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十一｜「新時代」下中國模式的若干特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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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上文）
4）「道德導向」和「價值觀驅動」
所謂道德導向，就是把倫理道德作為政治、政策、立法的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政治、政策、立法要考慮倫理道德，倫理道德要內嵌到政治、政策、立法裏，成為一個更高的指導。
中國古代是講仁，講德，講善治的。但這類提法在當代中國的語境裏就有些陌生了，因為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把這些理念給「階級化」，要麼是封建倫理，要麼是資產階級價值觀，漸漸的，人們就不愛提倫理了。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人比較內斂和務實，道德（ethics）、價值觀（values）現在不是我們愛放在嘴上的東西。
最喜歡提價值觀的人是西方人。似乎他們所有的政治、政策、立法都是價值觀驅動的。有的時候，確實是價值觀驅動的；但很多時候，只是貼一兩個好看的標籤對一些更加世俗和狹隘的動機進行美化罷了。
而且他們還特別喜歡對別國表達他們自己「珍視」的價值觀，譬如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等。喜歡評論別國，批評別國。類比一下，就好比中國領導人主動對美國總統說，哎，我們非常關注你們最近種族內亂的事情啊，你們不能這麼搞種族關係啊。極其不符合我們和諧社會的傳統價值觀。我們對此表示關切。
顯而易見，我們不可能這樣去講。因為求同存異、君子和而不同這些本來就是我們的價值觀。
這個有點扯遠了，但無論如何，價值已經成為我們政治與政策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
這就是，制定一個政策，推動一項事業，做一個事情，我們始終要問它是不是「正確」（right）的事情；我們可能受到價值觀的驅動，去做一個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情，推動一個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事業，制定一項我們認為是正確的政策，去積極改變現狀。
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東西，大到「青山綠水」、「雙碳」，「共同富裕」，「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小到對「失德藝人」的清理，背後都有價值觀驅動。一些政策不一定帶來短期收益，甚至還會有代價，可能傷及短期利益，但只要被認為是正確的事情，也會堅持做（所謂「難而正確的事情」）。
引入道德和價值觀維度，可以理解當下的很多政策。
有人會認為，這個道德和價值觀是哪裏來的。誰定的，標準如何。
筆者的理解是，這個價值觀主要是中國社會的傳統/正統價值觀，注重民族、國家、集體，強調個體對國家與集體的責任與義務（patriotic responsibility），注重公平，注重弘揚傳統理念（例如尊老愛幼、和諧、和平、勤儉節約、仁、善、謙、讓、禮及各種公序良俗），有一定的家長主義的維度，在審美、性、上癮藥品等領域都比較保守與傳統。
這些道德和價值觀並不成文，也不是跨社會皆準的，而是有中國特色的：每一個在中國家庭、中國社會長大的人都會受到這種熏陶。這些價值觀就在我們的心中，因此大多數中國人訴諸「道德直覺」（moral intuition）就可以找到這些價值觀。
這也回答了「德治」的問題：這套導向、驅動政治與政策的倫理、價值觀，雖然不成文，但「抽象」存在，是約束着中華大地的每一個人的法則。
5）歷史傳承
「歷史傳承」有兩個方面，一是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一方面是黨自身歷史的傳承。
a）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
二十世紀初，年輕的進步主義者，初心是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對中國的舊文化又是持批判態度的。由魯迅創作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稱舊禮教是「吃人」的。當時的進步青年，對孔教與舊制無不批判，在海內外上下求索，最終精神與理論資源又多來自西方——從各式的社會主義，到無政府主義，到美國制度與美式民主。過程中，會借道東洋，通過日本了解最新的西方文化。
故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種種西學裏，當時最為前沿、最有影響力、最為系統，最能符合中國傳統價值觀（大同的理想主義），又在實踐中取得了成功（十月革命）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瞬間捕獲了進步青年的心，並成為不可阻擋的精神武器。
但這整個過程中，是伴隨着對舊制、舊文化、舊傳統、舊思想的批判的。故有各種新：新青年、新思潮、新文化、新學。
今年筆者去了許多黨史博物館，看了不少資料。一個印象就是，當時的年輕人非常飢渴地從西方獲取新的理論與知識。進步知識青年們在寫作經常會使用西文，甚至筆名、筆記、批註都是英文的，似乎就是當時的風尚。看《新青年》，陳獨秀、李大釗等黨的創始人們寫作經常會混用英文詞，甚至不求翻譯，假設讀者可以理解這些概念的意思。
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建立在對傳統文化的懷疑、批判、否定的基礎上。
在革命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共產國際及留洋的「國際派」是掌握主導話語權的，毛澤東等本土革命者長期受到打壓。放在今天，就好像剛剛從國外畢業，乳臭未乾的「小朋友」，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但只因為能操外文，能和老外溝通，能獲得老外的支持與信任，就能掌握巨大的話語權。
這就是當時中國的情況——我們的文明是「淪陷」的，深刻的自我否定。即便是紅色革命，也不可能超脫。
此現像一直延續到建國之後，對傳統文化一直是持懷疑、批判乃至否定態度的：從「破四舊」，到後期的「批孔」。
這就給人造成這麼一種印象：馬克思主義是舶來的，伴隨共產黨的革命成功，成為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知識界亦沿襲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傳統，對中國傳統文化持批判與否定態度（並伴有文化革命做出的極端行為）。
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主導理念、核心價值觀，與中華文明、中國傳統文化、華夏文明遺產，到底是一個甚麼關係？到底是批判否定，還是延續與繼承？
對於全球華人來說，這個問題都十分關鍵——從大歷史角度看，新中國與中華文明傳統到底是一個甚麼關係。
古語：「矯枉過正」。中國過去衰敗得太厲害，所以不僅沒有文化自信，對傳統文化近乎全面否定，認為傳統文化只會帶來封建、愚昧、落後。
到建黨一百周年，人們可以更加平和、客觀、理性地看待中華文明了。固然有落後和糟粕的地方，但也有許多精華的部分，這些精華的部分，正造就了我們今日的成功，更是我們未來繁榮的保證。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積極宣傳者。官方話語表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三次歷史飛躍。人們亦不妨這樣理解：站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經歷百年，已經完成了中華傳統文明的「和解」，並驕傲地成為中華文明的傳承者、延續者、發揚者。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正是中華五千年傳統的一個延續。
對於傲慢的西方人來說（特別是美國人），這其實是正確理解中國政治的關鍵：他們往往看不到今天的中國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延續，看不到中華文明的內涵與特徵，而錯誤地認為現在的中國政治只是西方政治文明的一個非主流衍生品（蘇聯政治），充其量只是融入了低等、原始的「亞洲」（Asiatic）封建主義的一點元素。
他們的理解完全是錯誤的。這種誤讀使得他們錯誤地評價中國、錯誤地認識中國，低估中國，同時還可能指向更大的沖突。
中國共產黨/中國當代政治與歷史的銜接，就是在新時代完成的，是新時代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徵。
b）黨自身歷史的傳承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之前，對黨的根本價值觀與理念，主導的意識形態，過去一個世紀的發展脈絡與線索，都是不完全清楚的。
一般人對於幾個歷史階段也是不夠了解的，即革命時期（1921~1949），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49~1978）及改革開放（1978~2012）三個時期。人們不了解的是幾個時期有甚麼邏輯關係，有甚麼共通的地方，有甚麼不同的地方，哪些是傳承，哪些是發展，哪些是揚棄，都是不清楚的，梳理不出一條主線。並且越到當代，對早期歷史（建黨初期到1949年之前的歷史）就越不了解，不明白其與當下究竟有甚麼關係。
恰恰相反，不少人認為這些歷史時期前後其實沒有甚麼必然的邏輯關係，更有可能是一個組織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結合當下的情況，結合不同的任務，走一步看一步似的向前發展。
再用企業舉例子。這就相當於，一家老店發展到一百年，後面的管理層和員工卻不知道這家老店有甚麼傳承，有甚麼文化，有哪些核心價值觀，有些哪些不同的基因，不知道老店歷史上遇到的波折與今天有甚麼關係。對老店的初心、歷史、發展脈絡與文化都不了解，自然也就找不到對老店的認同感，也不知道如何指導未來，而只能根據當下的市場環境等外部條件調整自己的業務。
而實際上，全球絕大多數政黨都是這樣的，尤其在西方選舉政治制度下的政黨——這種政黨都是選舉政治下的政治工具或平台。黨不存在很強的核心價值、文化與理念，不存在很強的組織紀律，更談不上很強的歷史感：用歷史指導和激勵未來。
企業相比反而要好得多，特別是那些由家族世代控制，專營特定領域的中小企業（德國、日本的「隱形冠軍」），這些企業因為結構比較簡單，控制人也是家族一脈相承，因此有很強的文化，能夠歷代傳承下來做一些精益求精、長期主義的事情。企業如果變大了，由龐大的職業經理人團隊統領着數萬員工，變成了大型商業官僚機構（bureaucracy），同時再變成上市公司，開始為了迎合資本市場而出現短期主義導向，那就更加背離初心了。
還有一類與家族企業比較相似的組織，就是傳統社會的封建王朝，王朝是通過王室家族世襲代代流傳的。家族企業在經營一個企業，王室則在經營一個國家，國家就是他的產業。所以本質和家族企業十分相似。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除了血脈之外，封建王室最需要關注的就是核心理念、價值觀、家風、文化的傳承。世襲王室的好處是人選確定，只要把太子/王子培養好就可以。缺點是人選太少，不能自由、開放的選拔，也不能依賴「職業經理人」。所以只要有一代出了問題，就可能影響到王朝的傳承。
最後另一類注重歷史傳承的組織——宗教團體。宗教團體從一開始就是依託信仰建立的，有很強的價值導向，其文化能夠一代一代傳承、貫徹下來。但組織變得太大了也不行，又會出現新的問題（譬如官僚化的天主教），這時又有力量推動新的改革，分離出更小、更有凝聚力的組織（各種新教組織），能夠構建自己的文化並傳遞下來。
我們可以將中國共產黨與這些各種各樣的機構（政黨、企業及社會團體）進行橫向、縱向比較，最終會發現它是一個非常具有生命力的組織，非常龐大（9000萬黨員），已經有了相當的時間跨度（建黨一百周年），遇到過許多的波折，最後還能把組織的核心敘事、文化、價值、體式、秩序等傳統比較嚴格的傳承下來。這是非常不容易的，至少在政黨這個領域，全球鮮有可比案例。
這裏面的大量工作，都是過去幾年完成的。這幾年，黨形同了經歷一次大的組織文化建設。
——重新梳理、找回了「初心」與「使命」
——總結、歸納、提煉了黨史上大量的精神及文化遺產
——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重新推出」了革命時期的一些歷史人物（如陳獨秀、瞿秋白等），並給予非常正面的評價，極大增加了黨史的豐富度與溫度
——開展系統性的黨史教育，特別是圍繞建黨及革命時期的歷史的教育
——解釋了黨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與中國歷史及國情的關係；與國際及人類社會的關係
——在新的歷史高度下，再結合大量的實務政策（譬如重提「共同富裕」），幫助人們弄清楚了幾個歷史時期之間的前後勾稽關係：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每個時期對今天都有甚麼樣的意義
——確立了未來的使命與宏偉計劃
——形成了總結建黨百年歷史的決議。這裏要特別指出，六中全會通過的這個歷史決議特別重要。我們都知道，1945年有《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分別是對歷史的重要總結：1945年總結的是革命時期（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時期）的問題；1981年總結的是建國以後「第一個三十年」的問題，這些都是黨史上極為重要的事情，幫助人們梳理思想，總結過去，面向未來。到了2021年，距離1981年已經過去了四十年，中國制度、中國模式進一步成型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面臨新的挑戰。此時必須有一個繼往開來的決議，這就是《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這個決議一出，就填補了重要空白，把歷史全部都串起來了，一切似乎都豁然開朗，邏輯完整了。
現在人們更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組織，有非常強的邏輯、文化、理念，傳承，有自己的生命力。當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有價值觀的導向，都有大的歷史背景，都與某些歷史遙相呼應，都非偶然。黨非常尊重自己的歷史，非常注意傳承自己的歷史，也在認真創造新的歷史。
注重歷史傳承，也是「新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
筆者以為，並非每個領導人都能做到這一點，只有對黨的歷史非常了解，同時也有非常深的情感的人才能做到。這些舉措是對黨的組織上的振興（revitalization），賦予其新的、蓬勃的生命力。
1.頂層設計層面：
這裏，中國體制一貫延續的東西就不提了，主要寫「新時代」裏的一些特點。
1）重新梳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重新強調政府的作用。
當代政治經濟發展模式及範式裏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和市場的邊界——政府管甚麼，市場管甚麼；政府管多少，市場管多少；資源配置由甚麼因素去主導確定；政府與市場不同的「組合」、「配置」下，對國家與社會的長期發展可能會產生甚麼影響，等等。其中，要把長期主義、以人民為導向等因素考慮進來。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大事。在美國/西方，這本質就是左翼政治與右翼政治的差別：左翼政治是主張強職能的「大政府」，政府不僅僅是制定規則，做好裁判員，還要積極參與，在做好二次分配的基礎上，還要下場為社會提供市場力量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產品，要遏止大企業/資本的無序擴張。
右翼政治則主張限制政府，強調市場的重要性，認為一切交給市場就可以了，政府明確職能和邊界，管得越少越好。
美國是右翼意識形態主導的，從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歷史傳統與價值觀，「小政府」有着全方位的意識形態支持基礎。在政府與市場天平的兩端，壓倒性的偏向市場。
中國體制與美國完全不同，天平一直是偏向政府的。因此，在「第二個三十年」裏做的事情，是減少和限制政府的職能，把天平更多的向市場傾斜，讓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
經歷了「第二個三十年」發展裏遇到的各種問題，積累的新的矛盾，再伴以美國/西方的相對衰落，中國現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西方經濟體制和市場主義的侷限和流弊了，需要重新梳理政府與市場的邊界與職能。領導者意識到，從國家安全與戰略、長期發展與行業導向、行業/企業/市場治理、公共福利與公共產品的提供、社會的價值觀導向，都不能依靠市場自身的力量去完成。如果交給「看不見的手」自由配置資源，將給國家社會帶來嚴重的長期問題。因此，政府必須承擔更加積極的職能。
但市場依然十分重要。十九大報告裏寫道，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筆者理解，現在在做的事情並非否定市場，其實是在新的認知和經驗下，對政府與市場關係進行新的梳理，新的調節，找到新的平衡。
也應當看到，說市場因素起「決定性作用」，不可能沒有限定語。例如國家戰略及大政方針這種設計長期統籌規劃的東西，不可能交由市場去決定。所以，筆者理解，「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要置於國家戰略、大政方針及公共治理、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的，落在具體的領域，再交由市場起配置作用。
改革年代有個說法，叫「鳥籠經濟」，字面理解是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不能無序放任的搞，不能政府就不管了，還得有宏觀調控、政府把控。主張「鳥籠經濟」的被認為是「保守派」。
現在看，就很清楚了：核心問題其實不是有沒有鳥籠的問題，而是鳥籠到底有多大的問題。
鳥籠的大小，要根據鳥的自然條件和稟賦來調整的。身體大、活動量大、數量多、不會對其他鳥形成傷害的鳥，可以配置大籠。反之，則配置小籠。鳥的世界是很復雜的，甚至籠中還可以有籠。
只是「鳥籠」強調的是籠，給人一種限定的感覺，因此讓人印象不好。
其實就是換個說法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還得給市場設定一些邊界。
對於政府與市場邊界應當如何設定，1980年代的人們礙於經歷與經驗，是不能完全理順的，還存在很大的理解差異與分歧。並且由於「第一個三十年」的經驗，人們會把很大的希望寄託於市場，反而側重於限制政府。
把時光推進四十年，在今天，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更全面了。
強調政府職能的重要性，並非否定市場，只是意識到市場的侷限性。
今天再看美國，經濟社會問題嚴重。企業也缺乏國家歸屬，短期主義驅動，更缺乏社會責任，都跑到離岸去生產、避稅。一切遵循資本自主擴張。如果發展到最後，鳥都沒了（都飛走了），林子都沒了，那談一切還有甚麼意義呢。
2）舉國體制：全國「一盤棋」的統籌、全社會性的投入
前面說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裏自然就是中央和地方、總體與局部的關繫了。
「舉國體制」其實也不是新事物，而是新中國建成以來的一個巨大的制度特徵。之前大概不覺得：現在看來，這可能是一種突出的制度優勢。
治理這麼大一個復雜的國家，要貫徹長期主義，就必須「全國一盤棋」，統籌考慮，把所有的市場、行業、部門、領域、企業、機構、家庭、個人和社會單位都納入到考慮的範疇中，在全局下考慮每個參與者的作用與職能。
筆者之前寫過，在「科學發展觀」提出時，就注意到了發展中遇到的統籌問題。當時提了「十大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統籌中央和地方關係、統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統籌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統籌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
這些統籌，反映的都是整體與局部問題。解決辦法就是全國上下一盤棋，通盤考慮，整體協同。
從企業管理的角度比較容易理解：一個企業要獲得長期發展，在競爭中制勝，就要制定長期主義導向的目標，設計出一套可以幫助實現目標的戰略與方法。過程中，需要統籌有關的職能部門或負責人推動進行。如果各個部門各自為戰，按照自己的邏輯和自己的目標去發展，那是不可能讓公司實現自己的目標的。
中國好比一個有自上而下總體把舵、能夠長期規劃、全員努力，實現長期發展的企業；美國則更像一個各部門、各合夥人各自為戰各自發展的企業。如果沒有競爭，那就算了，如果存在競爭的話，那站在企業總體的角度看，長期發展，應該是有管理、有治理、有統籌、全局一盤棋的企業更有競爭力。
最近幾年，我們更能看見中國「全國一盤棋」的制度特徵與優勢了。疫情防控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都需要中央不同的權力部門（立法、行政、司法）、職能部門（部委）及地方（各級地方政府）的統籌行動。這在美國是不可能做到的。最近對重點行業加強管理（互聯網、教育、房地產等），也需要中央與地方各個部門統籌進行。
在舉國體制、全國一盤棋這個問題上，無論是認知與意識，還是動員與執行，「新時代」較「第二個三十年」都有了巨大的邁進。
今天，每個行業、每個企業，每個機構，每個社會組織，每個個人，都需要從全國大局裏看到自己的位置。這是與以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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