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總統選舉|「魯哈尼奇蹟」可能發生 但魯哈尼時代很難再現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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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萊希(Ebrahim Raisi)意外墜機後,伊朗進入新一輪總統大選爭奪戰。

這次有多達80位候選人登記參選,包括著名強硬派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以及隸屬改革派的阿里·拉里賈尼(Ali Larijani)。但一如既往,憲法監護委員會掌握了候選人的資格審核,且因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擁有半數委員提名權,所以憲法監護委員會公布的最終名單,往往就是最高領袖的意志反映。例如2021年總統大選時,憲法監護委員會就先後取消600多位申請人的選舉資格,只批准7位候選人參選,接著又有3名候選人自主退選,最終作為哈梅內伊潛在接班人的萊希便以72.35%的得票率當選。

6月9日,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也公布這次合格的6位總統候選人名單,分別是穆罕默德·巴格爾·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賽義德·賈利利(Saeed Jalili)、阿里雷扎·扎卡尼(Alireza Zakani)、阿米爾-侯賽因·加齊扎德·哈希米(Amir-Hossein Ghazizadeh Hashemi)、穆斯塔法·普爾莫哈馬迪(Mostafa Pourmohammadi)5位保守派,以及馬蘇德·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1位改革派。

雖說候選人看上去共6位,但從目前各家民調分布來看,主要候選人還是卡利巴夫、賈利利和佩澤什基安這三位,剩下的扎卡尼、哈希米、普爾莫哈馬迪都僅有個位數民意支持,基本上毫無勝選希望,扎卡尼與哈希米也已在6月27日宣布退選。

而不論最終贏家是誰,新總統都要面對頗具挑戰的內外局面:對內,伊朗的社會不滿、經濟困難始終存在;對外,「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與以色列的代理衝突正在加劇,美伊關係也日趨惡化,核協議談判更是看不到解凍希望。因此可以這麼說,贏得大選後,伊朗新總統的挑戰才真正開始。

伊朗大選:圖為2024年6月25日,鏡頭下印有6名候選人肖像海報在德黑蘭的街上隨處可見。(Majid Asgaripour/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三位主要候選人

首先觀察卡利巴夫、賈利利和佩澤什基安三位主要候選人的光譜。

卡利巴夫作為前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軍官、前德黑蘭市長,以及2020年以來的伊朗議會議長,這次已是第四次競選伊朗總統:第一次是2005年;第二次是2013年,當時卡利巴夫以第二高票敗給魯哈尼(Hassan Rouhani);再來是2017年,卡利巴夫在選前自主退出,以集中保守派選票支持萊希,但最終仍是魯哈尼勝出;接著便是這次的2024年大選。

賈利利則同樣出身保守陣營,曾在2007年至2013年擔任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SNSC)秘書、伊朗首席核談判代表,目前則是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Expediency Discernment Council)成員,也是哈梅內伊的重要心腹。而與卡利巴夫類似,這次也是賈利利第三次競選總統,前兩次分別是在2013年排名第三、以及在2021年自主退出,目的同樣是集中保守派選票支持萊希。

再來是唯一出身改革派的佩澤什基安。其曾在同屬改革派的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政府擔任衛生部長(1997-2005),並自2008年起一直擔任議員至今。而向身為改革派的佩澤什基安「開綠燈」,憲法監護委員會當然不是希望前者真的當選,而是想藉此提高投票率,畢竟2021年的48.48%已經創下新低。不過這一作法也讓佩澤什基安獲得伊朗改革陣營的集體支持,包括前總統哈塔米、魯哈尼,以及魯哈尼政府的高級成員,例如伊朗前外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

2024年6月25日,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在演講中不點名批評改革派總統候選人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圖為佩澤什基安25日在伊朗德黑蘭參加選舉辯論。(Reuters)

而卡利巴夫、賈利利和佩澤什基安的光譜分布,也體現在辯論中的立場呈現。

以6月17日的大選首場辯論為例,各方聚焦討論經濟問題。卡利巴夫雖是保守派,卻表態願與西方進行核協議談判,以換取解除經濟製裁。卡利巴夫同時感嘆,伊朗與中俄簽署的經濟協議尚未付諸實施,但高通脹已是伊朗最迫切的經濟問題之一。

而出身保守派又是哈梅內伊心腹的賈利利,立場便相對強硬。首先,賈利利在辯論中淡化了核協議的重要性,同時批評前總統魯哈尼,稱其妄想依靠國際協議解決經濟問題。接著賈利利提出強調自給自足的項目規劃,並將高通脹困境歸咎於資源管理不善。

再來是佩澤什基安。毫不意外,其主張闡揚了改革派的一貫論述,認為國際制裁是伊朗的大災難,而伊朗需要與其他國家進行經濟互動才能發展經濟,因此必須積極推動核協議重啟,來擴大伊朗與區域和區域外國家的經濟外交,同時增加出口和外國投資。

而從關鍵經濟議題的論述來看,三位主要候選人的立場或可簡單總結如下:卡利巴夫屬於務實保守派,賈利利則是強硬保守派,佩澤什基安則毫無疑問是改革派。之後的幾場辯論,三人的論述也大體依循這個立場分布呈現。

圖為2024年6月25日,伊朗前核談判代表賈利利(Saeed Jalili)在德黑蘭出席電視辯論。(Morteza Fakhri Nezhad/IRIB/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Handout via REUTERS )

在6月20日的「政府管理與服務」辯論會中,卡利巴夫提出了最離散的政策立場,包括重申願與西方進行談判、確保解除國際制裁,也主張提高工資以適應通脹以及推出「多層次」社會安全保險計劃;賈利利則聚焦討論國內問題,同時淡化外部經濟互動的重要性,主張增加食品補貼、管理能源消耗和防止人才流失,並在「是否支持與西方談判」上不置可否;佩澤什基安則表示支持農村社區的貸款和公共工程項目,同時強調反腐和促進教育的重要性。

在6月21日「社會文化問題」的辯論會中,三人也對伊朗的審查制度和網路限制進行表態。卡利巴夫和佩澤什基安都聲稱自己支持網路自由,但認為在「危機」期間,審查制度有其必要,也表示支持建構國家內部網路,加強政府對伊朗內部資訊的控制;賈利利則讚揚政府努力開發本土通訊和社群媒體平台,來作為西方平台的替代品。

而針對引發全國示威的頭巾問題,三位主要候選人都表態支持頭巾法,以展示對於哈梅內伊與伊斯蘭共和國體制的服從,只是三人側重仍有不同。

圖為2024年6月26日,伊朗國會議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qer Qalibaf)出席在德黑蘭舉行的競選活動。(Majid Asgaripour/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卡利巴夫強調,所有政府機構、而不僅是國家警察部隊,都應鼓勵和執行頭巾法。卡利巴夫指出,正因部分政府機構在執行頭巾法上「不夠支持警方」,導致了政府與不戴頭巾的婦女發生暴力對抗。卡利巴夫更表態支持議會立法,對違反頭巾要求的婦女施以法律懲罰,包括罰款和減薪。

賈利利則避免直接談論頭巾問題,選擇集中火力批評西方虛偽,稱後者只會譴責伊朗粗暴對待婦女,卻無視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婦女死亡。顯然,在卡利巴夫也對頭巾表態強硬的背景下,賈利利的策略就是直接迎合強硬派與反西方選民,來為自己與卡利巴夫進行市場區隔。

佩澤什基安則反對以暴力執行頭巾法,並主張政府可以通過清真寺和學校教育,來化解婦女對佩戴頭巾的質疑。不過如前所述,佩澤什基安沒有提議修改法律本身,畢竟這將直接挑戰1979年的革命遺產。

其實從三人的立場分布便能發現,佩澤什基安與賈利利分別站穩了改革派、強硬派的選票陣地,卡利巴夫則意圖「向中間靠」,來爭取對兩人都不滿意的各方選民。而這種立場取態與選舉策略,直接影響了民調分布,形成賈利利、佩澤什基安互有領先、卡利巴夫緊追在後的局面。

圖為2024年6月25日,伊朗德黑蘭一個舉行競選活動的場所正在播放最後一輪的伊朗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 Majid Asgaripour/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情況會如何發展

首先是賈利利具優勢的民調。根據伊朗文化藝術與傳播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Culture, Art and Communication)6月11日至13日民調,賈利利(36.7%)領先卡利巴夫(30.4%)、佩澤什基安(28.3%),但尚未決定的比例高達62%;接下來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IRIB)的6月18日至20日民調,賈利利(22.5%)略微領先卡利巴夫(19.5%)、佩澤什基安(19.4%),尚未決定的則有28.4%。

再來是佩澤什基安的領先民調。例如伊瑪目薩迪克大學(Imam Sadiq University)的6月22日至23日民調,佩澤什基安(24.4%)就領先賈利利(21.5%)、卡利巴夫(23.4%),尚未決定的比例有21.8%;接著是梅拉特民意調查研究所(Mellat Opinion Poll Institute)的6月22日至24日民調,佩澤什基安(23.5%)也領先賈利利(16.3%)、卡利巴夫(16.9%),尚未決定的比例有38.4%;再來是伊朗學生民調機構(Iranian Students Polling Agency,ISPA)的6月26日民調,佩澤什基安(33.1%)同樣領先賈利利(28.8%)、卡利巴夫(19.1%),尚未決定的比例有10.5%。

整體來說,雖然出身改革派的佩澤什基安並未顯著領先,同屬保守陣營的卡利巴夫、賈利利卻明顯發生了分票現象,所以兩人都未能集中支持、與佩澤什基安拉開差距,民調因此呈現「三足鼎立」態勢;且由於卡利巴夫「向中間靠」,所以也不能排除其有從佩澤什基安處掠奪改革派選民的可能。說得更直接,這場大選的板塊動態可以統整為:卡利巴夫、賈利利分食保守派選民,卡利巴夫又對佩澤什基安挖牆腳。

2024年6月22日,伊朗德黑蘭的一條街道上張貼著總統候選人卡利巴夫的海報。(Reuters)

在這種情況下,改革與保守陣營想要勝選,採取的策略便各有不同。

首先是改革陣營,由於佩澤什基安很難攻略保守派、乃至強硬派選民,因此其勝選策略相當明顯,就是盡可能鞏固改革派選民、尤其是伊朗年輕人的支持。所以從登記參選以來,佩澤什基安多次走入校園,與大學生進行對談,宣揚自己的改革理想,包括承諾提升伊朗的思想自由、國際參與,且對有意抵制選舉的大學生進行呼籲:如果拒不投票,可能導致更多限制和鎮壓。

但如前所述,佩澤什基安也必須展現對於最高領袖的服從,所以不僅在採訪中多次強調「最高領袖的總體政策是明確的,任何執政團隊都必須執行」,也不能在頭巾法等關鍵議題上過度取悅改革派選民。這導致了大學生並不期待佩澤什基安的改革潛力,例如在伊斯法罕大學的座談會上,便有大學生當場指控佩澤什基安參選只是為了促進投票率,同時聲稱90%的伊朗年輕人打算抵制選舉,「因為年輕人並不關心誰成為總統,而是反對整個政權」;無獨有偶,一群謝里夫大學學生也在6月16日發表類似聲明,質疑伊朗總統「沒有決策影響力」,並呼籲佩澤什基安在不能保證有意義變革的情況下「應該退出選舉」。

整體來說,在無法顛覆1979年革命遺產的前提條件下,伊朗改革派的劣勢相當明顯:即便選出總統,也只能進行「體制內變革」,且任何變革都要最高領袖批准才能實施,在如今哈梅內伊偏向保守派的情況下,改革派總統確實發揮空間不大,年輕人當然也心知肚明。佩澤什基安在校園遭遇的挫折,便反映了伊朗年輕人與政權的日漸疏離,在改革派受到束縛的現實下,「反對保守派」已不足以滿足部分年輕選民,反對「法基赫的監護」(Velayat-e Faqih,ولایت فقیه)、顛覆1979年後的革命體制,才是這群人的主要訴求。

圖為2024年6月17日,改革派議員佩澤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在德黑蘭出席一個競選活動時向群眾揮手。(Majid Asgaripour/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再來是保守陣營。其勝選策略非常清晰,就是盡可能減少候選人、避免選票分散,但這剛好也是這次難題。如前所述,賈利利、卡利巴夫都已多次競選總統,雙方雖然同屬保守陣營,卻代表了不同派系與政策路線:賈利利作為哈梅內伊心腹,主張改善國內生產、強化與「全球南方」的貿易,但其個人實務經驗不足;卡利巴夫獲得伊斯蘭革命衛隊支持,並主張以核協議談判換取西方解除部分制裁、活化伊朗經濟,同時也是經驗豐富的技術官僚。

顯而易見,如果保守陣營要確保自己勝選,只要說服賈利利或卡利巴夫其中一人退選,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分散選票,但局勢發展至今,退選的反而是對戰局無足輕重的扎卡尼與哈希米,而不是兩位明顯相互分票的主要候選人。這背後當然也反映了保守陣營的派系之爭,尤其卡利巴夫與伊斯蘭革命衛隊擁有數十年的緊密聯繫,當然導致後者不願支持賈利利。

而情況如此發展,有一定可能導致這次大選重演2013年劇本:改革派的魯哈尼對上4位保守派候選人,當中包括了賈利利、卡利巴夫,結果選前民調從未過半、最高只有38%的魯哈尼,最後竟以50.71%的得票率意外勝選。這一結果顯示,選前表態「尚未決定」的民意扮演重要角色,而保守派的互不退讓、相互分票同樣關鍵。因此當年也是保守派候選人之一的穆赫森·雷扎伊(Mohsen Rezaei)便在這次選前公開呼籲,保守派應該「協調與團結」,以免改革派再次坐收漁翁之利。

圖為2024年6月25日,鏡頭下印有6名候選人肖像海報在德黑蘭的街上隨處可見。圖中的橫額亦印有已故伊朗總統萊希的肖像。(Majid Asgaripour/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當然,伊朗選制也有「自主篩選功能」。如果6月28日首輪選舉中,沒有一名候選人得票率超過50%,則由票數領先的前兩名候選人進入7月5日的第二輪決選,獲得多數選票的候選人勝。因此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演出兩個可能發展。

第一,假設第一輪無人過半,那麼以目前的民調分布來看,第二輪較可能是改革派佩澤什基安與保守派賈利利或卡利巴夫任一人的決戰,其結果當然是保守派勝率較大。

第二,假設第一輪便能分出勝負,以目前的民調分布來看,其實卡利巴夫、賈利利、佩澤什基安都有可能勝選,關鍵就在「尚未決定」的民意流動,以及卡利巴夫、賈利利之間是否發生棄保。

當然如前所述,總統只是伊朗的第二號人物,在支持保守派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強勢控場的背景下,佩澤什基安即便勝選,也恐怕難改「抵抗軸心」強勢出擊、頭巾法不動如山的當前趨勢;而核協議談判是否推進,很大程度是受美伊關係的宏觀結構調控,因此在當前美伊交惡的態勢下,核協議的推進恐怕相當不樂觀,並非伊朗總統換人就能解決。換言之,在這次提前登場的大選過後,2013年的「魯哈尼奇蹟」不是不可能發生,但2013年到2021年的魯哈尼時代恐怕很難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