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輿論熱議　細究司馬南對聯想的「靈魂六問」

在中國內地輿論場一直存在極大爭議的左派大V（KOL，意見領袖）司馬南，最近連續通過六期網絡視頻，對中國著名企業聯想（Lenovo）及其創始人柳傳志進行嚴厲批判，指責後者涉嫌國有資產流失、用户及網路訊息安全等問題，在內地輿論場引發極大迴響。
目前這場「口水官司」越鬧越大，胡錫進等一大批網絡名人也已加入其中。

司馬南所列聯想六條「罪狀」包括：
1、聯想在市場化股份制改革過程中的「國有資產流失」；
2、聯想27位高管中的14人為外籍，因此或有用户及網路訊息安全隱患；
3、高管分紅佔公司利潤三成之多；
4、資不抵債，欠了經銷商1,000多個億；
5、研發佔比不到3%，卻妄想科創板上市；
6、聯想產品國內賣價較國外更貴，也沒有什麼核心技術，只是組裝。

在當今中國內地的輿論場，人們對司馬南的這六條指責，意見異常分化。相對中肯、受到更多認同的評論認為，司馬南列出的六條「罪狀」雖有東拼西湊之嫌，擺明是要挾網絡民意，在「政治正確」的掩護下興風作浪。不過，其言論也並非盡是無中生有，其中不少材料便來自聯想的財報，這裏面確實有需要聯想反思的地方。

具體來說，司馬南所列聯想的第三條「罪狀」，「高管分紅佔到公司利潤30%」，就是一個聯想必須注意的問題。雖然如何制定薪酬是聯想自己的權利，但是作為一家上市公司，管理層薪酬過高造成的畸形分配結構，確實存在道德層面的瑕疵。同時也擠佔了企業利潤和研發投入，不利於公司長遠發展，和在股東、員工及社會層面全員共享企業發展成果。在中國更注重社會公平的傳統文化下，這種更帶有美系色彩的失衡分配結構越來越水土不服。

其第五條，「研發佔比不到3%，卻妄想科創板上市。」在這個問題上，確實不排除聯想當時有投機上市圈錢的動機，雖然後來在輿論壓力下聯想主動撤回了上市請求，但是給人留下的印象已經形成，研發佔比太低也一直是聯想的一大不足。

第六條，「聯想國內產品賣的比國外貴，也沒有什麼核心技術，就是組裝廠。」這在內地IT界是個老話題，多年前媒體就有討論。這次司馬南又將之端了出來，算是舊話重提，但這與第五條中提到研發佔比過低問題，其實需要辯證看待。

聯想是靠「貿工技」起家，這是事實。當年在柳傳志和另一位聯想創始人倪光南之間還爆發過「貿工技」和「技工貿」兩條路線的衝突，最後主張「貿工技」的柳傳志勝出，倪光南出局。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無論是對聯想的核心競爭力，還是中國企業在技術領域面臨的「卡脖子」現況，乃至國家在各科技領域的發展與突破，「貿工技」都是聯想卻逐漸走向平庸的原因。這也是走「技工貿」路線的華為與任正非今天更受尊敬的原因。聯想如果當年走的是「技工貿」路線，今天的境況肯定不同。

但另一方面，任何商業決策都是立足當下進行決策，不能用清朝的劍斬明朝的官。在當時的情況下，柳傳志選擇以「貿工技」方式，抓住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和國內市場爆炸式增長的契機，先把公司做大做強，似乎也無可指摘。聯想能迅速成長為當時中國最有競爭力的PC公司，並且收購IBM筆記本部門，走出中國國門成為一家初具規模的跨國公司，甚至在現在也仍然是中國市場最主要的PC供應商之一，柳傳志的「貿工技」路線與商業眼光通過了歷史的檢驗。

比較遺憾的是，在把公司做大之後，聯想形成了「貿工技」路徑依賴，沒能及時轉變經營思路，通過加大研發投入掌握核心技術，促成公司轉型，這是很多大型公司發展中的通病，聯想也不能免俗，這也應該是聯想以後的轉型努力方向。

第四條，「資不抵債，欠了經銷商1,000多個億」。這一條暴露了司馬南的商業常識缺陷，大公司財務都是賬期管理，欠債不等於賴賬，更不能和資不抵債劃等號，將「欠了經銷商1,000多個億」的說法與「資不抵債」掛鈎。

雖然聯想的負債率較高，但是研究其財報可以發現，聯想的資產結構還是可以的，至少在目前還不存在資不抵債的情況。當然，如果媒體輿論再這樣炒下去，不能及時止損，造成聯想營收下降和融資成本提升，接下來會不會出現資金流問題，進而真的出現「資不抵債」，這是另一個問題。

第二條，「聯想集團27位高管中的14個是外籍人員，涉及用户及網路訊息安全問題。」這可能是對聯想最政治正確的一條攻擊，同時也是最有迷惑性的一條。

用户及網路訊息安全是網路社會的一個大問題，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社會大眾，這些年都越來越重視這個問題。滴滴出行被懲罰就是因為不聽勸告，執意在美國掛牌上市，在這個問題上引發了中國政府的國家安全擔憂。滴滴事件後，中國政府已經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規範用户訊息管理及網路企業海外上市問題。

聯想作為一家中國IT品牌公司，其總部設在美國，產品卻在國內各政府部門、商業機構、家庭個人等廣泛使用，如何確保用户訊息不被泄露和不恰當利用，如何在國家層面確保網路訊息安全不出問題，確實需要格外重視。

但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外籍高管比例過高是否就必然會產生訊息安全問題？聯想作為一家跨國公司，海外業務在其營收佔比中有相當高比例，有一定數量的外籍人士擔任高管是必然的。這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外籍高管多少，而在於聯想是否就用户及網路訊息安全問題設置隔離機制，確保沒有對外泄露或濫用用户訊息，或者在國家層面對網路訊息安全構成危害。如果不存在這種情況，那麼外籍管理人員多少就不是問題。相反，哪怕外籍管理人員再少，只要存在這些問題，它就要承擔相應責任。

最後講回第一條，「在進行市場化股份制改革過程中涉及國有資產流失。」

這是最讓一些人激動的一條，在中國政治輿論環境下，恐怕也是讓柳傳志等民營企業家最緊張的一條。因為牽涉到在當下社會情緒下，如何回看當時中國經歷的那段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問題和每個人的價值觀密切相關，這恐怕也是爭議最大的一條。

這個問題應該怎麼看？對聯想等企業的市場化股份制改革，應該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政策背景下審視。是否可以得出、甚至追究「國有資產流失」責任？對此應非常慎重。

在當時的背景下，中共與中國政府為增強國家經濟與企業活力，儘快發展經濟，推出了一系列國企改革措施，股份制改革就是一項受到官方鼓勵倡導的政策，聯想及大部分企業就是在那個時代大潮下完成了企業改制。

從歷史脈絡觀之，這項改革也達到了增強國家經濟與企業活力的政策目的，中國能有今天的經濟成就與國際地位，國有企業能做到今天這樣的規模，民營企業能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貢獻了國家需要的大部分稅收和就業，都離不開當時那輪市場化改革的成果。

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國有資產流失」？肯定有，而且可能還不少。其實從廣義上說，抓大放小與股份制改革，就是通過主動的「失」去「得」，「得」到國家想要達成的政策目標，實現國家經濟騰飛。但在此期間，除了個別違法違規已經受到懲處的「流失」行為，大多數改制都是依法依規依程序進行，為促成改制，當事公司或當事人可能多少都會有一些小動作，聯想可能也不能例外。

但這些行為是否構成企業和企業家的「原罪」？是否需要在今天再大面積追究？或許並沒必要，也不應該進行。在這件事上，中國社會一定要小心，不要在輿論與行動上形成「追究風潮」，不要增加民營企業家的不安，這樣不僅在大局上對整體中國國家經濟有利，對社會穩定有利，對每一個社會個體也都有利——在這個問題上，司馬南打着弔民伐罪的旗號掀起這股風潮，在格局與道德層面是需要反思的。

當然，那些靠當年企業改制走向成功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也要常懷感恩之心，善盡社會責任，要為今天的公平社會建構，為實現共同富裕更多出力盡心，在先富起來之後，不要總想憑藉資本力量，藉助不對稱優勢，通過市場機制「割韭菜」。

必須認識到，當前中國社會為何對那段歷史那麼介意？對柳傳志、馬雲、許家印等人突然有諸多意見，有些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在幾年之間還人人敬仰，這幾年卻迅速變成輿論場的聲討對象。這當中有其深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