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企關係】軍工企業獨一無二的地位

中美1月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第二階段貿易協議的談判預計將更多討論中國產業政策、國有企業補貼等問題，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將是焦點。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很多人反對特朗普政府通過強加關税、發佈行政令或訴諸國會法律干預市場和貿易活動的行為，因為它很大程度上違背了自由市場的原則，也不符合保守派所主張的限制政府角色、規模和開支的理念。
那麼，美國又如何看待自身政府、市場和企業之間的關係？

談到美國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有一種特殊的美國「跨國企業」不得不談，那就是美國軍工企業，也就是美國國防承包商，因為它們在國內和國外同美國政府的關係最為特殊。一方面，政府通過產業控制等方式對這類企業加大管控，另一方面，這些企業的巨大的財力也決定了它們龐大的遊說實力。這種遊說實力超過國內一般的私有企業。

與一般的私有企業不同，軍工企業雖也是私營，但有着強大的軍方背景和政府角色。美國國防部對這些特殊的私營企業有着嚴格的管理和監督制度，其中就包括機密信息的保護。它們的專利技術都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和保護，不能在市場隨意轉讓買賣。譬如波音公司（Boeing）、雷神公司（Raytheon）和洛歇·馬丁（Lockheed Martin）。

這離不開它們同白宮、國防軍事部門和國會的聯繫。

美國國防部撰寫進購報告，交由國會審議或聽證，最後相關預算就會被納入年度《國防授權法案》，其中就列明瞭相關裝備研發、採購和維護的費用。美國軍工企業為了獲得政府合同，就會迫使自己不斷改善技術，更新或升級武器裝備，這裏體現「市場競爭」。美國的這種國防採購也會助力一些小企業的成長，但主要玩家還是美國軍方和軍工企業。

這些軍工企業亦完全服務於美國的國家戰略和政治目的。一方面，這些企業的最大買主是美國軍方，收入來源主要來自佔據世界軍費約一半的美國軍費支出；另一方面，這些企業有時也依賴美國政府出口自己的武器和服務，目的地主要聚焦在中東和亞太國家或地區。2013年至2017年間，美國軍事出口額約佔全球軍事出口總額的34%，遠超俄羅斯。

很多軍工企業都是上市公司，按市場化運作，非常盈利。但它們的盈利也離不開對政府的遊說，這就是美國金錢政治的體現，凸顯美國同軍工業的相互依存關係。軍工業通過資助美國智庫，間接遊說美國決策部門，或者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向國會和行政機構的鷹派或強硬派提供政治獻金。這些都是為了保障自己能夠拿到合同以及美國足夠的預算。

以第二大國防承包商波音公司為例。2019年3月波音737-MAX客機墜毀後，負責監管波音的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遠遲於歐盟和中國等監管機構發佈禁飛令，使得波音和美國政府的特殊關係再次受到公眾的關注。

波音對美國政府的遊說，自1998年以來已經達到2.75億美元，2018年就高達1510萬美元。美國國防部很多合同都給了波音，波音也是美國總統專機的製造商，美國航空航天局（NASA）也間接向波音提供補貼。特朗普還迫使中東及歐洲盟友購買波音產品。特朗普對中國的關税貿易戰，也避免波及波音公司。波音公司是美國最大的對華出口商之一。

這種金錢政治背後也有「旋轉門」。聯邦航空管理局副局長埃爾韋爾（Daniel Kevin Elwell）也曾在美國航空航天工業協會擔任管理職位，波音正是該協會的成員。埃爾韋爾承認，FAA發佈對波音的禁飛令，事先也和負責監管FAA的美國聯邦運輸部部長趙小蘭（Elaine Chao）有過密切溝通。最重要的，波音也是趙小蘭的丈夫、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的「金主」。2018年中期選舉，波音曾向麥康奈爾成立的共和黨行動委員會「參議院領導基金」（Senate Leadership Fund）提供25萬美元的政治捐助。

這種政治獻金和遊說一樣，也是美國民主政治的特色之一。按照美國《聯邦選舉競選發》（FECA）和《遊說信息披露法》（Lobbying Disclosure Act），企業可以通過成立或贊助「政治行動委員會」（PAC）公開支持特定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以便讓政策更為貼近社會和企業的實際需求。財力越雄厚的企業，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就越大，比如一些受個別大型企業支持的政客，勝選上任後力推有助於該企業的政策，退休後又可進入該企業擔任董事會成員等職位。奧巴馬當年兩次選舉都曾受到來自硅谷科技企業的大量政治獻金。

所以，和美國聯邦級私有企業相比，美國軍工企業同政府的聯繫更多，可以說是一個經濟和政治組織的共生體，都是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政府的把控力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