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大辯論|內地革命和改革給香港的啟示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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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李家超10月16日公布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主題為「齊改革同發展 惠民生建未來」,9章228段3萬餘字。港澳辦次日發表評論文章,認為這份報告40餘次提及改革,貫穿改革精神,展現出特區政府革新求變的決心和魄力,也體現出以民為本的真摯情懷和事不避難的責任擔當。

從內地視角看,今次《施政報告》有三個直觀感受:

其一,報告在宏觀論述上很有內地全會報告的色彩,比如第一部分「改革求變 由治及興」和第二部分「『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強化政府治理體系」,在談到施政理念時強調「以市民為中心」、「以經濟建設為主軸」、「凝聚資源精準扶貧」等。

其二,在改革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也參照內地,比如在改革理念部分提到,「改革過程中,要判斷哪些要由零建立,哪些要動手術撥亂反正,哪些要固本培元」,「改革時要注重系統觀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等的關係」,「不能盲目照抄」、「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具體到方法論,則沿襲內地做法成立了數個委員會和工作組,包括「教育、科技和人才委員會」、「發展低空經濟工作組」、「發展旅遊熱點工作組」、「促進銀髮經濟工作組」。

10月17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到立法會出席《施政報告答問會》,A4聯盟楊永傑發問。(黃浩謙攝)

其三,《施政報告》涵蓋了香港社會的方方面面,包括金融、航運、貿易、創科、醫療、數字經濟、房屋、人才、文化、體育、旅遊、漁農業、勞工、低碳經濟等,從中也可以看出特區政府確實很努力很用心,但通觀整份報告卻很難分清主次先後,哪些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哪些是次要矛盾,報告並沒有理得很清楚。

頂層設計與社會期望值賽跑

特區政府《施政報告》沿襲內地表述和做法無可厚非,李家超在報告中也說改革時「可借鑑其他地方的成功經驗」,不過從毛澤東的革命到鄧小平的改革,再到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內地的改革經驗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因應於現實需求在不斷調試,鄧小平的說法是「摸着石頭過河」。換言之,特區政府沿襲內地的表述和做法之外,更關鍵的是不斷回到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情境中,去理解內地改革的頂層設計是如何不斷與社會期望值賽跑,並一步步成為社會普遍共識進而推動中國崛起的。

在毛澤東時代,為何組織力量遠遠遜色於國民黨的共產黨可以最終贏得內戰勝利並完成建國?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澤東帶領的中國共產黨精準把脈了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毛澤東看來,不解決當時農民關切的問題,革命不可能成功。這樣的對中國社會矛盾的洞察,得益於毛澤東在湖南各地32天的實地考察,後來形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報告認為「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且旗幟鮮明指出「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也為隨後到來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奠定了基礎。

12月26日,各地民眾來到湖南韶山毛澤東廣場,向毛澤東銅像行鞠躬禮、敬獻花籃,紀念毛澤東誕辰123周年。(中新社)

有了廣大農村和農民作為基礎和依靠力量,共產黨不僅在國民黨的「圍剿」中存活下來,面對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也以「小米加步槍」 打贏了這場持久戰。具體到毛澤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歷史關頭,基於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精準把握,創造性地制定和實施符合中國革命特點的戰略策略,最終於遵義會議確定了核心地位。

解放思想凝聚社會共識

到了鄧小平時代,改革開放之所以能在反右運動、大躍進、四清運動、文革十年之後成為改變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呼應了社會大眾的普遍訴求。鄧小平看清了中國社會面臨的嚴峻形勢和存在的主要問題和矛盾,他毅然決然地把中國人民的目光引向經濟建設,引向對美好幸福生活的嚮往和追求,發展才是硬道理,而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做無謂的爭論。他相信,只有暫時放下是非恩怨,靠時間、靠生產發展、靠人民生活的改善,才能醫治國家創痛,撫慰人心,中國才能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避免顛覆性錯誤,也才能一步步與國際社會接軌成長為名副其實的大國。

在改革的過程中,鄧小平率先啟動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召開全國科學大會,在鄧小平看來,不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不進行一場實事求是思想解放大辯論,不抓科學不抓教育,不僅改革開放本身無法推動,四個現代化也沒有希望。經由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全國科學大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社會普遍共識,在文革中被掃入垃圾堆的科學技術也重新確定為第一生產力,中國社會也重新開始凝聚共識團結一致向前看。

1992年,鄧小平南巡。(資料圖片)

為了保證改革積極穩妥推進,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採取了「兩點論」而非單向度,「摸石頭過河」而非「一攬子計劃」的策略,當改革遇到阻力時,鄧小平直接喊話「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誰不改革誰下台」。具體來說,中國必須改變過去的舊政策、舊思路,走一條全面改革開放的新路;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必須在四項基本原則的框架內進行;實踐第一,從問題出發,靠問題推動改革開放。這既是鄧小平改革最終成功的關鍵,也是中國區別於蘇聯命運的關鍵。

再看今天習近平推動的全面深化改革,同樣是基於對社會主要矛盾的研判,十九大報告提出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打破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推動高質量發展,就需要新政策、新思路,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改革的總邏輯並沒有變,那就是「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就此也可以理解,為何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5周年提出「四點希望」,並示意香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因為基於內地的革命和改革經驗,香港回歸25年以來,尤其經歷過2003年七一大遊行、佔中運動、旺角騷亂、修例風波等政治高燒後,香港社會的主要矛盾也已經發生變化,香港不能亂也亂不起,香港的發展不能再耽擱,作為一座全球城市,香港要想避免淪為一座普通城市,就必須排除一切干擾搞改革、謀發展。除此之外,別無他途。

國家主席習近平為李家超及第6屆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監誓,隨後發表重要講話。(聯合採訪/美聯社)

是時候啟動一場改革大辯論

回到特區政府今次的《施政報告》,將改革精神貫穿始終固然是邁出了關鍵一步,但改革能否有效以及可否持續推進下去的關鍵,從來都取決於改革能否精準把握社會主要矛盾進而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識,滿足民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在這個過程中,民心、民意的把握就至關重要。香港應該不會忘記2002年11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在香港考察時說的那段話,除了廣為流傳的「民族罪人」之說,朱鎔基還表達了自己搞經濟的底氣所在——「我因為在中國搞經濟半個世紀多了,50多年了,我對於中國經濟的每一個脈搏的跳動,我都還是聽得出來的。」

聽得出來每一個脈搏的跳動,才能更好的研判民心、民意,才能更好規劃未來。這是香港深化改革的基礎和關鍵,也是內地革命和改革帶給香港的啟示。接下來,香港不妨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的魄力啟動一場關於改革的大討論,釐清楚今天香港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該破的堅決破,該立的堅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