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官僚主義的戰爭 是中國共產黨最艱難的自我革命

和官僚主義的戰爭中國共產黨並不陌生，實事求是講，態度也足夠嚴厲。早在1940年，當中共還是一個屈居於邊區延安的弱小反對黨時，出於對國民黨內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等官僚主義作風侵蝕的警惕，毛澤東就提出「要養成一種新的作風——延安作風」。相比「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精神墮落，只知道做官」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以良好的黨風帶動了延安的政風、軍風和民風，令受夠了國民黨腐敗官僚作風的延安人民、到延安追求革命進步的知識分子，以及國內外媒體與政治觀察人士耳目一新。

新中國成立後，與官僚主義的作戰也一刻沒有停息，甚至可以說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在和官僚主義戰鬥。撇開意識形態與政治路線鬥爭不提，給中國帶來巨大傷害的「文化大革命」，從另一個可能不那麼主流的視角看，就是要鼓動群眾以非傳統"革命」的方式造官僚們的反，革官僚們的命。

1963年，毛澤東還起草過一份題為《論反對官僚主義》的黨內指示，向當時開始抬頭的官僚主義宣戰。毛澤東歸結了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形式，包括脱離領導、脱離群眾的官僚主義，強迫命令式的官僚主義，無頭無腦，迷失方向的官僚主義，官老爺式的官僚主義，不老實的官僚主義，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滿預無能的官僚主義，糊塗無用的官僚主義，懶漢誤事的官僚主義，機關式的官僚主義，「五多」的官僚主義，特殊化的官僚主義，擺官架子的官僚主義，自私自利的官僚主義，爭權奪利的官僚主義，鬧不團結的官僚主義，鬧宗派的官僚主義，蜕化的官僚主義，助長歪風邪氣的官僚主義等等，並且指出滋生官僚主義的土壤也是修正主義、教條主義的土壤等。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也告誡中共全黨必須「防止領導機關官僚化的危險」。鄧小平路線的踐行者江澤民與胡錦濤也都針對官僚主義有過批示或講話。

中共進入新時代後，習近平對官僚主義也特別警惕，強調從講政治的高度來審視、從思想利益的根源上來破解官僚主義。他多次表示「要堅決杜絕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要堅持真抓實幹、狠抓落實，一切工作都要往實裏做、做出實效，不好高騖遠、不脱離實際，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中共黨的喉舌《人民日報》也對官僚主義進行過嚴厲批判「官僚主義實質是封建殘餘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嚴重、權力觀扭曲，主要表現為脱離實際、脱離群眾，高高在上、漠視現實，唯我獨尊、自我膨脹，盲目依賴個人經驗和主觀判斷。」

從毛鄧到習，幾十年連貫起來看，中共對官僚主義的定性不可謂不嚴重，下手整頓也不可謂不嚴厲。但另一方面，官僚主義不僅未能被剷除，相反卻越來越普遍。只有在廣義的鄧小平時代，因為中國社會管制進入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周期，民主、監督、透明、放權、市場化成為當時的治理主軸，官僚主義的表現才不似在強管制周期那麼嚴重。當然，如果把腐敗和政治蜕化也歸為官僚主義的結果或表現形式的話，在這一周期的某些時段，官僚主義也相當嚴重，連鄧小平本人就曾警告說：「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

所以，與官僚主義的戰爭不是畢其功於一役的一場戰鬥，而是一場艱難的自我革命，是自中共革命還尚未成功之時就開始的持久戰，而且隨着新中國成立，建制社會形成，越來越具有挑戰性。

那麼，到底怎樣才能贏得與官僚主義的戰爭呢？

首先這裏有一個誤區必須先理清。應該認識到，官僚主義不是中國獨有的難題，也不是實施中央集權的社會主義威權制國家才有的弊病，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只要存在政府與官僚體系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官僚主義。中國封建社會就是官僚主義極嚴重的社會。實行民主選舉與三權分立制衡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官僚主義，甚至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就官僚主義的最生動體現，是官僚主義的合法化。

只不過在中國，一則官僚主義與傳統政治一貫強調的「民本思想」存在本質衝突，因而被認為是不能被容忍的、至少是「政治不正確」的東西；二則，恰恰又因為中國延續數千年的傳統官本位文化與強調政治集權和領導權威的嚴密官僚科層政治體系，反而使得這種「政治不正確」的東西有了特別旺盛的生命力，這兩者構成了問題的一體兩面。

所以，不管在任何一個國家，當然也包括中國，想要徹底剷除官僚主義產生的空氣與土壤都是不可能的，徹底剷除的結果就是大家都回到人人平等的原始氏族社會，或者驅動社會進入只存在於極端理想狀態下的烏托邦狀態——那將是災難性的，恰恰也是最官僚的——一般情況下，只要能在最大程度上以最嚴厲的手段來限制與克服官僚主義，把因為官僚主義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就可以說是已經贏得了與官僚主義的戰爭。

所以我們沒必要在戰勝官僚主義的前面加上「徹底」二字，那種理想狀態事實上是不存在的。我們也決不能說這些年中共與官僚主義的戰爭一事無成，不能被越反越多的官僚主義表象迷惑，覺得好像中共已經被官僚主義淹沒。事實上客觀而言，官僚主義在中國確實比較嚴重，而且隨着中國進入了一個強管治周期正變得越來越普遍、越來越嚴重，但是就與官僚主義的較量來說，中共也是成績斐然。別的不說，僅僅是腐敗，這些年不是已經被有效遏制了嗎？

針對官僚主義，中共開出的各種藥方，包括運動式整治、主題教育、依法治國、民主監督，以及中共進入新時代後提出的「自我革命」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武器裝備，也都展現了該黨與官僚主義作戰的決心。只是官僚主義有其制度與文化成因，有多種表現形式，如上文所述，僅僅由毛澤東在當年歸結出來的就多達二十種，所以它才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是以這種形式表現出來，就是以那種形式表現出來，要把它壓制在最小範圍，把它造成的損失降到最低，讓社會大眾總體滿意，對中國共產黨來說並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