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官僚主義正成為中共一場十分緊迫的自我革命

近些年來，內地官場的官僚主義問題日益成為高層和民眾都十分反感、痛恨的弊病。

2012年11月，新當選中共總書記的習近平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指出：「新形勢下，我們黨面臨着許多嚴峻挑戰，黨內存在着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尤其是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的貪污腐敗、脱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問題，必須下大氣力解決。全黨必須警醒起來。」不久後，新一屆中共領導層制定實施八項規定，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意在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自那時到現在，反對和整治官僚主義，一直是中共領導層的重點工作，從發起反腐行動，整頓官場，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主張依法治國，強調自我革命，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其中一個考量便是克服官僚主義。

據內地《法制日報》在2017年的報道，自2012年12月八項規定實施以來，全國累計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精神問題17萬多起。2022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文披露，十九大以來，截至2022年8月底，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查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27.3萬個。單是已經查處的問題便已這麼多，估計實際情況更加嚴重。

從許多企業和民眾的切身感受來看，中共官場的官僚主義問題，不僅極為普遍，經常可見，而且形式不斷髮生變化。無論是許多民眾所遇到的公共部門辦事難、效率低、推諉扯皮問題，還是新冠疫情「乙類乙管」前許多地方所存在的層層加碼、一刀切、知法犯法問題，鬧出諸如「惡意返鄉」、「種地道歉」、「鐵絲鎖門」、「給儲戶賦紅碼」等影響惡劣的公共輿論事件，都是官僚主義問題嚴重的例證。

在官僚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中，本質上是「為官不為」的懶政、怠政、逃避責任、「新官不理舊事」、漠視民營企業和民眾正當訴求，已經成為目前最突出問題。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點名「為官不為」問題，同年國務院第三次廉政會議更是尖鋭指出：「身在崗位不作為、拿着俸祿不幹事，庸政懶政怠政，也是一種腐敗。」習近平曾多次談論「為官不為」問題，他說「幹部要敢想、敢做、敢當」，「應該對『為官不為』感到羞恥」，並指出當前「為官不為」主要有3種情況：一是能力不足而「不能為」，二是動力不足而「不想為」，三是擔當不足而「不敢為」。

在中共百年曆史上，反對和整治官僚主義是貫穿始終的主題。毛澤東在革命建國時期便已將克服官僚主義上升到關乎共產黨命運的高度，他一再主張群眾路線，痛批官僚主義者脱離群眾、高高在上、閉目塞聽。他曾引用一首舊詩來諷刺官僚主義者：「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他說除了三餐不食之外，別的都很像官僚主義者的問題。1963年，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曾專門列舉官僚主義的二十種表現，比如高高在上、脱離群眾、狂妄自大、官氣熏天、不學無術、遇事推諉、怕負責任、遇事敷衍、人浮於事、假公濟私。

相較而言，鄧小平的反思更為深刻。1980年，他在著名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脱離實際，脱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鄧小平除了延續毛澤東、周恩來批判官僚主義時涉及的思想作風問題和封建特權思想，還從歷史、政治制度等層面進行思考。他說：「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歷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係。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我們的黨政機構以及各種企業、事業領導機構中，長期缺少嚴格的從上而下的行政法規和個人負責制，缺少對於每個機關乃至每個人的職責權限的嚴格明確的規定……幹部缺少正常的錄用、獎懲、退休、退職、淘汰辦法……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正因這樣，鄧小平主張應該同時從觀念改變和政治制度改革來克服官僚主義。

應該說，鄧小平對於官僚主義的反思觸及了官僚主義的根源，官僚主義其實是官僚制度的一種消極派生物。對於人類社會來說，官僚制度是人類結群而居的一種不得已安排，只要不想陷入無政府狀態，只要有公共管理的存在，那必然有官僚制度。而官僚主義恰恰是附着在官僚制度上的一種脱離群眾、脱離實際的消極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其嚴重程度主要取決於政治制度、法治、民主問責、社會監督的完善程度，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個現代化」狀況有着密切關聯。

不可否認，考慮到政治的運行取決於制度和人的相互作用，而制度不可能百分之百完美，龐大的官僚體系同樣不可能人人都能恪盡職守，故任何國家和地區都幾乎不可能徹底根除官僚主義。

但縱使如此，只要有可能，還是應該努力將官僚主義的負面影響降至最小程度，對官僚主義形成常態化的硬性約束和有效監督，並能及時消除每一起官僚主義個案造成的危害。這是因為倘若任由官僚主義問題不斷惡化，不僅會引發民眾的普遍不滿，損害中共執政的認受性，而且會妨礙經濟社會發展，阻滯中國式現代化。而克服官僚主義的持續努力過程，不論是思想道德層面的努力，還是以民主問責、法治為重點的制度建設，都會有助於中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所以說，克服官僚主義正在成為中共一場十分緊迫的自我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