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內地出生的閻小駿第一次踏足香港；15年前，他在美國哈佛大學取得政治學博士後，毅然決定來港任教；10年前，眼見香港陷入迷茫，他秉着對這座城市的責任，出版了《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書寫了一些「大家平時都不願意講、不樂意聽，但是對香港而言又不能不講、不能不聽的真話」，希望讀者放下政見、執念、意識形態、物質利益等一切身外之物，認真思考香港何去何從。
十年過去，修例風波的折騰、新冠疫情的停滯、經濟衰退的衝擊，促使不少港人心生焦慮、甚至離鄉別井，但閻小駿始終沒有離開，並且持續為香港撰文建言，相信這座小島在國家的囑託、厚望、包容、匡助之下，能夠繼續保持繁榮、自由、開放、宜居，繼續成為所有人的尋夢之城、圓夢之鄉。閻小駿與《香港01》進行深度對話，分享他緣何深信香港可以在「一脈相承」和「八面來風」之間乘風破浪、再放光芒，可以在中國文化力量的重要機遇期內成為推動「中國敘事」走向世界的重要講述者和推廣者。以下是對話實錄之三

香港01：您反覆提到香港的「特性」就是香港的價值所在、需要珍視。但我同時也想起您在報章撰寫的另一篇文章《香港改革需突破殖民主義文化影響》。在很多人看來，今天香港的特性，有很大一部份因素來源於它的殖民歷史，甚至有些人會以為香港特性就是殖民主義遺留的一部份。而您的文章指出，香港應該破除殖民主義文化的影響：第一，殖民主義者給香港社會遺留了一整套高度對抗性的政治話語；第二，殖民主義者推崇的所謂「小政府，大社會」的管治哲學及理念，對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建設，造成嚴重負面影響；第三，殖民主義者遺留勢力掌握文化工具，在回歸後的香港保留了高度文化影響力。不過，在部份人眼中，那段殖民統治經歷也讓香港邁向現代化，並且從中形成了某種香港特性。乍聽起來，要珍視的和要破除的，好像有些矛盾。應該如何理解才對？

閻小駿：這個問題非常好。世界上不同地區和城市，都有自己的發展歷程。也就是說，過往發生的事情，每一件發生的事情，都是今天的序章。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歷史，過去發生的事情是今天或者未來發展的大背景。古希臘有句名言：「任何人都不能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球」，因此，任何發展都是在文化的情景中發生。香港在港英殖民統治下已有100多年的歷史，這些歷史的文化積澱基礎，就是我們今天需要面對的文化環境。

香港之所以成為中西文化接觸的點，是因為歷史中蘊含着中西文化的交流。而我文章提到要破除殖民主義的影響，是指我們需要在「一脈相承」和「八面來風」之間主動掌握「歷史主動」。以前香港也是八面來風，但我們站在國際舞台上時，我們的底氣和機制與今天不同——我們今天能夠更有底氣、更有信心以及更有中華民族的對外開放窗口的姿態站在國際舞台上。我們需要破除殖民主義的影響力之後，才能夠有主體的面目，繼而在與全世界不同的文明文化進行交流時，我們才更有底氣。這是我的文章所想表達的意思。

特區政府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築牢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香港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部分存在，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助於我們積極與世界不同文化文明交流互鑒。隨着時代的發展，新一代人對外界的接觸面更加深入，在促使國際交流和文明之間的共融程度更加深入的同時，也要求我們在構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過程中必須適應時代變化，要有效運用不同的方法，去維護我們的民族意識，這也是人類需要自發維護的感情。

如何讓這種感情聚力、擰成一股力量，繼而推動這個地方團結向前發展？就需要透過不同的紐帶進行建構。例如泰國每天早上和晚上都會在固定時間播放國歌，人們都要停下肅立；又如美國小學，即使學生來自不同種族、擁有不同膚色，但他們每天早上都需要面對美國國旗進行宣誓。這種儀式對於在多元文化場景中保持穩定的政治認同有很大幫助，同時穩定的政治認同也為多元文化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創造了空間。如果沒有穩定的政治認同，多元之間的競爭程度就會不斷加劇。只有穩定的政治認同，才是多元和諧共處的保障。

香港01：您在《香港改革需突破殖民主義文化影響》文章最後提出在百年未有大變局之下的三大問題：如何採取綜合措施破除殖民主義者遺留的文化遺產及其文化影響，使香港改革發展得以脫離其影響，開闢新的局面？如何在落實一國兩制過程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時積極與世界不同文明文化實現交流互鑑？如何在香港的發展願景中，實現既有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又有全球文化八面來風的良好場景？——這些確實都是非常值得整個社會慎重考慮和積極探討的議題。幾年過去，您對此是否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或答案？

閻小駿：這三個問題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雖然目前還沒有最終答案，但是我認為香港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情，即建構一個對中華文化一脈相承和世界文化八面來風的融合型香港特有的文化。我們以這種特性文化傳承具有共性的中華民族文化。因為中華民族文化本身海納百川，並非一元文化，而是多民族共融的文化，所以我們受到世界和西方不同文明，如伊斯蘭文明的影響等。香港通過將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傳統與八面來風的世界文化風尚結合，就是通過建設城市特色的文化來傳承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一條非常好的路徑。

香港01：從剛才的幾個問題來看，您對香港有一種非常正面、樂觀、積極的信任；而從您的文章《香港，願你永遠是尋夢鄉》也能感受到，您對於香港過去那種「一往無前、主動開創、識變求變、敢為人先」的奮鬥精神的欣賞，相信那也是您對於「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的嚮往。但在今天，香港似乎處於一種「平行時空」，不少人對於「香港精神」開始抱有懷疑、對於香港的自我革命失去信心、對於如何更好地在「中國的香港」和「國際的香港」之間尋找新的平衡感到疑慮。您的信心從何而來？您又怎樣理解香港社會的消極？

閻小駿：我對香港的信心來源於香港的制度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確實如此，我們領導人也表示好制度需要長期堅持。「一國兩制」是香港未來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大保障，也為香港的發展提供了最大空間。因此我對香港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在這個過程中，並非只是坐着香港就能發展。相反，正如我也在這篇文章中提到，我們需要在在「變」和「常」之間求得平衡。「常」指的是香港能夠保持自己的制度特色和生活方式，包括非常自由、開放、法制，香港社會之間非常友愛。這四方面的生活方式特點需要長期保持，需要全社會不同階層和人們共同努力維護。在發展過程中，我們的管治制度需要不斷變革和求新，以提高政治治理效能。同時，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也需要隨着時代發展，升級換代，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當我們的文化不斷隨着全球文化以及我國文化的持續發展，香港就能夠持續建設可以適應新時代需求的新文化。

在「變」和「常」之間，我們需要通過大家共同努力尋找到平衡點。在尋找平衡點的過程中，可能存在各方面的拉力。恩格斯提出，歷史結果就是不同社會力量之間形成合力的過程；而我們通過尋找平衡點的過程，最終形成「一國兩制」的最大合力，推動香港發展。

香港01：您在另一篇文章《香港文化生活 從「一陽來復」到「花果飄香」》指出，把香港建設成具有對話實力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一良好願景，將為特區發展增添新的重要動能。相信這也是很多人對於香港延續融匯中西特色的未來發展的美好期盼。然而，如今地緣政治紛繁複雜，香港也從昔日的「左右逢源」變成今天的「四面受敵」，那麼，具體而言，香港可以怎樣突破困境？怎樣在被美西方制裁打壓之下，「深化國際交往合作」？

閻小駿：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首先，香港具有的國際化優勢，是我們的金字招牌，我們需要長期堅持國際化優勢和對外開放，這是我們在世界巨大的不確定性中必須保持的確定性。香港是開放、交流、制度共存和文明共生的融合點。我同時擔任香港大學中國制度研究中心的總監，這項工作也促使我深刻受益於香港這座交流之城所賦予的開拓視野。

香港在對外交流方面，仍然是值得我們認真發掘的地方。我剛才提到香港是中西文化的薈萃之地，它在這方面的交流作用非常特殊。我曾經在文章中提到，如果交流對其他城市而言是一種「工作」，那麽在香港就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們早上喝一杯咖啡，中午去嘆廣東飲茶，這種融匯和交流就是香港的生活方式。我們習慣於我們的同事來自世界各個地方，而香港在發揮交流功能和使命時，其交流之道和生活方式，都是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再者，香港在對外交流和對話方面，沒有首都外交所具有的禮儀限制和空間，因此它能夠讓大家更加深入交流、坦率地達到交流目的。例如2023年9月東南亞聯盟的秘書長高金洪博士訪問我們中心時發表了一場名為中國和東盟共同向未來的演講。我們最初與東盟討論時並未安排交流環節，然而高金洪博士到達後體會到香港大學和高等院校的開放氣氛以及同學們對他的演講的感受，主動要求在演講之後與香港同學對話。這一對話對話了近一個小時，大家不斷提出問題，高金洪的回答也妙語不斷，能夠與大家實現良性互動，以至於整個行程要向後推遲一個小時。東盟官員告訴我們，這是從未發生過的事情。高金紅本人也對交流非常開心。由此可見，香港在促進中外文明對話和人文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我們在具體工作和日常學術交流中都能夠感知到這種優勢，而這需要進一步發揮。

香港01：您在《特朗普時代的重臨與中國文化力量的契機》一文中寫道：「中國通過自主理論建構，將文化和政治、話語和發展實踐互相統一起來；用一套自洽的政治話語和文化敘事，來補充與平衡1980年代以來的經濟實用主義敘事，使文化建構、政治治理與經濟發展相得益彰。」請您舉例說明，讓讀者更好地理解中國的這套自主理論建構具體是什麽？另外，您也指出：「相信香港能夠在中國文化力量的重要機遇期，成為推動中國敘事走向世界的重要講述者與推廣者。」具體而言，香港應該如何展現甚至加強這種力量？

閻小駿：我在《中國何以穩定：來自田野的觀察與思考》這本書提出，我們之所以能夠成功找到國家彈性與國家剛性平衡點的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具有「學習型政權」。學習型政權的特點之一就在於能夠從經典著作、現實經驗以及不同國家間的交流互鑒中不斷學習，同時將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與面向未來的學習相結合。在我國治理中，我們所具有的學習型政權，就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創造「兩大奇跡」、打破「亨廷頓悖論」的重要原因。

我們的政治結構具有學習型特點，我們的架構既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學習，也從世界其他文明和國家的實踐中學習，同時還從基層發生的不斷變化中學習。這種學習材料來源廣泛，學習能力也非常綜合。整個學習過程促進了國家彈性和國家剛性之間的平衡。像這樣的自主理論建構還有很多，我們的同事、中國學者，包括香港的學者都做出了很多理論建構。我們用自己的理論推動中國人，讓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國故事，從而用實證說服西方人。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香港既是開展這種研究的最佳地方，也是向世界展示這種研究的最佳地方。具體而言有三個方面的優勢：第一，我們的地理位置非常優越，對於研究和觀察中國故事具有非常有利的環境；我希望特區政府加大對這方面的投入，以便在香港更好地開展對中國故事的研究，並且為理論更新作出貢獻，共同推動世界中國學的發展。

第二，是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香港在這方面發展得非常好，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2023年11月中，美元首峰會之前的10個月之前，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先生訪問我們中心並且與香港各界座談。當時他就美中關係進行了深入交流，並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創造元首會晤的良好氣氛。2023年4月份疫情結束後，西方首位國家元首即法國總統馬克龍訪華之前，法國駐港澳總領事杜麗緹女士也在我們中心發表了關於法中關係的演講，正式官宣馬克龍訪華。這些都是香港推動民間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很好機會。

在杜麗緹女士演講的答問環節，有一位港大的美國同學問她一個問題：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法國和美國有所不同，為什麽法國不參加美國的活動，卻要發展與中國的關係？杜麗緹女士直接與他進行討論。她表示，法國人以自己的發展道路和制度為驕傲和自豪，並不要求其他國家複製；她也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根據自身情況發展自己的模型、選擇自己的道路，而法國自戴高樂總統以來就採取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她還說，法中之間的制度差異，並不妨礙兩國發展關係。在我看來，這些討論對於美國同學來說非常有用。這也只是我們平時推動公共外交和民間外交的一個小場景，可以看出香港提供了寶貴的交流空間。

第三，我們可以匯集世界級的智力資源。去年3月，中國制度研究中心聯同北京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香港學術研究院在港共同創建歷史文明研究基地，旨在發揮香港的國際化優勢，匯集全球智力資源，推動對中國傳統文明文化的研究、對世界不同文明文化的對比研究及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研究。去年年底，我們舉辦「歷史與文明國際論壇」，那是香港首個由學術界主辦的大型國際學術及文化盛會，旨在充分發揮香港的國際化優勢，深化國際交往與合作，構建全新的國際思想文化對話交流平台。論壇成功吸引40多位重量級國際漢學家、思想家、歷史學家和人文學者匯聚香港，使我們得以全方位展示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特色及廣泛的國際人脈網絡。美國同事都慨嘆這種匯集性。這給我們帶來了非常大的觸動，可見香港在集聚國際智力資源和人才方面的吸引力非同凡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