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有話說】「初心」與「大變局」：習近平的兩個大敘事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近年來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說法在某種程度上，與中國晚清時期洋務運動領袖之一李鴻章所說「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形成呼應。目前中國學界對於「大變局」的討論有逐漸升温的態勢，但研究成果的廣度與深度難言令人滿意，而國際輿論對這一話題的反應要更加滯後。
為此，《香港01》專程採訪了多國專家學者，就是否存在大變局、大變局如何發生、大變局的未來走向等問題與他們展開對話。
系列採訪文章共七篇，本篇為第六篇，訪談對象為中國知名國際問題學者龐中英。

01：中美上海談判結束後，貿易戰不僅沒有緩和，反而因為特朗普宣布新的加徵關税、人民幣匯率「破7」、美國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等新變化，中美似乎要拉開架勢將貿易戰升級為金融戰、貨幣戰。即便美國已決定推遲加徵關税的時間，也被普遍認為並非是向中國遞出橄欖枝。而香港的暴力示威則愈來愈頻繁地被特朗普提及，中美在香港的角力亦考驗着中國政府的智慧。
從中國領導人「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論述來看，很多人認為中美博弈最能體現「大變局」。但我們認為「大變局」也絕不僅限於中美，而是藴含了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等國際關係範式轉移的諸多形態。
你認為當下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嗎？

龐中英：關於「大變局」這個話題，現在中國的國際關係學術界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討論。我也注意和收集了幾篇以「大變局」為題目或者為背景的論文。

不過，在我看來，目前的這些討論基本上是屬於註解性質的，並沒有真正回答「大變局」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會在現在出現這樣的「大變局」。我自己覺得這個說法的提出可能是基於中國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的考慮。

中國的內政，或者用「國內事務」（domestic affairs）這個詞更確切一些（因為內政不僅是政治，而且經濟、科技、教育、社會，等等），被用的最多的官話是「初心」。要求回到「初心」事實上本身就代表着正在驅動着一種變化，而且是一種很大的變化，大到可能需要納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框架去思考。

那麼到底什麼是「初心」？我學習不夠，沒有發現「初心」的確切定義。是近百年前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那個「初心」，還是70年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那個「初心」？是（中共）延安整風時期的「初心」，還是1978年改革開放的「初心」？

但無論如何，對「初心」的要求和追求，已經明示了一種內政方面的變化。

對外政策方面，我覺得「大變局」本身已經是一個「大敘事」（narrative）。這是對世界局勢的大判斷。中共有判斷世界局勢的傳統。在「大變局」提出前，一般用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或者「發生了深刻變化」等說法。

「初心」也可能是與「大變局」一樣的大敘事。

「初心」和「大變局」兩個大敘事，一個概括了中國官方推動的國內局面，一個概括了中國面對的世界局面。但若是把「初心」與「大變局」結合起來看呢？

而現在的問題是，無論是已經有的學者的討論，還是官方宣傳系統所講的東西，都沒有說清楚「初心」和「大變局」到底是什麼、到底意味着什麼，也就是說，究竟什麼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許不同學科或知識背景的人，對「初心」或者「變局」的解讀應該不同，我作為一個研究國際（世界、全球）問題的學者，其實，和你們媒體一樣，也想問：究竟什麼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裏首先涉及到一個判斷，在世界範圍內，是否存在這樣一個「大變局」？是否正在發生一個足以稱為「大變局」的世界變化趨勢？

美國民粹主義的特朗普政府上台，一般是「大變局」的證據。特朗普政府上台後折騰了近3年的時間，更是支持了「大變局」的判斷。美國國內則有關於「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是否終結的討論。參加這個討論的重量級人物很多，美國外交關係學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會長哈斯（Richard Haas）曾寫過多篇文章，裏面認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已經「逝去」了（rest in peace）。基辛格似乎也有相類似的觀點。根據媒體報道，2018年11月，基辛格在訪華時感歎中美關係「回不去」了。他最近一次來北京說的是「中美關係再也回不到過去，要重新定位。兩國都在變。」

中美關係的變化可能是「大變局」的主要依據之一。中國官方說的「初心」其實與「回不去」不一樣，是可以變回去的意思。說起這個話題，需要提到此前不久參加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競選的前美國副總統拜登（Joe Biden）。他就與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不一樣，所持的是「可以變回去」的世界觀。

拜登不承認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已經終結了，說現在給它致悼詞還有點太早。他7月11日在紐約的「外交政策演講」中非常明確的表示，要恢復特朗普以前的美國對外政策。拜登的這一言論在美國國內受到一些嘲諷和不以為然。但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基辛格的「回不去」論和拜登的「可以回去」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關於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終結的美國論述中，都包括一個重要的美國之外的因素，那就是全球化，尤其是變化了的中國。

對「大變局」是社會科學領域的長期研究對象。儘管關於社會科學的宏大理論的研究越來越少了，但是，這樣的研究在今天仍然是需要的。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著名學者波蘭尼（Karl Polanyi）研究世局變化的結果反映在他1944年出版的《大轉型》一書（《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我們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美國為首的抵抗法西斯主義力量在世界範圍的大勝利、聯合國的建立代表着「大變局」——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們現在是否又處在類似這樣的大變化之際？

01：全球的權力秩序轉移是當今世界諸多變化中的一個側面，但如果從「整個國際體系正經歷範式轉移」的宏觀角度去觀察，將其中的中美之爭、歐洲撕裂、新興經濟體崛起等表現形式，和財富權力的轉移、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到來等內在邏輯，以及民主自由價值觀遭遇挑戰、信息時代對社會空間的全面改造等深層線索，統統納入關照範圍，是否會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說法有更多合理性？

龐中英：這就取決於我們的定義了，定義是學術研究中最重要的東西。所謂變化是絕對的。1989年以來的30年、1945年以來的74年，世界大的變化是很多的，可以羅列很多。所謂變化，都是以前沒有存在的過的。新東西很多，不用說大家也都同意，在這點上沒有異議。問題是，我們是否到了「大變局」，而且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地步？

在我看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肯定不僅僅指涉科技革命之類的，而是就像我剛才說的，一個是內政角度，一個是外交角度。在外部變化中，對美國的變化（包括美國外交政策，尤其是對華政策的變化）的判斷以及中國對美政策的變化，可能在全部「大變局」中是主導的。

01：如果再聯繫人類歷史上的兩次世界大戰、三次工業革命，「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百年」這個詞能否幫助人們理解什麼是「大變局」？

龐中英：這正是我想說的，「大變局」中的一個關鍵詞就是「百年」。「百年」不僅是生活中常用的詞，在人文社會學科裏也是一個常見的思考維度。這是「百年思維」。可能在世界範圍內，「百年思維」是一種普遍現象。

2014年是一戰爆發100周年，2018年是一戰結束100周年。在歐洲，尤其是法國，舉行了很多活動紀念這些100周年。而2019年，又是各種各樣非常重要的100周年，有的事件國內也很熟悉，有的則提到的不多，例如，2019年是國際聯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成立100周年（記者注：國際聯盟，中國在民國時期曾簡稱「國聯」，成立於1920年1月，解散於1946年4月）。

中國方面，從1919年「五四」運動算起，到2019年也是100年。「五四」百年，自然引起中國學者的百年思考。其實，早一點在2012年，辛亥革命100年，中國學者就以「百年」為時間單位了。類似的例子還很多。

中國學者現在開始討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事實上國外學者以「百年」來思考世界的變化要進行的更早。最有名的就是哈德遜研究所的學者、現任美國對華政策顧問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2016年出版了《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超級大國的秘密戰略》一書。這本書對目前特朗普政府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的政治學者和研究中國問題的江憶恩（Alastair Johnston）教授對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做了一個系統的批評，發表在英國著名國際安全研究期刊《生存》2019年3月號上。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沃爾夫（Martin Wolf）今年6月5日發表了一篇驚人的文章：《中美百年衝突》（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這篇文章透露，「美國的經濟、外交和安全政策統統開始把與中國全面敵對競爭作為核心原則」，「目標是確保美國（在未來很長時間）的（地球）主宰地位」。沃爾夫說，這是美國的「新思潮」，「將中美關係限定在零和衝突的框架裏」，把中美關係「指向了長期衝突」，「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變為一場全盤衝突」。

以上我提到的種種 「百年」話語、「百年」敘事，只是「百年思維」中的幾個代表，還有很多「百年」，就不一一列舉。

為什麼會有"百年思維"？以「百年」為時段「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是一個長時期的研究途徑。但是，「百年思維」也可能造成一種過度的簡化；站在今天認識昨天，可能顧此失彼，或將得出經不起推敲和檢驗的結論。

假如以1918或者1919年到今天的「百年」為思考方式（這一個「百年」顯然是以歐洲為中心或者西方為中心的），那麼這100年，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大的變化？需要強調的是，真正的變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只有具備「前所未有」的屬性才能代表真正的變化。那麼在這個前提下，世界在不斷變化的同時，又有哪些東西看似「變化」了，但實際並沒有改變？

我們看到，有一些東西很頑強，是舊有的，是延續下來的，並不是今天才有的。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又看到了一些似乎已經成為「過去時」的東西（如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或者全球化學者認為「國家的作用」下降了）重新回來了，例如，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這些都不是現在才有的，而是在「百年」前就有了。如今，這些一度消失的、被「解構」了的東西，再次回到了世界生活的中心。有人認為這些東西是解決我們的世界現存問題的方法、方案。這是十分荒謬的，是令人擔心的。

當我們以這個標準來考察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大變局」，我們可以說，1945年肯定是一個分水嶺。1918或者1919年，到1945年，這是一個世界危機和世界戰爭的年代，和平不過是戰爭的間歇。20世紀30年代以後的經濟民族主義是經濟的政治化和軍事化（帝國主義也號稱經濟民族主義或者經濟愛國主義）。1945年誕生了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體制（多邊體制）。聯合國是植根於厚重歷史（尤其是歐洲歷史）上的全球主義的產物，是現代意義上的在國際層面上對超出一個國家的問題或者挑戰的治理起源，所針對的問題可能是國際的、區域的或者全球的公共問題。關於人類發展的概念，就是聯合國誕生以後的知識、政策和價值。

但是，聯合國在長達40多年的美蘇冷戰中並沒有發揮出其設計的原初使命或者目標。只是熬到了20世紀90年代，聯合國才在冷戰結束的條件下，尋求大的「改革」。同時，進一步超越聯合國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被提出、被強調、被探索。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生效。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關税與貿易總協定（GATT）。這些都是在「冷戰後」邁向全球治理的重大步驟。

可惜，在1991到2016年為期25年的「冷戰後」時期，「聯合國改革」並不成功，將聯合國「現代化」的一次寶貴機會被錯過了。而全球治理中的各項內容，包括聲勢浩大、耗資巨大的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不是處於縮水狀態，就是舉步維艱。尤其是，如今在諸如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所產生的壓力之下，這些全球治理實踐，都面臨着倒退的危險。

但這裏必須要問的是，全球治理的倒退趨勢，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極端主義等曾經式微的思潮回潮，是否意味着世界真的又到了一個百年不遇、前所未有的大轉變的時刻？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西方領導人在紀念一戰終結100年的時候，他們並沒有說現在世界正面臨大變局，他們可能在強調歷史的繼續、延續，而中國這邊在強調變化，這個很有意思。

01：所以你如何看待國內圍繞「大變局」的討論？

龐中英：中國國內現在對於「大變局」的討論還是非常初步的、不充分的，基本上都是在做出某種解讀或者讚揚、肯定，更多屬於政治表態的範疇，而不是按照學術邏輯，研究今天的世界和中國是否確實面對「大變局」這樣一個局面——不管這個「大變局」如何定義。

現在不管是公開發表的文章，或者在研討會上說的這些東西，大家都是異口同聲的認為現在是個大變局。沉默的大多數還沒有關注到這個題目。

這是很有意思的題目，非常值得我們去問：現在是不是一個大變局，是誰的大變局，或者這個大變局是怎麼形成的？這個大變局「長什麼樣子」？從哪些指標上去分析這個大變局？

不能僅僅是說因為技術進步了、更多的科技形式出現了，就是「大變局」；不能因為特朗普這樣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帶來不同以往的政策和治理，就是「大變局」；不能因為有人要用過去被證明錯了的方式來解決今天的問題，就是「大變局」。

與之類似的是，今年是「五四」100周年，可在學術界，我並沒有看到什麼深刻討論，相當於把「五四」100年這個機會給浪費掉了。「五四」的精神是什麼？是整個國家要現代化，是要遠遠超越舊秩序、要建立新的秩序，以一種青年精神推動中國變革、推動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再造，是代表一種綜合性（comprehensive）和進步性（progressive）的東西。「五四」不僅是為了國家的富裕和強大。「五四」的「初心」，我們是否要拿出來看看？

01：富強不就是現代化的目標嗎？

龐中英：現代化肯定不僅僅包含這一樣東西，我們現在講的富強指的是實力，有航空母艦，有高樓大廈，有高速鐵路，但是在精神、文化、制度等「軟」的層面現代化顯然還有更多意涵。

「大變局」也是一樣，因為缺乏充分、深入的討論，讓人說不清「大變局」的含義。回到「初心」？是否「回得去」？「初心」又是什麼？「初心」就是正確的「心」？

以對待國際秩序的態度為例，中國過去強調的是革命國際秩序，後來不革命了，要改革國際秩序，而現在則變成國際秩序的維護者，要全球治理，要發起建立國際組織。這中間的演化，百年來的演化，是非常複雜的。

對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多的討論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