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審視中美關係・三｜超越陷阱　兩國要為歷史負責

鑒於過去數年的中美關係惡化，許多人都對中美關係的走向表示疑慮，擔心新冷戰的來臨。隨着美國政府更替，「謹慎樂觀」的聲音有所增加，但長期來看，中美關係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
當下中美關係處於何種狀態？未來何去何從？決定中美關係的基本現實是什麼？中美兩國政府如何才能超越新冷戰陷阱，為人類提供更多可能性？
在現實和歷史的雙重視野下，《香港01》嘗試以三篇文章解讀中美關係。
本文為第三篇。

觀察最近一段時間北京和拜登（Joe Biden）政府的互動，可以得出中美關係呈現謹慎樂觀的狀態。但從長期來看，中美關係是再也難以回到建交初期的蜜月期，鄧小平當年那句「歸根到底中美關係是要好起來才行」的著名論述恐難以復現。

這是因為時代背景已然發生根本性變化。42年前中美建交和後續發展，有兩個關鍵因素，一個是自毛澤東時代後期以來中美基於共同對抗蘇聯威脅的戰略需要，另一個是鄧小平時代啟動的改革開放在國家發展戰略上與美國有不少重合之處。

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正處於對於反右、文革那個極左時代的反思和反彈階段，整個社會瀰漫着啟蒙自由主義的「八十年代共識」，趨向市場化、多元化、開放、保護公民權利和財產、法治。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與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構成重疊共識。那時的美國政府對華奉行接觸政策，試圖塑造中國的發展方向，將中國納入其主導的國際體系裏，進而讓中國體制漸漸發生改變，直到與美國體制越來越接近。

正是基於這樣的共識以及由此通過交流所產生的經貿依存，在蘇聯解體後，中美依然能維持友好關係。克林頓（Bill Clinton）任內美國政府能與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達成協議，一個重要背景正是試圖通過經濟發展來改變中國體制。只不過與美國期待的不同，中國自始至終都注重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和發展特色，用鄧小平的說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必然在美國的期待產生張力。

小布殊（George W. Bush）上任之初，中美這種張力以及中國所呈現的強勁發展勢頭，一度讓美國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但由於「9・11」事件的發生，美國在反恐方面尋求中國合作，不再將中國視為主要威脅。奧巴馬（Barack Obama）任內隨着中國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益對美國一枝獨大地位構成挑戰，再加上近些年來中國發展戰略與美國的差異和矛盾越來越大，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想法可謂宣吿失敗，美國內部圍繞過去對華接觸戰略是否失敗展開空前大辯論，兩國緊張態勢開始加劇。

等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後，兩國關係更是急速惡化，墜入歷史低谷。在這個過程中，兩國互動過程中產生的非理性情緒，包括中國內部亢奮的反美民族主義和美國受冷戰思維驅使的反共反華思潮，相互疊加和刺激，一再加劇兩國關係的崩壞。

回看整個過程，中美關係惡化主要由於三個因素：中國崛起在客觀上對美國構成挑戰；中國發展方向在經過初期與美國的期待交叉後，分歧越來越大，尤其是近年來北京日益提倡中國經驗、中國方案背景下與美國的期待形成明顯矛盾；反美民族主義和美國反共反華思潮的相互強化和惡性循環。這三個因素都複雜難解，註定中美關係將難以一帆風順，但只要兩國精英階層不願看到兩敗俱傷的新冷戰局面，不強行扭轉和毀壞維繫中美關係和平穩定的兩國內部乃至世界範圍的力量，那麼在今天這樣一個相互依存度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高的時代，又面臨氣候變暖、公共衛生、區域和平等共同議題，中美其實是有較大可能保持競爭共存關係。

在中國崛起問題上，對於美國這樣一個已經習慣單極獨大秩序，並且有着為了凝聚內部和轉移矛盾以尋找假想敵的傳統的國家來說，有所疑慮和抗拒是不難想象的。但問題是美國應該認識到，中國與美國過往應對的任何挑戰者都不同。

在悠久歷史傳統和文明抱負的作用下，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觀念深植中國外交思維之中。傳統中國雖有濃厚的中心意識和優越感，比如推行備受詬病的朝貢體系，但朝貢體系的實質亦是厚往薄來，是「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並且總體而言中國文化的防禦性思維遠大於進攻性思維。明朝時來中國傳教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就曾得出結論，中國人具有不熱衷征服的和平性格。這也是為何中國並未產生殖民主義。

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崛起是一個內生的自然過程而非外向的擴張過程。由於廣土眾民的優勢條件和深厚文明積澱，中國先天就具有成為大國的潛質，這也是古代中國領先於世界的原因，只不過在近代落後於通過工業革命崛起的西方，並一度淪為失敗國家。當中國經過革命建國和改革開放重新出發後，只要治理得當，將潛質激發，在多數中國人的勤奮努力下，必然能重新成為世界大國。

這種結果雖然看似衝擊到美國的頭號大國地位，但本質上是為了滿足最廣大中國人擺脱貧困、致富的樸素願望。恰如美國《獨立宣言》所稱，人人生而平等，中國人同樣有權利去追尋美好生活。只不過因為中國人口太多，才使得中國人均一點點的進步都在總量上變得格外地引人注目。美國如果理解不了中國的獨特性，體認不到中國人對美好生活的強烈渴求，不能正視中國崛起的大勢，不能接受一個經濟體量兩倍、三倍乃至四倍於自己的中國，那麼對華政策勢必碰壁，中國舉國上下也勢必為了過上不劣於美國國民的生活水平而與之抗爭。

在國家發展戰略的差異上，中美應該相互理解，在開放視域下尋找共通之處。對於中國來說，確實應該嘗試去理解美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對中國體制、國家發展方向的憂慮，儘可能釋疑解惑。一個不能否讓的基本事實是，今天中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雖然相對於改革開放前有顯著進步，但在踐行自由、民主、法治、人權保護等被社會公認合理的核心價值上，還存在相當明顯的不足，在國內都經常引發民眾不滿，何況是在與中國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和制度存在不容迴避的張力的西方。尤其是當西方人眼裏現代化治理嚴重缺失的中國不斷崛起，更容易讓許多西方人產生一種強烈的擠壓感和威脅感。

當然，基於文化傳統、歷史遭遇和現實國情不同，中國當然可以有自己的發展路徑，也不必刻意迎合西方國家的看法，但儘可能兼顧對方的感受和化解對方的擔憂則是必要之舉，畢竟中國已經不是一個躲在套子裏、杜絕與外界聯繫的國家，而是一個已經深度嵌入現行世界體系的國家。

對於美國來說，雖然難以認同中國體制和發展方向，但不妨換位思考，嘗試理解下，至少可以選擇以競爭而非敵對姿態來與之相處。一方面是因為以冷戰思維來強行改變中國體制和發展方向並不可取，非常缺乏現實可操作性，甚至很可能激起中國更大範圍的反美民族主義。在中共已與中國、中國人深度互嵌，中共早已是中國最大政治現實，中共仍具有相當高績效合法性的情勢下，以政治意識形態來和平演變中國很可能適得其反。

另一方面是因為美國體制並非盡善盡美，特朗普四年亂政給美國留下一個諾大的爛攤子，這也僅僅是撕開了美國深層弊病的外衣，將美國病得不輕的現實暴露無遺，不論是自由主義民主還是資本主義都面臨空前危機。美國現在最需要的是全面檢視和反思特朗普現象背後的深層病因，拯救已然搖搖欲墜的制度公信力，緩和日益白熱化的「文化內戰」，化解嚴重的貧富懸殊，集中精力防疫，而非強行扮演和意識形態化「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的「民主燈塔」。

而與之相對的是，中國體制、發展方向儘管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確實在短短40年時間創造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發展奇跡，必然有值得認真對待的有益經驗。既然如此，面對兩國體制和發展方向的分歧，美國最理性的做法應該是放下真理在握和「歷史終結點」的高傲，在人類多樣性的開放視域下與中國保持競爭共存。究竟哪一條路更適宜或者說兩條路都有可能走通，那就交由歷史來評判和檢驗。

在中國反美民族主義和美國反共反華思潮相互刺激的問題上，中美都應保持警惕，予以節制，尤其是不能被其裹脅。誠然，在當前兩國內部都不太友好的民意氛圍下，雙方精英都有程度不一的顧慮。但更要認識到「民意如流水」，總是起伏不定，是屈從於一時未必理性的民意，還是立足於整個國家長遠發展；有意識引導民意，進而通過最終成效來贏得民意，孰好孰壞，哪一種才是真正負責任的選擇，不言自明。

當年中國在反美情緒遍及全國，反美宣傳語鋪天蓋地的情況下選擇與美國和解，以及美國政府在冷戰思維瀰漫、中美隔絕的背景下開啟對華接觸政策，都展現出一種超越短期利益牽絆和民粹，為國家長遠發展和歷史負責的態度。對於當下中美兩國精英來說，不妨效仿前人，從長遠視野來審視和發展雙邊關係。

中國讀書人常用九曲黃河的古渡口——風陵渡口來形容歷史或者重大事件的重要關口、轉折點。金庸先生亦曾寫下郭襄在風陵渡口初聞神鵰俠楊過事迹，種下一生情劫的悽美故事，令無數人悵惋歎息。某種意義上來說，今天中美關係正站在歷史的風陵渡口，何去何從，是重蹈過去四年的覆轍，滑向對誰都不利的新冷戰，還是重建可預期的既競爭又合作關係，抑或別的可能，考驗着兩國的智慧和能力。

莎翁（William Shakespeare）曾言，掌握我們命運的不是星座，而是我們自己。中國人則主張事在人為，凡事皆有可能。當下兩國關係確實面臨太多不確定性，但只要願意重新認識彼此，將心比心，擴大兩國共同利益和訴求，合作應對區域和世界難題，管控分歧，不陷入二元對立的冷戰陷阱，完全是有可能重新出發，競爭共存，撥開雲霧見月明。

這既是基於各自利好，亦符合世界的期待，更是兩國在面對煌煌青史的審判時，所必須承擔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