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掌港澳辦】修例風波後　北京港澳系統重大調整

又一隻靴子落地了。北京治港人事繼今年1月4日「老將」駱惠寧臨危受命，執掌香港中聯辦後，再度發生重大調整。2月13日，北京宣布由曾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的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的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現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改任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新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和現任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分別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這一調整意味着北京港澳系統發生重大調整，最主要變化有兩點。第一，大幅度提升了港澳辦的政治地位。新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曾長期在天津、浙江任職，2003年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成為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副手」，後升任浙江省長、省委書記，屬於典型的封疆大吏和政治幹部。2017年夏寶龍卸任浙江省委書記，退居二線，轉任中國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18年夏寶龍突然晉升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位列副國級領導人。如今，由他這樣一位封疆大吏出身、與習近平有共事經歷的國家領導人來兼任正部級機構港澳辦的主任，無疑明顯提升了港澳辦在中國現有政治體系中的政治地位。

不光如此，現任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改任正部級的常務副主任，正部級的駱惠寧、傅自應分別兼任港澳辦副主任，意味着港澳辦副主任裏面突然新增三位正部級官員。港澳辦的領導結構從過去的一正多副，升級為一副國家級、三個正部級和多個副部級，此舉等同重新架設了一個港澳辦，凸顯中國最高決策層更加重視港澳工作。

這種情況在港澳辦歷史上是未曾有過的。港澳辦作為中國負責港澳事務的最高辦事機構成立於1978年，如今已經歷經廖承志、姬鵬飛、魯平、廖暉、王光亞和張曉明等6位主任，他們都是外交系統、港澳系統或統戰系統出身，皆非封疆大吏。廖承志、姬鵬飛和廖暉雖都是副國級領導人，實際政治地位高於現在的夏寶龍，但情況不同。廖承志、姬鵬飛均是中共老資格領導人，資歷高，他們當年兼任港澳辦主任，主要是因為那時恰逢解決香港、澳門回歸問題的關鍵時期，由他們來執掌港澳辦，既是為了發揮和借重他們豐富的政治經驗，又是為了凸顯國家對港澳回歸問題的重視。可這終究是他們個人地位的體現，而非港澳辦地位的投射。至於廖暉，他雖然曾位列排名第二的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可那是他擔任多年港澳辦主任之後的晉升，而非像夏寶龍那樣直接以副國級領導人空降港澳辦主任。而且前文已經提及，今次港澳辦人事的調整，不單單是夏寶龍一個人的調整，而是整個機構的組織重整，由過去的一正多副升級為一副國家級、三個正部級和多個副部級，這意味着港澳辦相比於以往，將享有協調更多資源和部門的實際權力。

第二，從人事制度層面理清了港澳辦和兩個中聯辦的關係，有利於三個部門之間的協同合作。在過去，儘管港澳辦主任實際地位比香港中聯辦主任、澳門中聯辦主任高半級，兼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但由於三個職能存在交叉的部門均為正部級，互不統屬，有時難免出現各自為政、不易協調配合的問題。如今，北京從人事制度層面明確了香港中聯辦主任、澳門中聯辦主任兼任港澳辦副主任，無疑理清了三個部門之間的主從關係，徹底改變了過去三駕馬車並行的狀況，有助於形成一體化領導，便於作為後方的港澳辦與作為前方的香港中聯辦、澳門中聯辦協同合作，從而從制度層面整體提升北京港澳系統的工作效能。

《論語》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過去一些年，由於北京港澳系統的一些組織結構問題，使得港英殖民時期遺留的香港問題非但未能得到有效緩解，反而不斷惡化。尤其是在近些年陸續出現的佔中、修例風波等事件上，北京港澳系統的應對明顯捉襟見肘。如今，北京總結之前治港經驗教訓尤其是這次修例風波的教訓，重組港澳系統，提升港澳辦在港澳體系的政治地位，強化對港澳工作的重視。而這將有助於落實和支撐北京以後的港澳政策，推動「一國兩制」更有效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