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總統上台「變天」？　伊朗仍要繼續兩場沒有終點的戰爭

當地時間7月6日，伊朗總統大選結果出爐，由改革派的馬蘇德·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以54.76%得票率勝出，擊敗立場強硬的候選人、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心腹賽義德·賈利利（Saeed Jalili）。

這一結果雖有些出乎意料，卻不是完全不能想像。一開始，在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支持保守派的背景下，佩澤什基安原本是憲法監護委員會勉強開綠燈的「陪跑員」，功用僅是增加大選投票率、避免2021年的48.48%場景重演。沒想到保守派陣營發生分裂，有多達5位候選人參選，其中穆罕默德·巴格爾·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與賈利利更是彼此搶票，導致第一輪初選無人過半，民眾也同樣意興闌珊，投票率還創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史上新低：39.93%。

進入第二輪決選後，由於卡利巴夫等人呼籲保守派集中選票支持賈利利，後者勝率當然上升不少，問題是佩澤什基安同樣獲得前總統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魯哈尼（Hassan Rouhani）、前外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等改革派要員支持，局面於是進入保守派與改革派的不確定決戰。

而從選前兩份權威民調來看，佩澤什基安其實已具領先態勢：根據7月3日的伊朗學生通訊社（Iranian Students News Agency）民調，佩澤什基安（49.5%）領先賈利利（43.9%）約5.6%；7月4日的伊斯蘭協商會議（Islamic Consultative Assembly）民調同樣顯示，佩澤什基安（53.7%）領先賈利利（44.2%）約9.5%。在這樣的趨勢下，佩澤什基安的勝出其實有跡可循。

只是從伊朗近20年政情變化來看，改革派此次勝選雖有歷史意義，卻也有其現實局限：在保守派掌政、美伊關係惡化的基礎上，「投給改革派」似乎僅供民眾發洩不滿，而不能真正改變伊朗政局走向。

從「綠色革命」到「阿米尼示威」

要觀察伊朗近20年政情流變，可從2009年、2019年、2022年的三場大型示威切入。當然，這三場示威都不能排除西方煽動「顏色革命」的背景，但如果伊朗內部毫無分歧，外界策動其實也無處施力，因此從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視角來說，這三場示威仍有觀察價值，且能為保守派與改革派的長期博弈、伊朗的民意流轉提供分析框架。

首先是2009年的「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又名綠色運動、波斯之春）。

這一事件的導火線是該年的總統大選，時任總統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以63.14%得票率擊敗對手米爾-侯賽因·穆薩維（Mir-Hossein Mousavi），但出身改革派的後者指控大選舞弊，結果引爆全國規模的大型示威，衝突一直持續到2011年，幾乎要與2010年爆發的「阿拉伯之春」合流。

平心而論，選舉是否舞弊眾說紛紜，但能召喚民眾大量上街，關鍵還是改革派的高強度政治動員，包括前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前議長邁赫迪·卡魯比（Mehdi Karroubi）的公開號召，以及大量伊朗藝文界、運動界、宗教界、甚至部分伊斯蘭革命衛隊要員的集體響應。而被動員的示威者不僅使用「綠色」作為代表色、高舉標語「我的票在哪裡」（رأی من کجاست؟），甚至奉已去世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前接班人蒙塔澤里（Hussein-Ali Montazeri）為精神領袖。顯然，這場衝突不僅有政治對峙的基礎，還被建構出了歷史縱深，最終也超出了對艾哈邁迪內賈德的質疑，無可避免走向對哈梅內伊的反對。

當然，在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強悍鎮壓下，衝突還是以示威者的散去作結，穆薩維、卡魯比則開始了漫長的被軟禁生涯。但「綠色革命」作為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最大規模示威，其指標意義不容忽視：儘管霍梅尼為保留革命遺產，在1989年破格提拔哈梅內伊、取代主張改革的原接班人蒙塔澤里，改革派卻還是在20年後全方位崛起；而構成示威者的新一代伊朗青年、城市中產，也明顯與烈士政治、伊斯蘭革命等話語嚴重疏離，所以一經改革派號召動員，便成群上街高喊政治改革、新聞自由、婦女平權。

整體來說，「綠色革命」不只是針對選舉舞弊的示威，更是一場流產的「改革派政變」。而哈塔米雖未在2009年成功推倒艾哈邁迪內賈德，卻在4年後的2013年大選中成功統一戰線，促成立場溫和的魯哈尼勝選總統，開始了改革派的8年執政，這才會有之後的2015年伊朗核協議（JCPOA）。

但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Bloody November），便標誌了伊朗政情的再變化。

作為「綠色革命」十年後、規模與死傷都超越前者的大示威，「血腥十一月」更多是受國際局勢催生：JCPOA帶來的解凍沒有維持太久，隨著伊朗持續動員「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升高了與以色列的代理人衝突，美國鷹派話語權也不斷上升，特朗普（Donald Trump）於是在2018年5月單方宣布美國退出JCPOA，接著便對伊朗發起極限施壓，各式制裁接踵而至，本就脆弱的伊朗經濟再遭重擊。

早在2019年「血腥十一月」爆發前數月，魯哈尼便已坦言，「伊朗正在經歷1979年革命以來最艱難的年份」，高通脹不僅腐蝕了城市中產的財富，也嚴重衝擊窮人生活，原本在「綠色革命」中堅定支持保守派、哈梅內伊、艾哈邁迪內賈德的底層民眾，也紛紛在生活重擔下站到了反政府一方。

而2019年11月的燃油價格上漲，便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日消息宣布不久後，許多民眾憤而走上街頭，與前來維穩的武裝部隊爆發流血衝突，且隨著相關影片在網上流傳，衝突也在數小時內蔓延至全國各大城。伊朗政府為此關閉全國網路長達一周，甚至不惜祭出斷電措施，當然武裝部隊的鎮壓行動也毫不手軟。最終，伊朗有超過1,500名示威者被殺，超過730家銀行被搗毀、超過50個軍事基地受攻擊，衝突好不容易在2020年中平息。

但「血腥十一月」揭露的憤怒結構遠比「綠色革命」駭人。後者更多停在了路線之爭，是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博弈，「血腥十一月」卻已上升為對神權政府的反對、對1979年革命體制的顛覆。回顧當年街頭口號，不僅有針對最高領袖的「哈梅內伊去死」，也有不滿對外干預的「我們沒有錢沒有燃料，讓巴勒斯坦見鬼去吧」、「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更有反對政權本身的「伊斯蘭共和國去死」、「沒有國王，伊朗就一團糟」。

整體來說，在伊朗加大動員「抵抗軸心」、美國以「極限施壓」重創伊朗經濟的背景下，「血腥十一月」展演了反政府民意的爆燃，其中既有本就厭惡保守派的青年與城市中產，更有原先支持保守派的底層民眾，且執政的改革派對此毫無辦法。

接著是2022年的「阿米尼示威」（Mahsa Amini Protest，又名頭巾示威）。

顧名思義，這場衝突起於宗教警察的頭巾執法：一位名叫阿米尼的女性因「未按規定佩戴頭巾」，而被指導巡邏隊帶走拘留，結果拘留期間「意外暈倒」，並在昏迷三天後去世。這起悲劇最後引爆全國示威，伊朗政府也再次大規模斷網、強勢鎮壓。雖說從結果來看，「阿米尼示威」的死傷規模不及「血腥十一月」，但因示威者與發動罷工、反通脹、反缺水缺電的民眾匯流，所以騷亂一直從2022年9月持續到了2023年春天，並且導致數百名示威者死亡、數萬名示威者被捕，成為「綠色革命」、「血腥十一月」後的最大衝突。

而這便是「阿米尼示威」的特殊處。回顧過去，伊朗其實不乏頭巾示威，但頭巾話題或許在西方自由派看來重要，在伊朗本土的動員能量卻遠不及通脹、缺水、糧食等現實議題，所以過去的頭巾示威都沒能溢出所在區域，衝突烈度也往往後繼無力，且大多只有城市中產關注。但「阿米尼示威」標誌著，在民眾普遍不滿經濟困境、反感保守政府的情緒基礎上，即便是相對冷門的頭巾議題，只要觸動公眾情緒、形成示威結構，便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讓伊朗深陷持續數月的大規模騷亂。

不斷妥協的伊朗改革派

而將三大示威與伊朗近年的總統大選交錯觀察，就能發現一個政治現實：從2009年「綠色革命」到2022年「阿米尼示威」，這不僅是伊朗改革派從崛起到妥協的歲月，也是民眾對其愈發不抱希望的過程。

首先是2009年「綠色革命」。如前所述，這場示威起於改革派指控「大選舞弊」，但其實選舉是否舞弊並非重點，關鍵是改革派一喊出選舉舞弊，就有大量民眾起而響應，可見改革派的民意基礎之大、崛起氣勢之盛。而雖說當年騷亂沒能顛覆選舉結果，但從2013年（72.71%）、2017年（73.33%）兩次投票率都超過70%來看，多數民眾還是對投票抱有期望，且相信只要自己踴躍參與，就有機會讓改革派掌握權柄、改變國家走向。其中，2017年大選更是對2015年JCPOA的公投，且從魯哈尼（58.85%）輕鬆擊敗萊希（39.43%）來看，多數伊朗民意還是期望緩和美伊關係，並認為應該犧牲國家核發展來換取經濟復甦。

但如果歷史持續朝這個方向前進，就不會有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而導致這一劇變的最大原因，當然是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與極限施壓；只是平心而論，魯哈尼執政期間，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愈發偏向保守派，伊斯蘭革命衛隊又不斷升高與以色列的代理人衝突，都在無形中改變了伊朗的國家政策立場。

說得更直接，魯哈尼當然能與華府鴿派合作，共同促成JCPOA落地；但哈梅內伊與革命衛隊顯然不想放棄對中東「抵抗軸心」的多年經營，而這也無可避免導致了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的持續摩擦，抵銷魯哈尼作為溫和派的外交努力。在某種程度上，JCPOA的凍結可謂是美伊鷹派的「共同傑作」。

而2018年特朗普宣布單方退出JCPOA後，伊朗民眾便被迫體認到：就算改革派執政，都不能確保對外關係的回暖，也不能保證國家不受西方制裁；「血腥十一月」爆發後，民眾又悲憤發現，就算改革派掌握了總統權柄，也無法阻止武裝部隊的鐵蹄鎮壓。

接下來的2021年總統大選，更是嚴重摧毀民眾對「投票改變國家」的想像：在哈梅內伊鐵了心要保萊希上位的背景下，憲法監護委員會大量取消改革派要員的參選資格，只剩阿卜杜勒納塞爾·赫馬提（Abdolnaser Hemmati）一位明顯到不能再明顯的「改革派花瓶」。明眼人都看得出來，整場選舉與其說是投票行為，還不如說是大勢已定的政治過場。

最後萊希雖以72.35%當選總統，大選投票率卻創下伊斯蘭共和國史上最低（48.48%），直接比2017年銳減了24.85%。而萊希上任後對於內部的「保守整風」，包括與魯哈尼時期相比更強勢的頭巾執法，又直接成為2022年的「阿米尼示威」導火線，加劇了改革派支持者對保守派的不滿。

雖說依照邏輯推演，這應該導致選民在這次大選積極支持改革派，問題是魯哈尼時期的經驗讓人記憶猶新：只要最高領袖與伊斯蘭革命衛隊不允許，伊朗總統能做的其實相當有限，不論是內政或外交。因此2024年萊希意外墜機、提前開啟新一輪總統大選後，即便佩澤什基安代表改革派出戰，支持者也大體心裡有數，在哈梅內伊支持保守派、伊斯蘭革命衛隊主導「抵抗軸心」的現實下，佩澤什基安就算僥倖勝選，也很難實踐支持者心之所向：修改甚至取消頭巾法、降低對「抵抗軸心」的動員、修復美伊關係、犧牲核發展換取西方撤除經濟制裁。

而正是因為覺得「投了也沒用」，所以許多改革派選民乾脆拒投，整體投票率也因此慘不忍睹。回顧伊朗過往歷屆大選，從1981年（74.26%）哈梅內伊當選總統起，投票率突破50%便是常態，包括1985年（54.78%）、1989年（54.59%）、1993年（50.66%）、2001年（66.78%），以及2005年的第一輪（62.66%）與第二輪（59.84%）投票，甚至還有不少次突破70%，包括1997年（79.92%）、2009年（85.22%）、2013年（72.71%）、2017年（73.33%）。從這個脈絡來看，2021年的48.48%可謂是2017之年後的「斷崖式下跌」，今年兩輪的39.93%、49.68 %當然同樣慘淡。

而觀察佩澤什基安這次政策主張，其立場也確實比過去的改革派妥協不少，且明顯有意降低與哈梅內伊的「緊張分歧」。例如在核協議與經濟議題上，佩澤什基安當然強調伊朗有必要調整外交政策，用更務實的立場換取制裁解禁，卻也在公開辯論中保證，將繼續實施2020年議會通過的「解除制裁和保護伊朗國家利益的戰略行動計畫」（Strategic Action Plan to Lift Sanctions and Protect Iranian Nation’s Interests），也就是在JCPOA復甦前持續增加鈾濃縮活動。而這正是改革派過去不斷抨擊的，「推進核協議談判的障礙」。

無獨有偶，在頭巾議題上，佩澤什基安雖反對以暴力執行頭巾法，卻也沒有主張修改法律本身，而是認為政府可以通過清真寺和學校教育，來化解婦女對佩戴頭巾的質疑。這一動作顯然也是要展現對哈梅內伊、1979年革命路線的服從，當然也因此收穫伊朗青年的大量批評。畢竟當年穆斯塔法·塔吉扎德（Mostafa Tajzadeh）等改革派前輩可謂「天不怕地不怕」，甚至一度喊出規範最高領袖任期、取消憲法監護委員會審查職權，對比如今夾縫中艱難求生的佩澤什基安等人，或許在部分支持者看來，這與其說是「改革派」還不如說是「投降派」。

只是這場選舉即便投票率慘淡，卻終究還是改革派的佩澤什基安勝出，民眾對於經濟局勢、保守派執政的不滿，顯然還是發揮了一定作用，正如部分伊朗民眾所說，「知道總統能做的有限，但改革派總比保守派好」。

從這個視角來看，這次大選過後，伊朗仍要繼續兩場「沒有終點的戰爭」。

第一場是與以色列、美國的代理人衝突。如前所述，由於伊朗的區域戰略主要是由哈梅內伊及其顧問制定，所以佩澤什基安的勝選其實很難改變伊朗的對外政策。在可見未來內，只要哈梅內伊仍是最高領袖，伊斯蘭革命衛隊依舊勢大，伊朗就不會停止動員「抵抗軸心」，而是會繼續與以色列、美國的軍事摩擦，沿著黎巴嫩、加沙、敘利亞、伊拉克、紅海，打一場沒有終點的地緣爭奪戰。

第二場則是針對內部的疏離民意。早年談到伊朗一代人的集體失望，往往是用「被燒毀的一代」（Burned Generation）來概括，也就是泛指出生在1966年至1988年的伊朗人，這些人經歷兩伊戰爭（1980-88年）、80年代大規模處決政治異議人士、強制施行頭巾法、革命後的經濟崩潰與失業，在步入中年後往往變得虛無、憤世嫉俗。

但新一代伊朗人的集體失望，主要來自網路蓬勃發展後，通過社群媒體與外部世界建立了精神聯繫，當中尤其明顯的，就是對西方制度與生活的崇慕，特別是經濟困境始終難解、教士與革命衛隊儼然成為「新貴族階級」的現在，這種情緒變得格外強烈。年輕人大多對於過去的「改革派老人」沒有感情，卻依然會對所謂「民主、公平、正義、現代的烏托邦」懷抱想像，並也因此疏離神權政府。這對哈梅內伊乃至下一屆最高領袖來說，恐怕也是另一場「沒有終點的戰爭」。

無論如何，這次不會是伊朗最後一次總統大選，但「阿米尼示威」恐怕也很難是伊朗最後一次大騷亂。而在大選與示威的持續交錯中，伊朗仍要摸索著「後1979」的新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