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特稿·四｜意識形態鬥爭硝煙瀰漫 輿論管控成治理最大短板
導言：北戴河會議之後，中國正式進入二十大的政治周期。回看過去十年，從十八大到二十大，不管是放在改革開放的周期中，還是中共百年的周期中，都是極為關鍵的十年。過去十年，不僅中共領導體制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從高速度轉入中低速併成為新常態，滴滴、電子支付等平台經濟亦將中國正式帶入科技變革周期和網路時代，社會層面思潮湧動，中國人的世界觀變得不同以往，小粉紅崛起成為最具標識性的現象，平視世界的一代抱持着對中共和中國的信心與自信登上舞台。當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交織後，中國之變以及中國可以在國際場域發揮的作用，顯得愈發重要。在二十大前，《香港01》推出「十年總結」系列特稿，以期更好理解中國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此為系列特稿第四篇。
從2012年到2022年，恐怕沒有人會否認，這十年間不管是中國內部的小氣候，還是國際的大氣候，「鬥爭」的氛圍都愈發濃烈。其中既有看得見硝煙的鬥爭，比如俄烏戰爭、美國發起的斬首行動、法國黃背心運動、美國國會山暴亂、香港反修例風波、台海危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巨大傷亡，也有看不見硝煙的鬥爭，比如意識形態的鬥爭，雖然看不見摸不着，卻貫穿於每一場看得見現實政治的鬥爭中。
任何一個國家、政黨和社會，都會存在意識形態，也都需要意識形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意識形態簡而言之，就是一個社會主流的思想文化，關乎認同感，包括國家認同、政治認同、文化認同等等。對執政黨而言，意識形態鬥爭的核心目標，就是提升認同感，強化認受性，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識。
具體到中國和中共，過去十年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在內部，鄧小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啟動的改革開放既帶來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但同時不可避免地積累了各種問題和矛盾。當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際，權貴資本主義、腐敗問題、貧富分化等問題與矛盾，不僅需要直面，且按照官方說法，已經到了亡黨亡國的地步。所以十八大報告中，才會首次談到道路問題——「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才會首次強調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再加上網路的蓬勃發展讓各種問題與矛盾暴露於廣場中央，以及在物質相對充裕之後人們對公平正義的訴求與日俱增，不少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寄望於網路提供的便利「圍觀改變中國」進而不斷推進中國的政治民主化，這些都切實影響並加劇着高層對意識形態領域鬥爭迫切性的研判。
如果說鄧時代的改革開放是通過發展來解決毛時代尤其是文革十年的遺留問題，那麼習近平上台後，則試圖通過二次改革開放來解決鄧時代改革開放遺留的問題，而解決遺留問題的一大抓手，就是意識形態。
在外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蘇聯解體之後，國際輿論場域始終有兩種聲音此起彼伏，一種是中國威脅論，一種是中國崩潰論。持第一種觀點的人認為，「紅色中國」始終有着「可怕的力量」，隨時可能釋放，就像西方歷史上經歷過的匈奴人、蒙古人、阿拉伯人擴張一樣，所以不能讓「睡獅醒來」，因為一旦醒來，對全世界都是威脅；持第二種觀點的人認為，面對世界範圍內的民主化浪潮，專制的中國終將步蘇聯後塵土崩瓦解，走向崩潰只是遲早的事情，因為政治上集權、經濟上市場化的國家發展模式不可能持續。
中國外交部網站曾在2010年9月刊文《警惕強加到中國頭上的5個謬論》予以駁斥，其中寫道，「面對中國日益發展，各國因為處在不同的角度、存在不同的利益關係，因而會做出不同的反應。有的期待，希望搭順風車；有的嫉妒，心懷不滿；有的感到威脅，力圖防範甚至阻遏。甚至同一個國家、同一個利益集團在不同時期對中國的看法和心態都會發生變化。」當2011年中國經濟總量首次超過日本之後，期待、嫉妒、感到威脅等等錯綜複雜的看法和心態愈發凸顯。在這樣的背景下，十八大伊始，國際社會就開始揣測，中國已經拋棄了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開始主動出擊。在這樣的心理預設下，雖然新上台的習近平反覆承諾中國永不稱霸、永不對外搞擴張，但外界因中國崛起而加劇的擔憂和威脅感並未有所消解，反倒在隨後而來的「戰狼外交」的加持下進一步強化。
基於此，2012年新一屆領導集體開啟的十年，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註定硝煙瀰漫，2013年備受關注的「8·19」講話即明確了這一點。根據中國官方媒體在解讀該講話時透露的訊息，「8·19」講話提到，「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必須把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牢牢握在手中，任何時候都不能旁落，否則就要犯無可挽回的歷史性錯誤」，「要敢抓敢管，敢於亮劍，着眼於團結和爭取大多數，有理有利有節開展輿論鬥爭」，「網路已經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在網路這個戰場上，我們能否頂得住。打得贏，直接關係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
以該講話作為總綱，過去十年中國官方層面確實在對內對外鬥爭上比以往更加旗幟鮮明。對內，包括《炎黃春秋》、共識網以及南方系在內的偏自由派媒體紛紛淪陷，數量龐大的自由派人士在言論管控下漸次消聲，審查與自我審查成為慣性，有關政治話題的公開討論基本絕跡且被上綱上線為「妄議中央」，一些經濟學家自我調侃要轉行當情感博主，官方輿論場與民間輿論場近乎兩個平行時空，在疫情爆發之後更加凸顯出來。與此同時，一些備受爭議的左派代表開始成為弘揚網絡正能量的新寵，比如網絡作家周小平、花千芳獲邀參加2014年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引輿論譁然。隨着自由派漸次消聲和左派登場，輿論場再次開始出現「中國向左轉」的擔憂。
而在對外方面，尤其突出地體現在對美鬥爭方面，不管是頻度還是措辭，都充分「亮劍」，毫不含糊，除了官方媒體因應具體問題的激烈批評與嚴詞反駁外，各部門和機構不定期發布對美報告，以揭露美國人權醜聞、民主真相以及如何在中東國家犯下戰爭罪等等。2020年4月，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接連幾日播發《國際鋭評》，罕見地將火力對準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並痛斥其散播「政治病毒」並把自己變成人類公敵。
面對中國的鬥爭與亮劍，再加上十九大報告所展示的中國野望，「鋭實力」開始成為中國之外一些視中國為威脅的國家的新概括。不同於「軟實力」、「硬實力」，「鋭實力」最開始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於2017年11月提出，意在提醒各國應警惕「上漲中的專制主義影響力」。隨後英國《經濟學人》以封面報道跟進，並憂心忡忡提問：「中國的鋭實力，西方難以阻擋？」在「鋭實力」提出者看來，在世界遍地開花的「孔子學院」，不是為了擴大文化交流，而是為了「讓政權透過不斷嘗試，發展出一套更能發揮影響力的工具」，「其核心目標是要分散注意力及操縱輿論」， 中國大幅擴充自身在環球層面的經濟及商業利益，也並不是為了「命運共同體」，而是「儘可能掩蓋或壓制中國境外批評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同樣作為專制主義陣營的俄羅斯，開設環球電視網絡「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不是為了新聞傳播，而是「加快改造全世界對俄羅斯觀感及公共言論上的步伐」，「並在網上及現實世界羅織一個將國際輿論方向，調轉到有利於己方為目標的強力網絡。」
從這個層面來看，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伊始就將21世紀定為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以及當俄烏戰爭爆發後，不少媒體將中俄捆綁在一起的做法，也就不難理解了，因為其說到底都是在中國威脅論和「鋭實力」的延長線上。
在看不見硝煙的意識形態戰場上，中國所處的內外環境決定了這場鬥爭的烈度不容低估，但中共如何與社會主流同步，如何通過更現代化的方式管控輿論，也是必須面對的答卷。早在十八大前，我們在習近平上台前所寫的「十大挑戰」中便提到，「中國經濟的成就是以改革開放為前提，它必然營造着一種寬鬆的社會環境，我們相信這是中共所樂見的。隨着網路和社會多元價值的蓬勃發展，它將衍生一種全新的社會言論生態，如果中共的傳統管理思維和形式不予調整，它將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經過過去十年的實踐檢驗，可以說這道題答得並不令人滿意，輿論管控也被認為是治理現代化的最大短板，且中國輿論生態至今未能擺脱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桎梏，一刪了之、一禁了之仍是各級官員遇到突發輿情時的慣性操作。
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在20世紀末即預言，世界正在變小，文化的接觸會產生摩擦。而今世界已經成為小而緊密的地球村，不同文化構成的文明必然不只是摩擦，甚至最終導向衝突。這是各國面對的現實，且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倒逼下，衝突的現實正在加速到來。對中國來說，雖然高層始終強調「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但外部變局無時無刻不在影響着內政，同樣地，內部治理的方式方法也具體而微地影響着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觀感和認識。如何對內達致治理的現代化，對外呈現多元開放的中國，不僅是過去十年的挑戰，也是接下來實現現代化強國路上必須跨越的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