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掌港澳辦】封疆大吏相繼入列　北京治港何去何從

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從駱惠寧到夏寶龍，兩位昔日的封疆大吏，先後入主港澳系統，分別出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這一不同以往的重要人事調整有何特別之處？將對已經進入後修例風波時期的北京治港工作產生何種影響？

封疆大吏相繼入主港澳系統

拋開制度和組織層面的變化不談，這段時間以來港澳系統在人事層面最大的變化是新增了兩位封疆大吏。其中，新任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本身是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屬於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副國家級領導人。他生於1952年，有將近50年的仕途經歷，早年曾在共青團天津市河西區與河西區街道辦等基層機構起步，擔任過河西區長、區委書記、天津市常務副市長、浙江省委副書記等實職，兼任過浙江政法委書記，主管有「刀把子」之稱的公檢法工作。後來他又擢升浙江省長、省委書記，成為封疆大吏。他任職過的天津、浙江，均屬於內地經濟發達、政治地位相對較高的省市，對官員的能力要求相對較高。尤其是以省委書記之位主政內地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浙江，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鍛鍊。

新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生於1954年，早年在安徽省經貿委工作，熟悉經濟，歷經省外經貿廳副廳長、省政府辦公廳主任、巢湖地委書記、省委宣傳部長等多個不同崗位的磨練，經驗豐富，熟悉體制的橫縱運作，一步步晉升為副部級的省委常委，後來又以省委書記的身份主政青海、山西。他2016年調任山西省委書記時，正值山西塌方式腐敗後的官場生態重塑階段。他在如此關鍵時刻主政山西，充分體現北京的信任，而後來他的工作同樣獲得官場同事的認可。2019年11月30日他卸任山西省委書記時，新任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評價駱惠寧主政山西期間，「正值山西政治生態在治亂中奮力治本、經濟發展在下行中奮力前行的關鍵時期」，「為山西改革發展穩定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夏寶龍和駱惠寧皆是封疆大吏出身，屬於典型的政治幹部。這類官員在中國官場具有特別意義。一方面他們都曾主政過大省，具有非常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另一方面他們政治資歷深，地位高，實際能夠掌握、協調的資源高於尋常的正部級官員。

在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下，雖然省委書記、省長和部委主官都是正部級，但不同省之間、省與部委之間、部委之間還是存在隱形區別。同樣是省委書記、省長，人口大省、經濟大省或具有戰略意義、事關國家大局的省份，其主政者地位通常都會高於一般省份，比如浙江身、山東省主政者，其地位顯然高於寧夏、甘肅。省與部委之間同樣如此，所謂省部級，省在前部在後，同情況下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地位會高於部委主官。比如，一些省市一把手本身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員，而部委主官通常至多能兼任國務委員或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副職，地位明顯遜於政治局委員。至於同為部委主官，因為所在部門的重要性不同，地位亦有差異。過去港澳辦主任地位明顯低於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夏寶龍和駱惠寧，一個是曾執掌經濟大省浙江省的省委書記，現又是副國家級領導人，另一個是曾執掌兩個省的省委書記，由他們這樣兩位強人、老將來入主港澳系統，無疑大幅度提升了港澳系統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能量。

北京治港何去何從

當然，或許有些港人會認為，香港不是實行高度自治的特區嗎？為什麼要派強人入主港澳系統？應該說，只要準確理解和落實「一國兩制」，遵循《憲法》和《基本法》，強人入主港澳系統非但不會削弱高度自治，反而因為更多有資歷、有經驗的人的到來，有可能彌補過去治理港澳工作的不足，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一國兩制」是偉大的構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作為「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容，不論何時都應該得到有效遵循。但與此同時，香港是高度自治，而非完全自治，香港不僅是港人的香港，也是中國的香港，是北京直接管轄的一個地方特區，北京有責任深刻、全面地認識香港，了解它的優勢，找出它的不足，為其長遠的發展出謀劃策，這樣才能讓香港「一國兩制」始終展現生機活力。畢竟，讓香港變得更好，讓「一國兩制」成功實踐，不是無為就可以做到的，香港的繁榮穩定更不是毫無作為可以保持的。無為而治不是什麼都不做，任其自生自滅，不論是自然世界有序運行，還是人類社會的長治久安，都有待積極作為。

近年來香港之所以陷入那麼大的困境，接連出現佔中、旺角騷亂、修例風波這樣的危機，港人之所以有那麼多的怨氣和不滿，一個不容迴避的原因是過去一些年治港工作缺乏作為，沒有積極建設「一國兩制」，而是用放任為之的消極態度來認識它，導致港英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各種結構性矛盾不斷累積，甚至某種程度上讓香港社會變成火藥桶。有鑑於此，我們曾呼籲北京應該修正過去多年治港工作的不足，推動治港從消極、被動、區隔走向積極、主動、融合。考慮到「一國兩制」和治港工作具有的高度政治敏感性，若想有效落實這一點，需要把「懂政治」的官員放到重要位置，以便從政治維度來處理香港問題。由於修例風波的教訓，以去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為節點，可以看到北京治港政策正在發生方向性轉變。而讓夏寶龍、駱惠寧這樣的老將出山，正是這一政策變化在人事層面的呈現。

正如前文所述，夏寶龍、駱惠寧皆有着數十年的地方工作經驗，相對比較擅長治理。在他們主政地方期間，既要與轄區幾千萬人民打交道，和各種形形色色的人相處，平衡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的關係，又要處理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要協調好經濟增長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間的內在張力。在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地方大員才是國家的主要治理者，他們雖然未必有技術官僚那麼專業，但由於統管一個省方方面面的事務，相對擅長從宏觀、整體層面思考和處理問題。而這些特徵，對於政府認受性嚴重不足、社會撕裂、深陷「小政府、大市場」迷思、貧富懸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陷入瓶頸的香港來說，具有某種積極意義。當然，鑑於香港各種深層次問題積弊日深以及香港的特殊性，新官上任的夏寶龍、駱惠寧能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處理好香港事務，還有待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