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友豪捐10億背後  「官不聊生」難擋報考公務員熱潮

撰文:孫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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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北京大學獲建校以來最大個人捐款,來自中公教育董事長李永新10億元(人民幣.下同)捐款。李永新是1995級北京大學校友,他創建的北京中公公益基金會為母校捐捐款,設立北京大學中公教育發展基金。

據悉,李永新於199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現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現任中公教育集團董事長。公開資料顯示,中公教育集團主營業務是公務員考試培訓。截至3月3日,中公教育市值達到2,041億元,是中國A股最大的教育上市企業。即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2020年,中公教育前三季度的營收也達到74.39億元,按年增長20.78%。中公教育龐大市值和巨額收益背後,源自於內地社會考公務員熱潮的支撐。

內地考公務員熱從未消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圖為2019年11月24日,太原某國考考點,考生大量湧入考場,大有「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之勢。(視覺中國)

中公財富傳奇背後的考公熱

在3日舉行的捐贈儀式上,李永新表示,中公教育「未來為社會、為教育捐助的第一個100億也一定要給北大」。李永新豪言背後,是中公教育強勁的盈利能力,及李永新個人財富的大幅增長。

公開資料顯示,李永新從北京大學畢業兩年後,即2001年開始涉足公務員考試培訓領域,「開國內公務員培訓行業之先河」。2003年,中公教育集團正式創立;2005年,中公教育完成全國市場布局。2019年中公教育借殼在A股上市。上市首年,中公教育實現營收91.8億元,按年增長47.12%;實現淨利潤18.1億元,按年增長56.52%。

上市僅兩年,中公教育已穩居A股教育板塊市值冠軍,最新總市值超2,041億元。不到三年時間,股價飆漲715%,市值狂漲1,790億元。即便遭遇新冠疫情影響的2020年,中公教育也實現了營收的大幅增長。根據中公教育最新三季報數據顯示,前三季度中公教育營收、淨利實現雙增長,僅第三季度,淨利增長超2倍。前三季度中公教育實現營收74.39億元,按年增長20.78%。

中公教育董事長李永新向北京大學捐款10億元人民幣,他在捐款儀式上致辭。(北京大學官網)

中公教育表示,利潤的大幅增長主要系公務員招錄考試全面恢復,招生回歸正常。與此同時,疫情好轉下積壓在上半年的國考(國家公務員考試)面試、省考(省級公務員考試)筆試、事業單位、教師招錄等考試都在逐漸恢復中。中公教育在國考擴招66%、省考擴招近30%,以及就業承壓導致的報考人數及參培率提升背景下,線上線下齊發力,支撐了公司三季度利潤的高增長。

作為中公教育的創始人和實控人,李永新的個人資產也水漲船高。2020年3月,《2020胡潤百學.全球教育企業家榜》公布,中公教育實控人魯忠芳、李永新母子憑藉財富910億元成為全球教育首富。2020年5月12日,魯忠芳、李永新母子以658.4億元人民幣位列2020新財富500富人榜第25位。而根據最新發布的《2021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李永新及其母親魯忠芳以1,420億元的財富排名全球富豪榜第80位,排名上升107位,成為全球教育首富。其身價較2020年已翻倍,上漲129%。

中公教育龐大市值和巨額收益,以及李永新財富幾何級的增長背後,是內地龐大的公務員考試培訓市場縮影,而這還僅僅是一家機構數據。相關數據顯示,2019年公務員考試培訓市場規模已達127億元,預計2023年市場規模將超過180億元,這還是建立在公務員考試培訓的綜合參培率在30%的基礎上,其背後反映的是內地考公務員的熱潮。

「官不聊生」與考公務員熱潮

60個App帳號需要「養」,打卡漏掉一天就要前功盡棄……一名中國體制內的基層公務員究竟有多苦?2020年年中,中國政治刊物《半月談》曝光了一個荒唐的故事:一名「苦逼」的社區工作者大半夜與女友約會時突然意識到「今天的60個App賬號還沒登錄」,眼看完不成當天任務,於是驚恐地向社區領導求救。基層公務員通過社交媒體抒發「苦不堪言」的抱怨,不時出現在輿論場。

而中共十八大之後,展開一系列強力的反腐、整風運動,不僅打破所謂的「刑不上常委」的慣例,包括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孫政才等國家級的軍政高官落馬,副部級以上的落馬官員達到數百名,級別更低的落馬官員更是難以枚舉。

另一方面,中共也着力整頓官場亂作為、不作為,搞庸政懶政等。中國官場有不少人抱怨為官難為,甚至出現所謂「官不聊生」的說法。但即便這樣,中國社會的考公務員熱也從未消退,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特別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2020年,更多的年輕人將目光投向考公務員。

數據顯示,2020國考報名有143.7萬人最終過審, 報名連續12年破百萬,最熱職位競爭比達到2,315:1,而各地組織的公務員省考招錄中,報名人數也履創新高。考公務員甚至成為很多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的第一選擇,甚至唯一選擇,美其名曰:「上岸成公(功)」。這裏的「上岸」,不僅包括考上公務員,還包括考進事業單位,進入國企謀的穩定工作。

「上岸」原指舍舟登陸,用在此處何其之形象。這之中固然有人們傳統(普遍)認知中的公務員經濟收入穩定且有保障、高福利,社會地位較高等,以及官本位的傳統觀念的影響,經濟下行以及就業形勢的嚴峻也是關鍵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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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成為很多人的追求,考公務員也就自然成為很多青年的選擇。(中新社)

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經濟和社會現實之下,「穩定」成為很多人的追求,考公務員也就自然成為很多青年的選擇。因為,一旦進入政府部門工作,便意味着穩定的工薪、較高水平的福利保障、良好的工作環境以及廣闊的發展前景,對比進入私企的「朝不保夕」、「996」、加班等,這些優勢因素使得公務員成為人們的職業熱門選擇。

但這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充滿活力的社會的所應該呈現的狀態。如果只是曇花一現,尚不需要過度擔憂,但如果成為社會潮流和全民共識,那就很是危險了,因為這種狀態是扭曲的,是扼殺社會活動力的。當然,反過來說,正因為社會活力的趨弱和可供選擇機會的減少——不管是疫情因素,還是經濟下行的影響,考公務員才成為潮流。這是更需要執政者警惕。

100多年前,當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載入史冊的就職演講說:「諸君來北大求學,如能愛惜光陰,孜孜求學,則其造詣定然會很高很深,諸君來北大的宗旨,是做官發財,那這個宗旨就錯了,求學的路,就必然走偏了。」100多年後的今天,如果進入大學求學的廣大青年群體,最終只是為了進入公務員體系,謀得「穩定」,那麼「走偏」的可就不僅僅是中國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