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對中國的啟示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國家如何才能持續繁榮？為什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對今天處於極度動盪和不確定的世界各國來說，恐怕都迫切想要一個答案。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達龍·阿西莫格魯、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A.羅賓遜，為的是表彰他們對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影響繁榮的研究。阿西莫格魯等三人的研究戳中了很多國家的痛點，尤其是對「國家為什麼會失敗」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獲獎的三人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2012年合作出版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一書，系統回答了「國家為什麼會失敗」這個世紀命題。在該書作者看來，決定國家成敗的關鍵，不是文化，不是地理，也不是經濟，而是制度。而且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均存在包容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兩者的相互組合作為分析框架，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均可套用該框架來解釋，且只有在包容型制度下才能夠實現長期經濟增長。

所謂攫取型經濟制度，包括不安全的產權保護，行業進入壁壘，不公平競爭，阻礙市場運行的管制。與攫取型經濟制度相反，包容型經濟制度強調產權保障，零壁壘的行業進入，公正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公平競爭的環境等。所謂攫取型政治制度，指的是權力集中於一小部分人手中，缺乏權力的約束、監督和平衡，缺乏法治，這種制度支持的往往是攫取型的經濟制度。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包容型政治制度，表現為權力在社會中廣泛分佈，政治權力受到約束和監督，包括選舉、公民社會組織、媒體等。

如果將中國放在這一分析框架中，得出的結論顯然並不令人樂觀，該書作者對此也毫不諱言。作者認為，雖然中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已經向包容性經濟制度做出了重大跨越，且只要中國經濟制度一直還在更加包容的道路上發展，增長就會持續，但中國的增長是建立在採用當前技術和快速增加的投資而不是創造性破壞的基礎上的。換言之，如果沒有相應的政治制度改革，中國的增長模式並不可持續，何況中國的產權保護還不完善，勞動力的流動性受到制約，為確保共產黨在經濟和政治決策方面的核心地位，政府對經濟抱持高度控制。

在一次公開活動中，阿西莫格魯曾更直接表示，放眼更大的背景，雖然中國發展過程中包含了很大成分的經濟開放，但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是一種處於攫取型經濟制度下的增長，它只是利用了資源的重新配置，而沒有去改變更大範圍內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來推動經濟增長。如果沒有社會和政治的轉型，中國經濟增長不可能持續。

怎麼辦？阿西莫格魯在公開活動中也給出了建議：其一，不要重蹈蘇聯的覆轍，因為蘇聯奇蹟的覆滅，恰恰是因為不能改革攫取型制度，從建立在資源重新配置的追趕型經濟轉向一個創新型經濟；其二，中國處在一個關鍵時刻，不要浪費從更深層次改變自己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契機，這需要中國從利用技術轉向產生技術，需要出現細分類型的產品、新工藝流程和新的根本性的創新，而這要求中國的制度升級到包容型經濟制度和包容型政治制度，只有這種結合才能支撐創新和「創造性破壞」。

對中國來說，如果用「制度決定論」來概括《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提供的分析框架，並不新鮮也不陌生。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論及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時就曾指出，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難於貫徹。」

前段時間在國慶招待會上露面的前國務院總理温家寶，在2013年舉行的最後一次總理記者會上也曾公開談及政治體制改革，温家寶說，「隨着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雖然鄧小平和温家寶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看似與「制度決定論」不謀而合，但他們也同時強調，任何領域和層面的改革必須符合中國實際和國情。鄧小平說，「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我們現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決定的」。温家寶說，「在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又必須從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沒有出路。」

在阿西莫格魯看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政治事件，經濟制度變化是改革開放後施加於中國的。而在中國官方語境中，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一場規模空前的制度變革，包括政治的、社會的，也包括經濟的、文化的。

學者劉勝軍在《「窮國的指路明燈」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一文中即寫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其本質是一場制度的變遷。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制度包容性不斷提升的過程。從大鍋飯，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不允許私有企業，到鼓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運動式治理，到法治化軌道；從自我封閉，到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從計劃經濟時期的政府決定一切，到如今的市場法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十八大以來的精準脱貧、共同富裕、歷史性反腐，都是為了提升經濟的「包容性」，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從這個層面來看，中國確如阿西莫格魯所言，處在一個關鍵時刻，而從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強調「高質量發展」來看，官方也意識到包容型制度建設仍需持續努力。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從「國家為什麼失敗」得出「中國已經失敗」顯然為時過早，但如何讓制度成為自主創新的推動力而非阻礙，如何避免改革的決心和意志被舊體制的習慣勢力所軟化，如何持續推動法治政府、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如何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如何創造開放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國還面臨很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