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號房．深度】韓國「厭女文化」是怎樣形成的？
韓國「N號房」事件近日引起社會譁然。疑犯利用海外通訊軟體Telegram，在不同聊天室流傳對女性性虐待的影片，而付費加入聊天室的觀看者超過26萬名，換言之每100名南韓男性當中，便有一位在聊天室內。事件令人髮指，但並非唯一，因為偷拍、性虐、剝削女性的風氣早在韓國大行其道，根深蒂固的「厭女文化」可謂無處不在。父權主義本在亞洲當道，為何韓國特別厭女？
這宗集體性罪行始於2018年，「N號房」經營手段極具規模及組織。主要經營者在Twitter搭訕曾上傳性感照片的女性，引誘對方點擊病毒網址，取得個人資料後冒充警察威逼利誘對方拍攝裸照，亦逼迫未成年及殘疾女性作「性奴」，將犯罪過程拍下來發佈至Telegram聊天室，供付費會員觀看。「N號房」設立會員制，如欲成為會員，便要先滿足入會條件，如要上傳自己的色情影片，甚至自己親人、女友或朋友的性愛影片，亦要在群組中對影片女性作出性騷擾如「強姦她吧」，以保留會籍，換言之會員不單是觀看、傳播者，亦是加害者。
影片恐怖程度更是令人髪指：如暱稱為「博士」的主腦要求多名受害女性在身體用刀刻上「奴隸」、又有裸體女性在男廁被迫扮狗吠等等，色情及凌辱影片在多個群組內流傳，被害女性暫多達74名。青瓦台請願留言板瞬間有逾300萬人署名，多名藝人亦表態，要求政府承諾警方徹查事件，同時要求公開犯人「博士」及會員等不法者的長相與個人資料。
「N號房」事件不是唯一，韓國的偷拍風氣早已大行其道，例如於2016年因輿論壓力關閉、會員人數超過100萬人的韓國網站「SoraNet」，當中便充斥大量偷拍片段，甚至伴侶為求報復前度性愛影片，即使2018年首爾有七萬多名女性上街抗議，偷拍行為亦沒曾停止，如去年發生的BigBang勝利、鄭俊英偷拍及分享性短片等等事件，這些現象不是突如奇來，而是長年累月積累下來的因果，從要求女性自殘、喜歡看到女性遭霸凌，到批評女性身材打扮，這些都是表徵，並與偷拍文化、性犯罪等互為表裡，父權體制下所造成的性別不平等，才是問題所在。
1）根深蒂固的父權思想
去年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有這樣的一幕：金智英在結婚後想重回職場，丈夫決定請育嬰假幫忙照顧孩子，但金智英的婆婆發現兒子請了育嬰假後，便大罵金智英，甚至掛金智英電話，南韓長年女性被塑造出長大嫁人，而結婚後便專注在家照顧小孩的形象。
的士司機的每天第一名客人不接載女性、金智英被恥笑她是拿老公薪水享受的「媽蟲」⋯⋯《82年生的金智英》刻畫出韓國女性日常所遭受的折磨與困境，女主角從出生、求學、工作、結婚、育兒等，每個生活片段均充斥著兩性不平等、性騷擾的的痕跡，金智英這個平凡又普遍名字正好是不少韓國女性的代名詞。電影因有著強烈的女權色彩，甫推出後反應兩極，不少女性觀眾為表示認同而紛紛進場支持；與此同時網民對主演女星群起攻之，不少當紅韓國女星亦因提及此部作品，而遭到粉絲及網民抵制。為何為自己發聲的女性，卻遭到韓國網民強烈批評，他們對女性的恨意因何而生？
「男主內、女主外、相夫教子⋯⋯女性是被矮化的身份，不論在財政管理權還是社會上也沒什麼特別功能，只需做好傳宗接代的家庭功能。」專門研究南韓流行文化及政治的中大全球研究助理講師鍾樂偉提出，韓國是傳統重男輕女的社會，在男性主導下，女性社經地位尤低，這種心態塑造了50歲或以上年齡層的男性看待女性的觀感。
韓國社會風氣保守，不少女性先天便被賦予的弱勢地位，在重男輕女的家庭及社會文化中蹣跚而行，由男性負起家庭責任。2017年3月，南韓保健社會研究院曾發表生育率及結婚率報告，指南韓結婚率低下，是基於年輕人尤其高學歷、高收入女性熱衷於「提升自我價值」。報告建議企業對這些「不必要的自我投資」如曾出國留學的女性給出相較不利的僱用條件， 如提供較低薪資，迫使她們放棄出國，早日步入社會，繼而結婚生子。
官方報告一出便引起軒然大波，這份將結婚率和生育率低的茅頭指向女性，儼如視女性為生育機器，在「男主外、女主內」的父權社會中，溫順、居家、安靜的賢妻良母是傳統的女性形象，女性很少作為女性自己。
鍾樂偉形容，韓國社會中，女性不論在傳統家庭角色定位或是社會工作崗位，均一直被忽視及矮化，情況在亞洲地區相對嚴重；而N號房更是極端的仇女表現，視女性為奴隸看待，而這大規模的集體犯罪事件涉及逾26萬名會員，與新天地教會教徒數目不相上下：「這是很誇張的，反映男性視女性為消費品、用作滿足自己慾望的價值觀根深蒂固。」如在「鄭俊英群組」事件中，涉事者不但性侵、偷拍及散佈性愛影片，更對受害女性評頭品足、甚至侮辱，彌漫著「厭女」情緒。男性為求彰顯父權下的支配者權威，便嘗試貶低及物化女性，或利用肢體及性暴力欺負或凌辱侵犯女性，從而貶低女性地位，並獲得快感。N號房事件不是孤例，如去年自殺演員張紫妍及前女團KARA成員具荷拉，前者出道四年來被迫從事性交易；後者生前飽受前男友威脅及暴力對待。
2）平權的反撲 換來更深的厭女文化
女性主義在西方抬頭，但來到父權色彩濃厚、社會風氣相對保守的韓國，也顯得蒼白無力，甚至成為「厭女」勢力的助燃劑。鍾樂偉表示，理論上，當社會文化日漸開放，如愈來愈多平權議題浮現、學生出國留學感受海外文化，韓國人也應知道不可停留在封建、保守的視野之中，厭女心態或是父權主義亦不應再是年輕人的主流。在是次事件中，被逮捕的「博士」年僅25歲，而其他共犯相當年輕，卻向未成年少女施暴凌辱，為何「厭女文化」到了年輕一代，仍是纏繞不散？
厭女文化植根韓國的原因千絲萬縷。顧名思義就是對女性厭惡，不僅對女性憎恨及存有偏見，更把女性視為男性的附屬品，會嘗試透過對女性的言語暴力及性剝削建立優越感，並視行為合理。鍾樂偉認為，厭女現象或與男性的危機感不無關係：「有不少男性覺得這一代的女性很『挑機』，特別是在互聯網及討論區的推波助瀾下，對罵情況加劇。」南韓經濟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急速發展，男性擁有穩定的工作，女性則待在家中照顧家庭，建立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直到九十年代末的金融危機，多了女性投入職埸，加上南韓面對人口老化問題，女性勞動比例越來越高，甚至達到某些社會地位，變得更獨立自主、勇於發聲。當往日由男性壟斷的職業及領域，都出現了女性身影，男性便對女性成為自己在職場上的競爭對手感不滿。
「男士看到女性出來說話，會對對方反感，覺得女性只想批評，當提及『同工同酬、女性平權、為何男士能擁有某些工作機會』時，男性覺得女方在奪走他們擁有的東西⋯⋯加上互聯網更易令事件發酵，女性可在網上罵男性，對方便會覺得女士有意識地搶，這並非追求平權那麼簡單，而是爭取比男性更多的、高於男性的措舉。」鍾指出，這些舉動或被部分男性解讀成「動搖男性領導、分配資源的地位」，即使女性沒有抱持此想法，但南韓社會長年向男性傾斜，被搶感覺在所難免。
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南韓的性別平等在153個國家中排名第106，較2018年上升9位，儘管名次並不理想，但無可否認的是南韓女性地位日漸提升。南韓政府在2001年成立「女性家族部」（又名「兩性平等家族部」），部門專責制定女性政策、防止家庭暴力與性虐待等工作，改善婦女兒童的福利及地位；而文在寅政府自2017年起，為了推動女性就業而推出一系列政策，如增加女性僱員在公共機構及私人企業佔比。
不幸的是，政府的性別平權舉措沒有令南韓女性過得更好，反被社會視為「虧待」男性。韓國就業競爭本已激烈，傳統的父權思想本對男性造成很大壓迫，使他們視成家立業為理所當然，韓國對學歷的歧視、以及社會被財閥的壟斷加劇男性壓力。當男性在職場受挫時，或會認為女權抬頭源於剝削男性權益，甚至將自己未能結識對象、要用服兵役、社經地位不再如前等窘局歸咎女性，這種危機感及不滿深化父權社會的厭女文化。在此脈絡下，為了表現出對女性的憎恨，仇恨女性的言行無孔不入，甚至從網路延伸至現實生活，以抗衡女性的「強勢」壓迫。
3）網絡回音 陷入仇男仇女漩渦
每當談到性別議題，韓國社會便會變得躁動不安，這些性別刻板帶來的框架，不單引起歧視，亦會衍生現實及虛擬間霸凌。近年來發聲渠道變多，有更多女性走出來批評男性，網絡亦令厭女心態越發激進。鍾樂偉觀察到，在這三至五年間，兩性問題不時再度炒熱，爭論亦開始白熱化，網絡對罵是原因之一：「互相對罵很常見，如男性批評女性是『大醬女』－－口說追求平權、但仍會花男人錢、拿著數⋯⋯」男性看「女權自助餐」在眼內，便會感到不公。
「仇男」與「仇女」兩者不斷拉扯角力，男女間的網上罵戰，在年輕網民中更為普遍。韓國民調機構Realmeter曾在2018年調查發現，有76%的20至29歲的男性受訪者指自己反對女權，30至39歲男性則近60%，不少韓國女權組織較為「激進」是原因之一，指她們不僅高舉女權，亦不乏對男性惡意侮辱。
而在2016年5月韓國轟動一時的江南隨機殺人事件中，30多歲的兇手不認識死者，自稱因常年遭到女性無視，因而有「仇女傾向」。
2000年，當時南韓便流行以「大醬女」如形容愛好名牌、炫富或是長得不好看但貪慕虛榮的女生，「大醬」用作諷刺女性「大便還是大醬的味道也分不清楚」；韓國男性認為窮酸又省吃儉用的「醬油女」才是心之所向，女網民亦以「辣醬男」反擊，譏諷非常省錢、只會到便宜的小食店吃飯的男性。到了2014年，對女性的批評更為變本加厲，新一代韓國女性總想依靠父母或異性、自私、崇尚名牌，稱女性為「泡菜女」，並在韓國右傾「最佳網文日報儲藏所（Ilbe）」等論壇大肆討論。
Ilbe論壇被視為仇女、仇恨言論的集散中地，以歧視及謾罵韓國女性、外勞、韓國某地區、抹黑左派人士而聞名。2015年，一些女性網民便自立門戶，成立了一個名為「Megalia」的女權論壇，Megalia的初衷是提倡女權，主張男女平等，反抗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卻日漸變成與ilbe同流的性別歧視網站，深化了男女間的對立，令男性對女性的厭惡和反感，Megalia的網站標誌上用來表示「短小」的手勢，就是在諷刺男人的生殖器很小。
當平權運動日益進取，不少韓國女性期望為錯誤的社會觀念「撥亂反正」，極端女權主義者更甚。現時不少流行文化如男性雜誌封面、電視劇均牽涉男性如何看待女性的操作，鍾樂偉舉例說，如不少電視劇均有不少女性期待被男性按在地上親下去的橋段，實質用浪漫包裝「約會暴力」，同時在物化女性，這些都成為Megalia批評的對象，而非再如以往般接受、忍耐。
女權意識的抬頭、Metoo運動、流行文化如電影《素媛》、《熔爐》對社會作出的批判，使南韓社會的兩性關係越發緊張，加上網上討論更易令志同道合的人圍爐取暖，更能自我肯定，加強觀點。社會氣氛日益繃緊，鍾樂偉坦言：「長久以來韓國歧視也很嚴重，男士不應因為女性爭取平權而感到受威脅，這些問題必須得到正視。」N號房所引起的關注或許數月後便會告一段落，但韓國根深蒂固的父權觀念、男性對女性抬頭的不滿、以及網絡催化的激進仇女與仇男文化，這些都是構成韓國性別衝突的致命傷，亦是當地社會不可迴避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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