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特稿·七｜自由派消聲小粉紅崛起 中國青年思潮十年劇變
導言：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國正式進入二十大的政治週期。回看過去十年，從十八大到二十大，不管是放在改革開放的週期中，還是中共百年的週期中，都是極為關鍵的十年。過去十年，不僅中共領導體制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從高速度轉入中低速併成為新常態，滴滴、電子支付等平台經濟亦將中國正式帶入科技變革周期和網路時代，社會層面思潮湧動，中國人的世界觀變得不同以往，小粉紅崛起成為最具標識性的現象，平視世界的一代抱持着對中共和中國的信心與自信登上舞台。當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交織後，中國之變以及中國可以在國際場域發揮的作用，顯得愈發重要。在二十大前，《香港01》推出「十年總結」系列特稿，以期更好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此為系列特稿第七篇。
時代造就青年，青年亦影響時代。
過去十年，中國青年思潮發生明顯變化，呈現出複雜、多面、雜糅的特徵，不僅青年群體的政治光譜、價值觀傾向、意識形態多種多樣，紛繁複雜，而且同一傾向的群體有可能包含多種混合左右、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民族主義和普世主義的元素。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隨着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和移動網路的深入普及、向下兼容，參與公共討論、表達公共觀點的青年數量相比於過去有大幅增長，參與人數越多，呈現出的面向自然更加複雜。尤其是在今天這樣一個早已不是某種單一思潮能夠一統天下的時代，不同群體的文化往往又各不相同，社會思潮呈現圈層化，青年群體的意識形態高度分化、各式各樣，其實是可以想象的結果。
不過在更趨複雜多面的總特徵之下，青年群體內部有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變化，那就是過去那種單純偏向自由主義思潮的年輕人所佔比重明顯在下降，而偏向小粉紅的年輕人聲量大增，且日益展現相當大的影響力。
從社會流行的思潮來說，在2012年之前，不論是傾向自由主義並深深影響無數青年的南方系媒體的風靡一時，還是微博引發的「圍觀改變中國」熱潮，抑或自由派公知、大V在網絡上的巨大聲量，都在顯示當時自由主義觀念對於年輕人的巨大吸引力。但以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獻詞的「憲政夢事件」為標誌，南方系媒體陸續遭受整肅並波及整個內地偏向自由主義的媒體和平台，比如，2016年匯聚着一些體制內改良派的《炎黃春秋》雜誌被整頓，以及曾在網絡上影響甚大的共識網突然被關閉。2013年初的憲政大討論在過去十年成為了絕響，自此之後，憲政都成了敏感詞，許多偏向自由主義的媒體、知識分子、網絡大V要麼被整肅，要麼變得沉默。
與之相對的是，偏向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的小粉紅在其對手自由派日漸消聲後影響力不斷增大。小粉紅泛指1990年以後出生的中國新一代愛國主義青年，他們早在2012年之前便已出現並形成初步影響力，2012年後隨着偏向自由主義的公知、大V的衰落，在意識形態市場留出空間，他們趁勢而起，搶佔並深度影響輿論場。
2015年，一批大陸網民抵制在節目中揮舞中華民國國旗的台灣藝人周子瑜。2016年，帝吧出征事件轟動一時，大批大陸網民在三立新聞、蘋果日報和蔡英文的社交媒體主頁上發布評論。同年，趙薇執導的電影《沒有別的愛》因演員戴立忍被質疑政治立場問題遭到抵制，繼而導致戴立忍被撤換。2019年修例風波爆發後，大批網民掀起討伐香港暴力示威者的輿論聲浪，並引發抵制NBA的爭議事件。同年，伴隨建國70年的國慶大閲兵舉行，小粉紅的愛國主義情緒達到高潮。今年，香港歌星張學友因一則祝福香港回歸25周年的視頻被曲解而招致小粉紅圍攻。
過去十年，諸如此類的風波層出不窮，小粉紅頻繁發起的針對有辱華、反華、港獨、台獨傾向的人士、組織或事件的輿論討伐，莫不在海內外輿論場激起層層浪花。在此過程中，小粉紅浪潮的非理性一面日益顯現，已經出現癲狂的危險趨勢。
為何會這樣？時代變了。任何一種社會思潮的影響力，都與當時的社會環境密切相關。20世紀80年代，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之所以能達到一個高峰，與當時文革結束後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背景密不可分，那時自由主義與國家政策走向有着廣泛的重疊，一時之間，啟蒙自由主義幾乎是知識界的共識。但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不論自由主義的侷限性還是自由主義與國家政策的張力，都不斷凸顯，知識界和社會大眾的思想分化均在日益加劇，自由主義的影響力隨之下降。過去十年，伴隨着中國公共輿論管控的持續收緊和國家崛起進程的延續，內有官方對於毛澤東時代紅色傳統、傳統文化、民族主義的日益強化，外有中美結構性矛盾凸顯對於自由主義的反向擠壓，自由主義的活動空間被明顯收縮，影響力大降。
不過，縱使如此，自由主義依然是當下中國社會具有相當大影響力的思潮，每一次中國遭遇重大危機或出現重大公共事件時，自由主義的影響都會春風吹又生。自由派一直以來所倡導的自由、民主、法治、節制權力、批判思維、獨立精神、契約精神等觀念，早已內嵌於中國社會，成為一種具有廣泛影響的時代底色。
哪怕是被許多自由派諷刺和批判的小粉紅群體，早已在不同程度上與自由派共享許多價值和觀念，只不過二者對於國家、政府、資本、國家博弈存在分歧。用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余亮在《小粉紅的系譜、生態與中國青年的未來》一文中的說法：「當我們潛入小粉紅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水面之下觀察，可以看到小粉紅與其對手『普世』派共享了一些重要的當代意識形態與情感構件，包括『躲避崇高』、生活政治、後現代的諧謔趣味、政治正確、普遍性的心靈脆弱焦慮等等。」當然，一些人也許會說小粉紅群體與普世價值派所共享的一些重要的當代意識形態與情感構件，帶有庸俗自由主義印記，不屬於真正的自由主義，可問題是當下中國社會乃至環顧全世界，有多少人的自由主義不帶有庸俗、膚淺的面向？
自由派影響力的相對下降，必然伴隨着小粉紅群體的壯大。與許多國家在崛起過程中都會伴隨民族自尊心和榮譽心的高漲與傳統文化的強勢回歸一樣，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短短几十年時間創造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經濟奇蹟時，必然催生巨大的民族自信，必然會讓從廟堂到民間的更多人開始以平視眼光審視西方。這一點在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十分明顯，老一輩知識人大多對西方抱有較多美好想象，相對傾向於以西方為師，對外交往時偏向忍耐、和為貴、以時間換空間，但在年輕一代知識人中，包括許多有豐富西方留學和生活經驗的人，其中不少人認為西方的理念和現實有巨大落差，西方內部問題重重且存在種族主義和盲目排外的非理性力量，故他們對外交往時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傾向濃厚，更偏向於強硬和鬥爭。
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下，尤其是過去十年內有中國官方對於民族主義、主體性的強化與對外工作時頻頻展現強硬、鋒芒，外有美國遏制中國崛起和海外社會非理性事件的刺激，勢必會在中國民間產生巨大回響，其結果自然會讓小粉紅的聲浪不斷高漲。某種程度上說，佩洛西訪台之所以一度能在中國社會激起那麼大的不滿情緒，以至於輿論場一度產生軍機驅逐佩洛西和武統台灣的幻覺，固然有胡錫進的誤導，但從更深層因素來看，這顯然與過去十年一路高漲的小粉紅思潮有直接關聯。
自由派影響力下降和小粉紅聲浪的高漲，具有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會讓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強化主體性和復興傳統文化，會讓中國對外交往更加強硬和更具鋒芒，會讓包括美國在內的海外社會對中國大陸不友善的非理性力量不能不有所忌憚，會讓中國社會關於西方的敘事更豐富多樣。另一方面又容易誘發民粹民族主義，給中國外交的靈活性帶來干擾，不利於中國社會朝向包容、多元和開放的方向演進，讓整個輿論氛圍容易敏感、動輒得咎和撕裂。
近年來，輿論場動輒發生的一些非理性排外和上綱上線式的指責，是小粉紅思潮負面影響的有力例證。不論胡錫進和沈逸的論戰揭示出小粉紅內部的分化，還是網絡上一些人對於張文宏、張學友的不當指責，都在說明小粉紅思潮的副作用不容忽視，民粹民族主義不能不防。畢竟，歷史經驗一再警示，民族主義在合理範圍之內是必要的、正當的，但一旦滑向民粹民族主義，且日益癲狂，容易走火入魔，給國家和社會造成可怕的反噬。
中國青年絕對應該平視世界，走出歷史的悲情和陰影，自信地面對西方，但自信不等同於盲目自大或排外。歷史學家許倬雲說過，「拿全世界人類曾經走過的路，都要算是我走過的路之一」。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一個崛起的大國應該是一個「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國，深諳「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樸素智慧。小粉紅崛起背後反映中國青年的自信，這是一件好事，但與此同時，中國青年只有在自信的同時兼具包容、開放，善於從世界各國的發展中汲取經驗，才能如一百多年梁啟超期盼的那樣「少年智則國智」。
小粉紅思潮能在中國走多遠，目前尚難以斷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小粉紅思潮的影響力除了與小粉紅群體自身能否去蕪存菁、反躬自省、自我超越有關，更與當下中國能否持續崛起，能否持續改善人民生活有關。武漢疫情爆發初期尤其是李文亮醫生逝世那晚，包括許多小粉紅在內的青年普遍不滿和失望，後來中國在全球深陷疫情泥潭情勢下率先控制疫情，迅速在全社會產生非常正面的反饋，可今年上海封控期間的亂象又讓許多年輕人心灰意冷。這說明小粉紅的熱情與國家治理的好壞緊密相聯，國家治理越好，小粉紅情緒越高漲，反之亦然。網絡上有一個關於中國青年的流行說法：很多青年對國家充滿信心卻對自身前途一片迷茫。可以說，小粉紅的愛國後勁能持續多久，取決於當下中國社會能否趁目前多數年輕人對國家充滿信心之際早日解決困擾年輕人的一系列深層次經濟民生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