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企關係】科技巨頭 ：干預政治的無形之手

中美1月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第二階段貿易協議的談判預計將更多討論中國產業政策、國有企業補貼等問題，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將是焦點。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很多人反對特朗普政府通過強加關税、發佈行政令或訴諸國會法律干預市場和貿易活動的行為，因為它很大程度上違背了自由市場的原則，也不符合保守派所主張的限制政府角色、規模和開支的理念。
那麼，美國又如何看待自身政府、市場和企業之間的關係？

在所有美國企業中，美國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科技巨頭的地位非常特殊，它們不但是美國經濟的寵兒，而且還被西方視作言論自由平台，更是美國民主政治的傳遞者。人們通過這些平台和工具表達觀點、組織活動、揭露腐敗。從2008年美國大選，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這些社交媒體平台廣泛參與國內外民主政治。這一時代也被稱為科技企業的真正解放。

但是，2016年美國大選迎來一個分水嶺。這些平台的假新聞、不和情緒、虛假賬號和數據隱私泄露等問題，撕裂了美國的民主選舉。美國政府開始意識到，它們已經失去了對科技企業和網絡輿論的控制權。

政治宣傳工具

Twitter和Facebook融入政治最早開始於2008年。當時的美國大選候選人紛紛註冊Twitter賬號，為自己助選。2009年5月，新上任的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發佈《開放政府令》（Open Government Directive），鼓勵政府機構註冊Twitter和Facebook賬號，以提高政府運作的協調性和透明度，並鼓勵公民積極參與政府決策。第一個任期，奧巴馬和Facebook及Twitter等科技企業的高管互動頻繁。奧巴馬還曾出席Twitter等科技企業高管的晚宴，欣然接受後者的政治捐款。他甚至將矽谷哲學運用於執政。

最為積極的還是希拉里（Hillary Clinton）領導的國務院，通過開設各種賬號，助力美國的外交及外部民主進程。時任美國防長蓋茨（Robert Gates）甚至將Twitter等社交媒體網絡稱為「美國極其重要的戰略資產」。2011年美國助推的中東政治變局中，各種反政府遊行就是通過Twitter和Facebook等平台組織和推廣的。

但當時的領導人們或許萬萬沒想到，Twitter和Facebook等平台的影響力會在2016年反過來影響美國自己的民主政治選舉。民主黨掌權8年間，科技企業和美國政界積累的政治善意在2016年大選開始逐漸被侵蝕和瓦解。美國政治精英意識到，惡意行為者可以利用這種「民主社交網絡」及其巨大影響力實時傳播假新聞和謊言，反過來侵蝕美國的民主。

和奧巴馬相比，特朗普（Donald Trump）推出「Twitter執政」，將Twitter和Facebook的政治權力體現得淋漓盡致，幾乎成為特朗普「一家之言」的平台。

根據2019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美國成年人當中Twitter的使用率為22%，和Snapchat（24%）、WhatsApp（20%）等平台的使用率相當。而YouTube和Facebook的使用率最高，分別為73%和69%。其中，美國Twitter用戶更顯年輕，教育背景和收入更高。

2019年6月，該中心的民調報告顯示，自2005年開始追蹤社交媒體使用率以來，美國使用社交媒體的人數比例由2005年的5%，增加到了2011年時的50%左右，到了2019年，這一比率達到72%。雖然這兩年網絡社交平台面臨假新聞、個人隱私泄露和網絡審查等一系列爭議，但並沒有影響美國成年人對它們的依賴，使用比率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2019年8月，就在美國政客就中國香港抗議示威活動密集表達關切的時候，Twitter和Facebook接連協調宣布，封鎖其平台上散播有關香港示威的「假信息」。其中，Twitter關閉963個被認為是「協調性的國家支持的行動」的賬戶。Facebook關閉了7個頁面、3個群組和5個賬戶。它們懷疑這些賬號背後由中國政府主導，是中國官方組織或支持的信息戰的一部分。

這是美國科技企業和美國政客的一種配合。可以說，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媒體並不是單純的社交工具，而是已經具備廣泛的政治動員和傳播功能，幾乎淪為政客的宣傳工具。

平台被濫用 反噬美國民主

Google、Facebook和Twitter改變了美國政治競選方式以及美國人同選舉官員的互動方式，主要體現在：直接連通政客和選民，幫助政客繞過傳統媒介，通過付費廣告或御用媒體，接近和穩住選民；政治競選團隊免費推介自己，擴大選民範圍；組織競選活動，拉攏同心同德的支持者選民；讓候選人瞄準目標選民；通過Facebook和Twitter散播相關具體爭議，爭取募款；拉近年輕選民。

美國人亦可以通過社交媒體聯合集結向政府請願，以此對抗強大的遊說集團和金錢利益群體。

這些都是美國科技企業對美國民主政治較為積極或相對正常的「影響」。但是，隨着科技的應用，美國公眾逐漸看到了科技企業更黑暗的一面。除了工人利益保護的缺失、效益低下和薪水調低以外，最重要的就是用戶照片、郵件記錄、習慣愛好等個人隱私數據的泄露。轉折點便是2016年大選，導火索就是「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的指控。

可以說，科技巨頭對政治的影響力已經到了不得不查、不得不限制的地步。

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的虛假賬號和假新聞成為靶子，包括這些平台上體現出的政治輿論兩極化趨勢。左派呼籲對Facebook、Twitter和Google「假新聞」或虛假賬號展開調查，並且將「不平等」作為競選議題，支持對Amazon和Facebook等企業強化監管。

2017年5月，英國牛津大學網絡研究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運算宣傳研究項目」（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的一份研究報告發現，在美國，「謊言、垃圾和錯誤信息」等傳統宣傳手法仍在Facebook和Twitter等平台廣泛傳播，並且受到Facebook和Twitter的「算法支持」。

該研究所教授伍利（Samuel Woolley）將這種形式的宣傳稱為「製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sus），即創造出高人氣的迹象，從而使得某個政治候選人擁有前所未有的政治「生命力」（viability）。技巧便是通過機械人（Bots）或自動賬戶在Twitter和Facebook等平台點贊、分享或貼文，從而埋沒真人、有理有據的「真實」辯論，亦可使得點贊數量等網絡支持度看起來大於實際，以此壯大社交網絡，創造出高人氣的假象。報告指出，候選人在網絡的「虛假」支持度能刺激實際的支持行為。

報告的第二個結論就是，機械人影響信息流動的第二種方式，就是為了特定黨派利益，促使每個人放大網絡互動，從而將這種虛假宣傳看上去「民主化」。機械人的大選影響力很大。機械人不但成為競選人和公民使用的「網絡宣傳」的廣泛接受的工具，而且還可以影響政治進程。美國情報官員認為，俄羅斯黑客利用機械人大軍在Facebook等平台製造分裂，加劇美國黨派分歧。

Facebook和Twitter這些社交平台似乎對平台被濫用無動於衷。比如，Facebook將大量的「反宣傳」工作交給了一家專門覈查並揭穿謠言和傳聞的網站Snopes，又或是美聯社這樣的外部力量，後者通過半自動「事實核查」團隊，將那些火爆新聞報道標註為「真」或「假」。Twitter的「反機械人」系統在打擊商業活動方面比較有效，但對於那些參與政治活動的自動賬戶則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美國政府開啟全面調查

科技企業的自我審查不主動或不奏效，就只能由聯邦政府出面開啟外部監管與審查。2018年，國會曾要求Google、Twitter和Facebook和領導層到國會出席聽證，就科技巨頭的主導地位進行答問。美國國會還要求Amazon就起「臉部識別」技術做出說明。

2019年6月，由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宣布，對Amazon、Facebook和Google等科技企業開啟全面調查。6月27日，特朗普在霍士新聞（Fox News）的專訪中也明確提到，美國政府應該起訴Google、Facebook與Twitter這三家科技巨頭公司，因為這三家公司涉嫌操縱2020年美國大選，使其朝着有利於民主黨的方向發展。他甚至抱怨Twitter涉嫌遏制阻礙他的賬號獲得新的關注者。

7月，美國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也宣布對矽谷部分巨頭展開審查，以確定它們是否龐大到足以抑制競爭、損害消費者權益的程度。

這也標誌着美國科技企業面臨來自白宮、國會及2020年總統候選人史無前例的反壟斷調查。調查具體方向還包括科技企業是否影響了地方新聞業、消費者隱私以及新興企業融入市場的能力，核心就是它們的「市場權力」，以免這種權力日積月累發展為龐大的「政治權力」。

遊說力度破紀錄

隨着白宮和國會議員開始調查科技企業，專注於隱私立法、網絡中立、選舉誠信、5G技術和網絡安全等議題，美國科技巨頭也加大了遊說力度。2018年，Microsoft、Apple、Facebook、Amazon和Google「Big Five Tech」(五大科技企業）的遊說高達6,430萬美元，以應對華盛頓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挑戰。

只有Apple在2018年的遊說支出為660萬美元，低於2017年水平（700萬）。Apple的遊說主要針對中美貿易戰，擔心貿易摩擦升級推高Apple產品的價格。

Microsoft2018年遊說支出為950萬美元，高於2017年的850萬美元。

Amazon2018年第四季度遊說支出為370萬美元，2018年全年總遊說支出為1420萬美元，超出2017年破歷史的1280萬美元。遊說的主要目標是國土安全部（DHS）、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以及美國郵政總局（USPS）。一些人批評Amazon，認為它不應該將臉部識別技術提供給政府。特朗普政府甚至成立任務組，專門推動郵政改革，以增加Amazon的運費。

Google和Facebook2018年政府遊說開支皆創下紀錄。

2019年1月Google披露，2018年該公司花費了創紀錄的2,120萬美元用於遊說美國政府，高於2017年的1,804萬美元和2012年創下的1,822萬美元的紀錄。2018年第四季度，Google遊說領域聚焦於搜索技術、刑事司法改革和國際税收改革。Google一直是華盛頓遊說支出最多的公司之一。

Facebook2018年該公司在美國政府遊說方面的支出也是有史以來最多的，達1262萬美元，高於2017年的1151萬美元。為了應對個人隱私醜聞，Facebook在2018年第四季度的遊說支出高達283萬美元。

另外，Twitter2018年的遊說費用首次超過100萬美元，比2017年55萬美元的水平高一倍。

Facebook和Twitter的遊說目標是國會，涉及相關限制網絡政治廣告的法案或提案。很多美國國會議員認為，2016年大選期間，有俄羅斯人偽裝成美國人在Facebook和Twitter購買廣告，試圖影響大選結果。Twitter2018年的遊說方向還圍繞「內容審核」和「選舉誠信」的問題展開。

限制科技企業遇阻

從這些科技企業的遊說力度來看，左翼和右翼政客開始支持加強對這些科技企業監管，以限制它們的商業、社會及政治權力，絕非易事。而且，在對這些企業的監管方面，兩黨也有分歧。左翼有人支持拆解Google、Facebook和Amazon這樣的科技巨頭，右翼有人堅持自由市場原則，主張少監管。

比如，美國政府要想監管或控制Facebook內容，就會觸及第一修正案的問題，被指打壓創新。保守智庫《卡託研究所》（Cato Institute）認為，按照美國的法律和文化傳統，政府沒有絕對地權力對網絡言論進行監管或規範。《傳統基金會》這樣的保守智庫認為，Facebook、Twitter和Google是「私人企業」，不是任由聯邦政府或國會擺佈的「代理人」，相關監管不符合自由市場的原則，而且Facebook和Twitter還沒有達到壟斷企業的地位，監管不善便會導致它們更多市場壟斷地位。

保守派還認為，保護國家免受外部威脅的職責歸屬於國安或情報機構，以及那些負責監管這些機構的選舉官員。而虛假賬號和欺騙性的Tweets不足以達到「網絡戰」的級別，比如攻擊電網和交通等核心基礎設施、竊取知識產權、攻擊並毀壞聯邦政府網絡。

所以，科技應用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將是美國未來爭論不休的話題。但無論如何，隨着科技的不斷應用，美國只能不斷適應科技為民主政治帶來的改變。科技這隻無形的手就如同媒體的第四權力一樣，在新時期政治民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