關係？

李家超：第一，因為「一國」和「兩制」的關係，國家發展好，國家成為現代化強國，對於香港當然是好的。等於你的家庭，爸爸強身健體，沒有理由會對家庭不好，而我作為成員，當爸爸身體好，也會更有能力把子女照顧得更好一些，所以我非常支持和感謝二十大的精神，我們要建立現代化的強國；第二，我作為仔女，希望家庭好，我也希望能夠貢獻。在我們的年代，就會講究要如何孝順父母，可能現在的方法不一樣，我們作為「一國兩制」之下一個中國的特區，要有貢獻；在貢獻當中，也會得益。這是共贏、多贏的事情，我們要多做、多想。至於香港如何貢獻國家，或者如何從中獲得最大得益？很明顯的，我們既是參與者，也是貢獻者，更是見證者。見證的期間應該怎樣？要想能夠如何貢獻，如何能夠讓香港整體利益達到最好，任何一屆特區政府都贏如此。

香港01：在參與和貢獻的過程當中，可能無可避免會出現一些變化，這些變化可能觸及我們這個「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根基，也有些人認為，這些變化，例如打破以前那種「畫地為牢」的區隔心態，能夠促進我們「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進步。你怎麼看這些「變」和「不變」，或者「不變」和「變」之間的拉鋸？

李家超：這些說法始終是負面標籤所有事情，我覺得社會應該有種自己解放自己思想的態度，我也希望在整體施政當中，能夠以大同、共同利益為依歸。在香港的立場當中，我們的發展，是不應該侷限於地域性的、地界性的，因為我們整個憲制秩序就是「一國兩制」，那麼我們如何能夠在「一國之下」貢獻得益，兩制又如何發揮，你自然不可以故步自封——你用了另外一個形容詞，我不喜歡太過負面化一些事情。我認為，第一，香港不能故步自封，包括和國家，包括和世界，因為這樣就是一個孤島，不可能生存，會被整個世界淘汰；第二，要多些主動性，多些用共贏的態度去思考，中文有個很好的形容，做生意講究共生，不是你生我死，我的施政理念也是，很多都是多贏的方案。

借鑑中共「自我革命」做好「港人治港」？
我們需要自我反省、自我改善、自我挑戰

香港01：《中共二十大報告》之所以如此重要，因為它實際上就是中國共產黨治黨治國的綱領性文件，當中回答了一個非常緊要的問題，如何跳出治亂興衰歷史週期循環。毛澤東曾在1945年的延安「窯洞對」給出第一個答案：「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鬆懈」；是次《中共二十大報告》則提供了第二個答案，就是「自我革命」。香港沒有執政黨，但特區政府同樣面對「治亂興衰」週期挑戰，你認為中國共產黨的那兩個答案，是否值得特區政府和治港者們參考，可以讓我們更加好地做好「港人治港」？

李家超：在我的《施政報告》當中，有110個指標，是公開的，市民能夠看到。當然很感謝市民監督，但更加重要的是自我反省，自我改善，就是剛才所說的，自我挑戰，我們應該每天都挑戰自己的昨天，今天要做得比昨天更好。這個指標是幫助市民看著政府怎麼做，也是我們願意公開去承擔；第二就是我們自我每天挑戰自己，「吾日三省吾身」，這是很重要的，那就等於我開頭所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香港01：很多時候，大家也會覺得，對於中央的一些官話，聽得不是那麼清楚、不是那麼明白。接下來中央宣講團將會來港解讀《中共二十大報告》，想請問，你會怎樣帶領香港社會更好地明白中央說話，如何破除大家對中國共產黨的偏見？

李家超：你會覺得有偏見，而我覺得，每一個人對於任何事物都會有自己的解讀，很多人都有三個理由去做：第一，人的行為有幾樣東西會主宰，他自己的興趣，自己的利益；第二，他對於這個事物的重要性的判斷；第三，就是方法。我覺得三樣都重要，他對於《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中國發展的治理理念，認為有多大的重要性，這個要靠他自己判斷；當然我會提醒他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那是我們國家的發展，必然影響我們香港的發展，我們從中如何貢獻，如何得益，是有切身利益，所以應該自己去認識。另外需要共同了解某些用字的意思，這是我們學習任何東西都應該有的態度，就像我去學歷史，某個朝代的某個用字是有代表性的，這就需要我們自我改善自己的學習。第三，就是凝聚大家希望認識的氣氛，我們會舉辦這方面的研討會、交流會，我會如此推進。

萬人病逝社會政府吸取什麼教訓？
生存要重視人與人之間關愛

香港01：社會期望政府可以加大香港復常的步伐，大家同時也很關注政府的防疫舉措是否有「雙重標準」，例如較早前財政司司長的核算檢測結果，其實是引起一些爭議的，令一部份市民覺得是否政府官員有某些權力，可以復康個案出席。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夠得到市民的充分信任，市民很難配合，你認為政府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加好？

李家超：政府多次提供了資料，在同樣的時候，有400多個市民，他們的情況和財政司司長是一樣的，當然我們可能需要再重複，讓大家知道，（如果早d提供會否好一些），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們每樣事情都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們在這方面，如果大家覺得信息發放的方面，需要做更多，我們當然會努力做；但我做了政府40多年，每一次都會有一些問題出現，每一次當然也會覺得政府應該更多解說，政府永遠解說也是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因為解說的時候，可能這一次是你聽到，他未必聽到，那就需要重複解說，要重複解說到讓700多萬人都知道，當然要借助傳媒的力量。

另外我要說，在防疫政策裏面，每個人的理解不一樣，我在防疫決定當中要定優次，因為我不是不需要考慮疫情的數字，每天新增4000-6000宗確診案例，不是不需要考慮還有死亡個案，特別是一老一幼，不是不需要考慮我們政府醫療體系是否可以應付，不是不需要考慮我們是否有些不確定因素可能隨時引起很多混亂。政府有一籃子因素要考慮，而不是傾向單一界別利益，譬如商界希望我們儘快很多商業活動，當然理解，但同樣也有些人的意見認為我走得太快，我會綜合考慮不同意見，然後作出一個判斷，我的理念是，逐步、有序、穩妥，將所有限制逐步減少。

我講得很清楚，也感覺你們給我這個機會再講一次。在這個過程當中，是否一定要定優次？因為我要有序穩妥逐步，有優次就必定有差異，但我的決定是什麼？我會作一個判斷，就是這個措施是否以最小的代價，換來最大的利益——這就是我在決定的時候，重要參考的一個準則，要讓香港市民都知道，為何這次你只做A不做B，因為如果A和B同做，不確定因素就會增加一倍，甚至不只一倍，那我在穩妥有序的原則之下，我要無數個多少不確定因素，讓安全系數得以保障。我希望市民諒解，希望市民感覺是公平的。

香港01：回望第五波疫情，我也記得你說過，對於在第五波疫情不幸病逝的9000多人，在你眼中，他們絕對不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是是把他們當成「屋企人」一樣感到難過。請問，對於香港市民也好，或者整個特區政府也好，除了解說，除了優次，你覺得大家應該吸取什麼教訓？對於人命的這個價值，究竟應該如何衡量？

李家超：我很難只是給出一個單一的答案，因為你説的很對，人命對於每個人的意義都不一樣，當你是他的家人，和你是一個旁觀者，只是評論一個數字，是兩回事。我作為施政者，我既要理性，也要感性，對每一件事的判斷都不一樣，但是人，當然是重要的，因為我們生存不是為了自己，我們生存是為了價值，其中一樣價值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家庭是我們所有社會元素當中最重要的一環，家庭健康、家庭和諧、家庭溫暖，整個社會才會有希望變得和諧溫暖。

採訪：黃雲娜
攝影：羅國輝、梁鵬威
拍攝：吳雋、楊秉融、葉思雅、麥超億、黃俊傑、王浩雲、王朝滔
剪接：葉思雅、趙錦添
後期美術：賴文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