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義官僚主義背後的頂層設計之問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各地在防疫過程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就不斷被聚焦，具體到抗疫手法上，則是一刀切、層層加碼。雖然官方也三令五聲要堅決杜絕此類行為，但在疫情進入第三個年頭的今天，各地仍在重複犯錯。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必須承認的是，要想徹底根除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基本不可能。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官僚體制歷史悠久，幾乎悠久到同中國傳統文化史相始終，且作為國家權力與民眾間的穩定紐帶，官僚體制提供了國家治理的組織基礎，並在方方面面影響着人們的日常生活乃至思想活動。這樣的官僚體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任何制度都有兩面性，日益膨脹的官僚制不可避免會暴露出消極的一面，衍生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積弊與問題。
在百年不遇的疫情這樣的外部變量之下，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問題得以最大限度暴露出來。早在2020年2月，中組部部長陳希在一場圍繞疫情防控的電視電話會議上即表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大敵，要堅決防止高高在上，浮在表面，空喊口號。面對這樣的大敵，除了批評，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政策導向和頂層設計，亦在間接加劇本就積重難返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首先是問責。今年3月，《香港01》在《中共正在遭遇抗疫中期關鍵考驗》一文中指出，嚴厲問責制的初衷是為了打消官員的消極懈怠、不作為，為了保證民眾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而積極作為，並在不同階段因應局勢進行更精準的防疫，可在過去兩年多的抗疫實踐之後，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不少地方官員看來，頂格應對疫情至少不會因「防疫不力」而被問責，而精準防疫需要時間，更考驗治理現代化，多數地方官員已經無暇他顧，先用頂格防疫手段證明自己在做事情，故而每每有本土確診病例，第一反應便是全城靜默乃至封區封城，由此付出的巨大經濟成本則由全體民眾承擔。
6月5日，國家衛健委針對全國高校學生離校返鄉工作召開新聞發布會，明確提出「九不準」，該要求發出前不久，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紛紛發生聚集性抗議一刀切防疫政策的事件，有高校學子亦喊出了「打倒官僚主義」的口號；6月11日，國務院首次明確過度防疫也要嚴肅問責，並直接點名存在過度防疫問題的河北、安徽、陝西三地，相當於對此前問責制的一次糾偏。
這樣的糾偏是及時的，釋放出的積極信號也是值得肯定的，但相較於防疫不力被問責的力度而言，「過度防疫也要嚴肅問責」並未形成足夠的威懾力和普遍共識。比如安徽宿州市在上一輪疫情中，提出「三日內實現社會面清零」的目標，並亮明「三輪排查後仍未清零的村（社區），將對包保幹部和村黨組織主要負責人嚴肅問責。」這樣的「三日清零」要求以及問責制，不僅違背了防疫是個科學問題的本質，也無疑是在變相「鼓勵」過度防疫和層層加碼。再如廣州某小區逾百户人離家集中隔離期間，寓所大門被強行破門，入內消毒和清潔，只因社區物業人員收到了有人躲在家中的消息，此種行為明顯是過度防疫且侵犯個人私權，至今未有見到相關警示和問責，須知類似破門和入户消殺的情況，在上海疫情期間已經出現過。
其次是算大賬。疫情防控過程中，官方常常提到要算大賬、算總體賬、算長遠賬，治理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必然要從長遠計，疫情防控牽一髮動全身，必然要算總體賬，但在算大賬、算總體賬的同時，也要防止其對於具體賬、短期賬的消解，以及部分地方官員將此作為藉口來逃避自身有效治理的責任，併合理化一些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做派。
在上海疫情最為嚴峻的4月，《香港01》在《上海疫情｜「算大賬」正在消解具體問題》一文中曾寫道，「對決策層來說，算大賬、算總體賬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與官方『算大賬』以及制度之爭、文明之爭等抽象表達相對應的，則是民間輿論場更為具體且瑣碎的需求與問題。比如正處在封控中的上海，民眾最迫切的需求是基本的物資保障和供應，是看病的需求能被及時滿足，是能擁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但目前，抽象的制度之爭、文明之爭，以及統一性的『算大賬』、『算總體賬』，卻在消解乃至蓋過這些具體問題。」
雖然目前上海疫情已經告一段落，上海全市也已解封，但放眼中國，各地民眾的小賬和具體賬的緊迫性、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封控中的上海。經濟下行的壓力，就業的壓力，中小企業紛紛倒閉破產的壓力，房地產的壓力、規模性返貧的壓力等，都在集中湧現。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6月份，16-24歲城鎮青年失業率為19.3%，這無疑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數據，意味着每五個青年中可能有一個失業。此外，中國多個城市集中湧現「停貸潮」，伴隨着第二季度經濟數據的出爐，切實加劇着人們的悲觀預期。6月27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民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考察時提到，「（要）防止發生衝擊道德底線的事，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可見整體形勢之嚴峻。
普羅大眾痛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民間輿論場不少對防疫的不滿並非因為政策本身，指向的是防疫過程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以及一刀切、層層加碼。官方顯然也早已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也在反覆強調要堅決予以克服、杜絕。但正如前文所言，要想徹底根除是不可能的，短期內也是不現實的。基於此，如何在政策導向上避免變相的加劇，就顯得尤為重要。須知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這場硬仗，既是中國治理現代化必須面對的考題，也是防疫能否最終經得起檢驗、能否得人心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