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寶龍掌港澳辦】為甚麼是夏寶龍？
在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公開的一系列央地人事調整中，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秘書長夏寶龍被任命為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由於港澳辦與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是兩塊牌子一個機構，這也意味着夏寶龍同時兼任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辦公室主任的職務。
持續數月的反修例運動對中央原有治港體系構成挑戰，此次夏寶龍在政協以副國級的身份接掌港澳辦，正是中央因應新形勢變化而做出系統性調整之中的一個部份，而且應該是份量很重的一部份。
那麼，為甚麼是夏寶龍，他有甚麼特殊之處？
夏寶龍的特殊之處
夏寶龍生於1952年，是天津市人。天津也是他的仕途起步之地，總計他在天津工作30多年時間，擔任過該市河西區委書記、市委常委身份加持的副市長。2003年南下浙江，擔任過省委副書記身份加持的政法委書記和省長，並在2012年12月至2017年4月間擔任浙江省委書記。離開浙江後，夏寶龍一度到全國人大任職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18年3月獲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晉升副國級，成為全國政協主席汪洋的重要幫手。
在此次夏寶龍獲任港澳辦主任之前，中央治港團隊已經有過一次重要人事變動，當時已到全國人大任職的山西省前省委書記駱惠寧被調赴香港就任中聯辦主任。這兩次人事變動都是中央治港思路、政策和人事整體變化之中的兩步棋，也需要放在一起來進行觀察。
夏寶龍與駱惠寧有一個共同標籤，都是從地方官場自下而上成長起來的「地方大員」。夏寶龍當過教師，駱惠寧當過工人，後來相繼經由共青團系統逐漸進入官場，而後雙雙得以成為主政省級地區的封疆大吏。可以說，他們都是改革開放年代裏脱穎而出的官員。
自香港和澳門回歸以來，包括港澳辦主任與中聯辦主任在內的中央治港治澳高層體系裏，負責人選大多起自外交、統戰或專業對港對澳工作體系內部，而與內地地方官場沒有太多瓜葛。駱惠寧在2020年1月初先行打破這一傳統之後，夏寶龍更是以副國級入局港澳體系，進而強勢灌入內地政治運作風格與地方治理邏輯，明確展現了中央治港方向與政策的大幅轉向。
值得一提的是，先有駱惠寧，後有夏寶龍，連接兩位原先的地方大員被充實到港澳體系得以重用，再加上湖北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後，出身於金融系的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與出身於國企的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同時被免，接任者分別是紮根地方官場的上海市長應勇和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由此進一步凸顯了地方主政者的特殊性，以及中央對這一類官員群體的重視。
夏寶龍主政過經濟大省浙江，駱惠寧主政過西部省份青海和資源大省山西，處理過山西的經濟轉型與腐敗危機。兩人都有主持一方政局的全面能力，這是很多深耕特定領域專業技術性官員所欠缺的。地方大員應當具備協調央地關係、全面掌握地方情勢、整合鞭策官僚集團、處理各種利益矛盾、處置極端緊急事態等等方面的綜合素質，善於從整體結構來考慮問題，其中佼佼者已經擁有「政治家」的素質與底藴。
與駱惠寧就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相比，夏寶龍就任港澳辦主任份量更重，這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夏寶龍級別更高，他是以副國級的身份進入港澳系統，顯著提升了港澳辦的地位，正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所說「體現了中央政府重視港澳事務」；二是港澳辦是中央對接香港方面更高一級的聯絡與治理機構，駱惠寧是港澳辦的副主任，也就是夏寶龍的副手，中央治港新政策將在很大程度上由兩人的分工合作來落實和呈現；三是夏寶龍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有過長時間的共同經歷，是習近平治港的一個關鍵抓手。
習近平治港關鍵抓手
習近平於2002年10月至2007年3月在浙江省工作，先後任職該省副省長、代省長、省長，並在2003年11月升任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則是在次月被調入浙江，成為習近平主政浙江的一位重要副手。兩人在浙江共事時間約有5年之久，習近平對夏寶龍的能力水平應該有深入的了解。此次夏寶龍獲任港澳辦主任一職，可以肯定正是出於習近平的提點。
習近平不僅很了解夏寶龍，對港澳工作也很熟悉。習近平在2007年進入中央之後，即兼任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之職，而且任職時間長達5年，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因此可以說，對夏寶龍的任用，是習近平在「知人知事」前提下，基於對人對事的準確判斷，所做出的一項重要安排。
中央港澳協調小組屬於中共黨務系統，是由中共中央委員會負責領導，匯聚了黨政多個部門的負責人員，本屆小組組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排名第一的副總理韓正。夏寶龍既是該小組辦公室主任，也是這一小組的副組長。在中共十八大後成立的多個中央級小組列陣中，中央港澳協調小組則是習近平面向港澳方向的距離最近的治理平台。
並且由於習近平與夏寶龍曾有過很長時間共事經歷，習近平很清楚夏寶龍的性格、能力與處事方式，這一安排將更有利於習近平對港澳事務的指揮，貫徹對香港問題的政策。與此同時，這也意味着更多的權重賦予，不僅讓夏寶龍本人，也讓港澳辦以及駐港的中聯辦能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發揮更大的作用。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但是香港人心的回歸始終未能完成。及至2019年嚴重衝擊香港局勢和「一國兩制」的修例風波，再到現今中央治港方向政策的大幅調整與關鍵位置的換人，香港的「二次回歸」與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正在加速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