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現在基層、根子在上面」 官僚主義的表與裏
疫情三年，中共黨內積重難返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得以最大限度暴露出來。早在2020年2月，時任中組部部長陳希在一場圍繞疫情防控的電視電話會議上即表示，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的大敵，要堅決防止高高在上，浮在表面，空喊口號。而今雖然疫情正在成為過去式，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問題並沒有隨之消解，反倒越來越成為「第五個現代化」和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的巨大阻力和障礙。
日前，中辦印發《關於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該方案提到要防止嫌貧愛富式調研，避免扎堆調研、好倉調研、重複調研，不增加基層負擔。要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點水式調研，防止走過場、不深入，要在調查的基礎上深化研究，防止調查多研究少、情況多分析少，提出的對策建議不解決實際問題。該方案同時提到，「對錶現在基層、根子在上面的問題，對涉及多個地區或部門單位的問題，上下協同、整體推動解決」。
「表現在基層、根子在上面」，這是最大限度克服瀰漫於官場的官僚主義的認識前提。這至少說明，高層對基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表現在基層」的問題是有認識的，所以才要協同解決「根子在上面」的問題。
舉例來說，疫情期間，中國各地在防疫過程中存在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就不斷被聚焦，具體到抗疫手法上，則是一刀切、層層加碼，雖然官方三令五申要杜絕此類行為，但在地方上和基層卻愈演愈烈。關鍵在問題就在於，疫情期間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只是「表現在基層」，而「根子卻在上面」。
比如嚴厲的問責制，初衷是為了打消官員的消極懈怠、不作為，為了保證民眾生命安全和正常生活而積極作為，並在不同階段因應局勢進行更精準的防疫，可在過去兩年多的抗疫實踐之後，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在不少地方官員看來，頂格應對疫情至少不會因「防疫不力」而被問責，而精準防疫需要時間，更考驗治理現代化，多數地方官員已經無暇他顧，先用頂格防疫手段證明自己在做事情，故而每每有本土確診病例，第一反應便是全城靜默乃至封區封城，由此付出的巨大經濟成本則由全體民眾承擔。後來雖然有及時糾偏，強調過度防疫也要問責，但相較於防疫不力被問責的力度而言，「過度防疫也要 嚴肅問責並未形成足夠的威懾力和普遍共識。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呂德文在一篇反思基層官僚主義的文章中寫道，「反官僚主義是對的，也是必須的。只不過，反的重點不在基層。基層在官僚體系的『命令—服從』系統中，只有服從的份，他們在工作中已經受夠了，完了還要受另一套超越官僚系統的政治話語的壓迫，這就很不合適。如果非要反基層的官僚主義，那麼，就改變他們在『命令—服從』系統中的地位，讓他們對政策制定也有點參與權，也可以反向操作，給各個實權部門打分考核。最合適的，還是讓他們有點自主性——給他們自主權，他們有權不用，那叫做『不作為』；他們有權任性，那叫做『亂作為』。」
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也體現了「表現在基層、根子在上面」的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以港澳辦劃歸黨中央直接領導為例，為的就是解決多個部門單位不協同、「政出多門」的問題，這樣的不協同造成了涉港機構嚴重的官僚主義，再加上問責制和巡視機制的相對缺失，使得問題與矛盾越積越多，中央和香港也因此付出了巨大代價，香港過去這些年的政治動盪，比如佔中運動、旺角騷亂、立法會選舉風波、修例風波等，都或多或少與此相關，只不過問題和矛盾往往「表現在香港」。
回看中央治港變化，中央顯然也意識到了香港問題一再惡化實際上「根子在上面」，所以才在2003年因23條立法問題導致50萬人上街抗議後，在原來強調「不干預」的基礎上增加了「有所為」，並組建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以解決政出多門、上下不協調的問題。但積重難返的問題並未隨着小組的成立而化解，反倒在一系列社會問題衝擊下加速撕裂，2012年的的反國教運動，讓中央第一次切實意識到，再不調整對港政策，再不加強全面管治權，香港問題或將積累成大問題，中央的底線，也從鄧小平時代「順利回歸、平穩過渡」全面轉變為「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及至2020年因應曠日持久的修例風波和安全底線挑戰，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升格為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直接領導各部門處理港澳工作。再到今年兩會之後推出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更進一步將港澳工作劃歸黨中央直接領導，都是解決「根子在上面」這一問題導向的結果。也就可以理解，為何機構改革方案中，在羅列中央港澳辦的工作時會提到「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責」，因為在過往，不僅調研研究是缺位的，統籌協調、督促落實上亦存在很大問題。
回到官僚主義，鄧小平曾一再強調，「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但鄧小平同時清醒認識到，「官僚主義是過去人類歷史上長時期剝削階級統治的遺留物，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有深遠的影響」，「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歷史現象」，所以「克服官僚主義必須是一個長期的鬥爭。」面對這樣的難題，認識是行動的先導，既然高層已經認識到了很多問題「表現在基層、根子在上面」，也正在通過機構改革等予以上下協同、整體推動解決，那麼不妨給中國共產黨多點時間，畢竟不管是官員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還是中國式現代化，都不會是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