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六｜「第二個30年」：「共同富裕」概念溯源
內地大V任意以網名「兔主席」在修例風波期間點評香港局勢爆紅，本系列文章轉載自tuzhuxi微信公眾號。
今天聊一聊「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
一、為什麼共產主義在中國受到歡迎：共同富裕與中國傳統文化
關於共同富裕，先引一段習總書記的講話。
共同富裕，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目標，也是自古以來我國人民的一個基本理想。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禮運》具體而生動地描繪了「小康」社會和「大同」社會的狀態。
——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
習總書記非常注重中國的傳統價值（「老祖宗留下來的東西」）。在這段講話裡，他將現當代中國通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所希望實現的政治目標與傳統價值聯繫起來了。
其實，一個非常簡單但重要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共產主義在中國受到歡迎，在一百年前被一群愛國志士視為拯救中國的手段？——正因為它契合中國傳統的文化、價值、理念及願景，在中國是一種人人都能感知和認同的普適價值。近代從李自成到太平天國，大多起義與革命都有均田均富的主張，藉此獲取大眾的支持。
但在一百年前，很多青年愛國者對中國傳統制度與文化是持批判態度的，不希望回歸過去，而希望在西方（或東瀛）找到拯救中國的新的藥方。
馬列主義是來自發達的西方文明，其既有複雜精妙的理論支持，又有在俄國的革命實踐，因此尤其能讓人信服。一個世紀之前的青年們，通過這個當時前衛的舶來理論，為一些樸素的傳統信仰與理念找到了新的支撐與發展。
當時孫中山提出的「革命綱領」是「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也得到國人的響應。其中「民生主義」其實就是「社會主義」（socialism）——應該是為了便於宣傳、通俗易懂，再要靠上一個「民」字，就譯為「民生」。民生解決的正是老百姓的生計和福祉問題。在之後的二十年，伴隨俄國革命的成功，共產主義學說的興起，以及孫中山的聯俄容共，他對民生主義又再做過詮釋：「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非但不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顯然，這是希望通過概念上進一步靠近共產主義，獲取中國進步左翼及大眾對民生主義的支持。
可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念對中國大眾是有先天吸引力的。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理念能夠在中國成功，因為它契合中國的一些傳統理念與精神。
二、對共同富裕的定義、理解
究竟何為「共同富裕」？其實是缺乏清晰的定義的。
中國古代有「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怕窮，就怕不均等，有的人富了，有的人沒富。如果這樣，就覺得不公平。這是一種均富的思想，均富所要追求的是經濟結果的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其與機會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或者基本權利的平等，都是不同的。
在西方政治光譜裡，追求人與人之間的經濟結果的絕對意義上的平等，屬非常「左」的主張，處在政治光譜的最左端。這個最左端，支持者寥寥，因為它違反人的直覺：有的人勤勞、刻苦、努力，難道就不應該獲取多一些麼？還有的人懶惰、不努力，相當寄生蟲，為什麼大家的經濟結果要一樣？如此一來如何獎勵勤勞的人？還有什麼公平可言？
筆者以為，「不患寡而患不均」並非完全追求結果平等——如果所有人都能達到一定的基本水平，即便不求所有人都非常的富裕，但都過得相當不錯，可以滿足生活各種所需，那也可以。所以，這個理念追求的應該仍然是「相對均富」，而不是「絕對均富」。
「相對均富」即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大家都能達到一定的絕對富裕水平；二是社會的基尼系數也不要太高：不要兩極分化、頭部和底部落差太大。滿足此兩條，就是「共同富裕」。
但只要第一個條件滿足得好，大家的絕對富裕水平都很高，第二條的壓力也就小了。我舉個例子：那些非常殷實的大城市上層中產（upper middle class）並不會特別羡慕收入更高的人群（譬如企業家和明星）。財富超過一定數量後就是「數字」了，額外的財富對提升人的幸福是有邊際遞減效應的，到了一定量級，再多的財富可能也不能使一個人更加快樂。
在2021年這個時點，大多數人所能理解、接受並認同的「共同富裕」，應該就是上述這個「相對均富」的概念，但肯定不是「絕對均富」。今天，那些對「共同富裕」概念表示不理解或擔憂的人，主要擔心這是否是在主張「絕對均富」。
筆者的理解，鄧小平時代所提出來的「共同富裕」概念，就是一個「相對均富」的概念，不是「絕對均富」。
如果硬要把「共同」和「富裕」拆成兩個概念，那麼先富裕，後共同。
同時要看到，即便是，「相對均富」，也會有一個所謂的程度問題：即在大多數人相對富裕的情況下，社會還能夠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均等。對不均等容忍度越低，越希望所有人富裕水平接近，是為越「左」；容忍度越高，可以容許富人之間再拉開一些距離，是為越「右」。
中國社會的文化是，一方面注重「大同」，但一方面又鼓勵個人奮鬥，相信人需為自己的成功或失敗負責，而厭惡懶惰、寄生。這就使得「福利主義」在中國沒有市場（這點，中國和美國頗有相似之處）。所以，中國人其實能夠在共同富裕的基礎上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均等。
三、對共同富裕理念的追溯
先說說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一直以來，「共產主義」被認為處在西方政治光譜的最左端。
其實主要來源於理論與實踐的偏差。
從理論上看，馬克思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的願景是，在共產主義的生產關係下（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社會上的所有勞動者將共同掌握生產資料（means of production）並進行生產。這也是勞動者在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為自己（而非資本家或其他掌握生產資料的人）。如此一來，他們也將共同享有生產資料所產生的勞動果實。同時，在共產主義之下，生產力應該是極度發達的，物質極大豐富，可以滿足人們的各種所需（按需分配）。
在這樣的環境下，自然就可以實現「共同富裕」了。共產主義的「共同富裕」，按照筆者理解，是一個在絕對高水平下的絕對均富。
但這個距離現實世界很遠。共產主義革命與理論是有出入的。理論相信歷史是線性發展的，共產主義最終會到來，是時代的大潮，不可避免，但不會強調個人及團隊在特定時期裡發揮的作用。理論也無法預測生產力究竟什麼時候足夠發達了，應該去推動生產關係的轉變了。
革命政治是不同的，要解決的是現實的社會不公的問題，不能等待一個抽象理念（「共產主義一定會到來，但是幾百年上千年的事情，和我們這一代人沒關係」）。革命政治更加相信在特定的時代下，個人與團體的理論。革命政治亦更加相信，即便沒有任何其他因素的變化（譬如沒有科技的發展），僅僅通過改變生產關係，就可以釋放生產力。而馬克思所採的辯證法的特徵就是「正說反說」，為這種可能性也提供了依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但反過來生產關係又可以影響生產力，發生反作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是對立統一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這就是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的核心：更多的旨在通過改變生產關係（合作化/集體化），改變生產力。
但實際上，改變生產關係並不一定能促進生產力，反而有可能削弱生產力，導致沒有進入共同富裕，反而進入共同貧窮。
現在為「共同富裕」溯源的時候，除了馬克思以外，一般都會嘗試追溯到毛澤東主席。但毛主席其實很少講「富裕」這個概念。富裕往往和富裕農民（富農）聯繫起來，在當時的話語體系裡，並不是一個特別好的概念。所以，為了和毛主席聯繫上，就找到了五十年代他的一些講話和文章，譬如1955年會見工商界人士的講話，以及1955年《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文章。但仔細一看，他當時所講的，和鄧小平時代的「共同富裕」並非一個概念。
「我們要使全國大為發展大為富強，我國是大國，但不富強。飛機大炮都不能自己造，談不上繁榮富強，但按照我們計劃辦事，可以富強。這是大家的富，大家的強。」
——在工商聯執委座談會上的講話（摘錄）（1955年）毛澤東
這一段時常會被引用。但可以看出，毛主席側重講的是國家的富強。國家總體的富強，和每個個人的富裕，還不完全是一回事。我們每個人看到國家富強這個字眼，大概也會有點「間接感」：我們作為愛國公民，當然都祝福國家的富強，沒有國家的富強，可能不會有我們大多數人的富裕（是「必要條件」）。但國家富強也不一定就能解決我們個人的富裕問題（不是「充分條件」）。個人的問題還要靠個人解決。
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富強是「國家層面」的價值觀，而非放在社會或公民層面。與「富強」這個詞對應的一個通用成語是「國富民強」。雖然歷史上也有民富國強的說法，如：
「《吳越春秋》：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強，安道泰」。
「民」置在「國」之前。但這是少數。有嘗試用「互文」修辭解釋該等表述的，即無論國富民強還是民富國強，都是指民和國的富與強。但按照中國傳統政治秩序與文化，還是要讓民讓渡予國，個人對集體做讓渡和犧牲的。所以，富強終歸是和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個人看到這個詞，不會有聯繫自我的太強感覺。
下面我們看看，另一個經常被引用的毛主席關於「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之說法。我提供了上下文，並將「共同富裕」黑體標黃。
「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於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於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才能獲得鞏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這個聯盟就有被破壞的危險。勸我們「下馬」的那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想錯了。」
毛澤東《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7月31日）（收錄於《毛選》第五卷）
這裡，毛主席首次使用了「共同富裕」四個字，但理念與鄧小平時代是不同的。他將富農經濟/個體經濟/資本主義與共同富裕對立起來，認為需要在農村消滅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即農業的合作化/集體化），通過改變農村的生產關係，將生產資料掌握在農民集體手裡，以實現共同富裕。這種理念，源自蘇聯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實踐的做法：專注於改變生產關係，認為僅靠改變生產關係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加速釋放生產力，創造更大的物質/經濟產出，並讓所有勞動者處於一個更高的生產與收入均值（數學公式：在社會主義改造後，人均生產產出及收入中位數應當均大於社會主義改造前）。
退一步，哪怕生產力沒有得到極大釋放，總產出並沒有提高，但僅僅由於人們收入更加均等，不公的惡現象得到剷除，就算達到了重要目的。
在農村問題上，蘇聯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還有其他一些不同。蘇聯體制不尊重農民，認為農業總體是落後的經濟，希望通過農業集體化及「工農業剪刀差」，用農業經濟支持工業的發展。毛澤東則不同，作為農家子弟，對農村問題有極大的關注，希望解決不公問題；認為解決農民/農村問題是中國革命與經濟發展的關鍵，中國在經濟模式上也可以走「農村包圍城市」這樣一個有別于蘇聯的道路。
但無論如何，毛澤東希望解決的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裡的各種弊病：土豪劣紳問題，下中農面對的不公問題。生產力未必就能夠實現飛躍，但至少掃除惡現象，讓大多數人能夠過上一個比較好的日子。
在政治光譜上，毛澤東所指的「共同富裕」，較今時人們所理解的同一概念，要更加的「左」。在「共同」與「富裕」兩個字眼上，他更強調的是「共同」，這是第一目標。
當然「富裕」也是要大力追求的目標：農業集體化有可能發揮人的各種主觀能動精神，幫助全面釋放生產力，改善所有人的生活。這是改革者樂見的結果。戎馬一生，掌握天下，自然希望在晚年實現青年時的願景，服用一劑能夠解救中國的藥方。
而即便使用同樣的概念，內涵也是可以有不同，有演進和發展。本文前面已經提到，就「共同富裕」這個概念，如果說鄧小平是「先富裕，後共同」，則毛主席是「先共同，後富裕」。側重不同，過程和手段也不同。
官方話語裡，將「共同富裕」追溯至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與理念、毛澤東在建國後的提法，也都是為了維護和尊重中國黨的政治秩序與傳統，非常必要，但外人又未必讀得懂。
這也是筆者寫作的原因。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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