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大變局下　儒家「天下」體系能否拯救全球治理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近年來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說法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晚清時期洋務運動領袖之一李鴻章所說「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形成呼應。目前中國學界對於「大變局」的討論有逐漸升温的態勢，但研究成果的廣度與深度難言令人滿意，而國際輿論對這一話題的反應要更加滯後。
為此，《香港01》專程採訪多國專家學者，就是否存在大變局、大變局如何發生、大變局的未來走向等問題與他們展開對話。
系列採訪文章共七篇，本篇為第七篇，訪談對象為中國知名國際問題學者龐中英。

01：中美貿易戰正有朝着金融戰、貨幣戰升級的趨勢，引發國際社會擔憂。與中美貿易爭端全面爆發同時出現的，是美國不斷「退群」以及聯合國、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自身暴露出的問題。近幾十年來，國際社會在探索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取得了一定成績，卻也面臨倒退的危機。
有觀點認為，世界今天之所以發生如此大的變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西方國家以民族國家為標準，確立了一個個相對有效的國家，但並未確立一個有效世界。國際規則仍是基於國家利益的博弈之上，「霸權」、「殖民」等詞彙始終是關鍵詞。

龐中英：這是個很有意思的話題。民族國家誕生於歐洲，不管你怎麼理解民族這個概念（其實叫民族國家也好、叫「國家民族」也好，歐洲內部也有很大差異，東歐和西歐不太一樣，甚至英、法兩國都不太一樣）。二戰結束以後，在聯合國這個框架之下，全世界經過「非殖民化」，原來受歐洲人影響的那些地區，一個一個都按照歐洲人的模式建立了國家。顯然，這些歐洲之外，非殖民化後誕生的國家，並不一定是「歐洲標準」的民族國家。

歐洲自1648年形成西伐利亞體系，確立了國家主權原則，但其實從那時候開始，一些歐洲人從來沒有放棄過一個理想，即要建立一個（超越主權的）世界性的國家，或者有一個世界性的政府，來統治或者管理世界，形成世界秩序。今天的情況如何呢？全球性的組織，包括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並不是一個「世界政府」。地區性的組織，比如東南亞國家組成的東盟（ASEAN），就是一個由域內各國組成的協會。

那些主張「世界政府」的歐洲人不滿意僅止於此。他們在歐洲組成了歐盟（European Union）。歐盟比東盟要深入多了。Union這個詞實際上就是「國家」的意思（美國的國情諮文就叫State of the Union；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就是Union）。歐盟實際上是在整個歐洲層面上的事實上的「國家」，是一種「超國家」，是歐洲地區的「世界政府」。

歐盟的前身是歐洲共同體（簡稱歐共體）。冷戰結束後，歐共體改名歐盟，是為了更加名副其實。原有的（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結束，給歐洲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恢復其在世界事務中的中心地位的機會。我們知道，二戰結束後，歐洲人無奈地看着世界事務中心從「倫敦、巴黎、柏林、華盛頓」轉到了「華盛頓和莫斯科」。當莫斯科不再是世界權力格局的一「極」，歐洲人想加快一體化讓世界權力的中心迴歸歐洲，而不是簡單接受華盛頓的「單極」。

為了推進夢寐以求的世界政府，歐洲人發明和推進一種替代性的安排，這就是「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最初是一個歐洲概念。這個概念與歐盟的概念幾乎同時誕生，誕生在冷戰結束的時刻。全球治理與世界政府之間的關係，是我們往往會忽略掉的。

今天，那些不喜歡全球治理的人，有的是主權主義者，比如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博爾頓（John Bolton）其實深知全球治理是什麼，但他根本不喜歡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的邏輯是，既然這個世界很難出現一個「世界政府」，但各國各自為營，不僅很難解決人類和各國共同的問題，且無法避免諸如世界大戰這樣的暴力發生，就需要找出另外的解決方案，即全球治理。

今天，全球治理在中國是熱詞，或者是流行話語，但那些主張全球治理的人，真的知道全球治理到底是什麼意思嗎？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不同於世界統治，它不會是「世界政府」，也不同於國家之間的協會那樣的國際組織——這種國際組織其實並不能從根本上防止世界的大沖突。

全球治理的出現，是世界事務中的一個重大變化。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生效，這一公約簽署於1982年，卻遲遲不能生效；1995年，更加具有全球治理意義的事件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關税與貿易總協定（GATT）。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在設計和實踐二戰後的世界秩序時，人們想建立國際貿易組織，最後卻只能建立了一個不到位的總協定。而「世界貿易組織」則不僅實現了「國際貿易組織」的初心，而且更進一步。

請注意，「國際」與「世界」差別很大。

世貿組織實際上就是全世界的一個經濟政府，但它又不能叫做「世界政府」，只能叫組織（organization）。世貿組織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種矛盾的組合。世貿組織的權力非常大，它的爭端解決機制和上訴機構，實際上就是世界政府。美國特朗普政府為什麼不喜歡世貿組織，就是因為世貿組織與特朗普政府的價值觀具有根本衝突。特朗普政府的價值觀是經濟民族主義，是反對世界政府的。由於特朗普政府等主權主義者的反對，世貿組織目前面對着體制性的危機（類似在各國國內組織中的「憲政性危機」）。

01：爭端解決機制失靈了。

龐中英：對。世貿組織處在十字路口，是繼續其本質上是世界經濟政府的全球治理，還是倒退回GATT？

為挽救世貿組織代表的全球治理，需要全球治理的歐盟和加拿大等已經提出和簽署了一個共同的臨時機制，防止世貿組織倒退回到GATT，並開放給其他世貿組織成員簽署（加入）。

從1992年全球治理委員會成立到1995年其發表《全球治理報告》，從1993年歐盟成立到1995年世貿組織成立，有人真心推動全球治理，有人葉公好龍，喜歡全球治理是表面的，一到敏感處，就露出馬腳。聯合國安理會等國際組織也在按照全球治理的要求進行改革。聯合國改革一度聲勢浩大。有的國家覺得機會來了，以參加全球治理之名，試圖在聯合國安理會謀取新的常任理事國席位。但是，抵制全球治理的力量在逐漸積累。終於，到了2016年，標誌性的大事發生了，諸如英國脱歐、美國選出特朗普政府等等。

結果，推動了20多年的全球治理，現在推不動了，世界秩序的大危機來了。如果說這個叫「大變局」，我同意。我們看到，強調「大變局」者也正確地指出，世界存在的「治理赤字」越來越大。「治理赤字」的增大正是因為全球治理的下行。可以說，全球治理經歷了從冷戰結束後的興起到現在的衰落這樣一個過程。

當中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積極參加全球治理時，全球治理正好在從高峰往下走。中國的參與會不會扭轉全球治理的衰退？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需要實證研究。中國在2015年發起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正式啟動是2015年），但是，我們看到，包括世貿組織在內的全球治理危機仍然在惡化。

目前，中國越來越多地賦予「一帶一路」以全球治理角色（作用）。也即中國把「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結合在一起。當然，如同我前面說的，中國理解的全球治理可能與歐洲意義上的全球治理不同，也與現有全球機構（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代表）的全球治理有差異。

既然是這樣，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在「一帶一路」持續推進的情況下，全球治理下行的、惡化的趨勢，是否將因為中國作用的加強而獲得實質性的改變？

01：這正是我們想要探討的話題。有觀點認為，東方文化，特別是東亞儒家文化圈中倡導的「和而不同」、「內聖外王」等傳統，能夠有效地對國際體系進行重構。

龐中英：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在世時，在紐約出版的著名期刊《外交》上討論過「亞洲價值（觀）」問題。這個討論曾轟動一時。李光耀為發生金融危機的亞洲國家辯護。

冷戰結束後，美國學界與歐洲不同，儘管有一些學者也在研究全球治理，但是，美國學界的主流不是全球治理，而是諸如「歷史終結」等「美國的世界秩序」（American World Order）或者美國的「首要地位」（Primacy）之類的東西，所以，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人認為那是李光耀等主張的「亞洲價值」的危機。在強勢的「美國的世界秩序」之下，「亞洲價值」處在被批評的位置。

但是，正是亞洲金融危機，刺激了東盟組織與傳統東亞國家（中日韓）參加的「東亞合作」。不過，東亞合作由於缺少東亞地區主義的支持，並沒有導致「東亞共同體」。但從中卻讓人看到了「美國的世界秩序」的衰退。這一衰退主要是美國人自己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從國際主義（以Joseph Nye的「軟實力」為代表）或者全球主義（以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為代表）轉到經濟民族主義（以Steve Bannon為代表）。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要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今後的全球治理，即為解決全球問題出現多樣、多元的局面。但是，民族主義與全球治理是相互衝突的。民族主義原本是全球治理（所要治理）的對象。近些年來，有的中國學者討論「天下秩序」，似乎，「天下秩序」是「後美國的世界秩序」（post-American world order）的一個全球秩序。

我認為，「公天下」相當於全球治理主張的世界秩序，而「私天下」相當於在前面加上某個國家（如「美國的」）的世界秩序。儒家的最高境界就是「平天下」，依據「私天下」構造世界秩序將是世界無序。「私天下」可能以全球治理的名義，但是，卻並不會導致真正的全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