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南方官員調任東北三省　釋放出什麼訊號？

南北互動，越來越頻繁了。大批南方官員，正在密集調任東北。據《澎湃新聞》報道，今年以來，已有至少已有10名來自江蘇、浙江、廣東的幹部，分赴遼寧、吉林、黑龍江工作。

這些調任東北的官員，多數負責發改、工信、貿易、科教、營商環境等方面的工作，頗具針對性。事實上，這不是沿海官員第一次密集下東北，從2017年開始，蘇浙粵與東北三省的幹部交流幹部就已逐步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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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交流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近年來，大量東北幹部紛紛奔赴南方沿海地區掛職交流，南下的人數甚至要多於後者北上的人數。

遼寧每年都會選派若干名幹部到江蘇省掛職工作1年，而浙江與吉林也在持續開展分層次掛職交流，廣東與黑龍江之間也是如此。

東北三省與東南沿海三省的幹部交流，是在新一輪振興東北的大背景下提出的。

早在7年前，國家層面要求東北地區與東部沿海，形成常態化幹部交流和人才培訓機制，在東北地區加快複製推廣一批東部地區行之有效的改革創新舉措。

去年底，高層進一步強調，要加強東北同中央和國家機關、東南沿海地區幹部任職掛職和雙向交流，最佳化幹部隊伍結構，提高專業化素質。

借助沿海地區的發展經驗、產業資源、治理模式，帶動東北地區「進一步轉變觀念，增強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激發內生活力和動力」，歷來都是重點所在。

可見，這不只是簡單的人才交流，而是有針對性的對口合作，可以視作另一種形式的「轉移支付」。

南方官員下東北，為何集中在蘇浙粵三省？

說是南方官員下東北，其實集中於江蘇、浙江、廣東等東南沿海三省，且與東北三省形成一一對應關係。

這背後，則是2017年起開始建立起的對口合作機制。

當年，國辦印發檔案，組織東北三省與東部三省、東北四市與東部四市形成對口合作機制。

在省域合作方面，遼寧省與江蘇省、吉林省與浙江省、黑龍江省與廣東省一一對應;

在市級合作層面，瀋陽與北京，大連與上海，長春與天津，哈爾濱與深圳一一對應。

東北三省與東南三省，何以形成優勢互補？

廣東、江蘇、浙江，既是勇挑大樑的經濟大省，也是名副其實的工業強省和科技強省，同時還是財政轉移支付、養老金轉移支付的主要來源。

不僅如此，三大省份處於改革開放最前沿，民營經濟最為發達，國際化營商環境最為完善，在市場大潮中披荊斬棘。

可以說，蘇浙粵，既是新科技、新產業的勃興之地，也是新思想、新觀念的試驗田。

與之對比，東北雖然不復歷史高光時刻，且面臨資源枯竭、產業衰退、人口流失、中小城市鶴崗化、營商環境重塑等困局，但在新的地緣大變局中，其重要性有增無減。

如今的東北，仍舊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地之一，也是大國重器最為集中之地，且處於東北亞的腹心地帶。

用官方的話說，東北在國防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產業安全等「五大安全」方面有著突出戰略地位。

東北的糧食、能源、教育等資源能惠及沿海地區，而沿海的高新產業、體制機制、思想觀念同樣能惠及東北。

更關鍵的是，隨著全球地緣關係重塑，沉寂20多年之久的東北，正在迎來新的歷史機遇期。

吉林連續兩年一季度GDP增速全國第一，遼寧連續5個季度GDP增速高於全國，三省出口增速跑贏東部沿海，遼寧、吉林甚至開始告別連續10多年人口淨流失的局面。

這種背景下，南北互動，借助東南沿海的強力外援，東北有望迎來真正的復甦。

在中國人民大學呂冰洋教授看來，與財政、養老金轉移支付類似，對口支援、幹部派遣、異地交流制度，可視為以人為主的特色轉移支付。

如果說財政轉移支付，更多是財物的轉移，致力於縮小不同地區的發展差距。

那麼幹部交流，則是人力資本的轉移，有助於縮小不同區域的觀念差距。

呂冰洋認為，幹部交流充實了欠發達地區幹部隊伍，直接增加了生產要素，提升欠發達地區生產要素質量、管理水平，而官員借助在發達地區的工作網路，還能促進地區間經濟合作。

正如有識之士所言，當資源稟賦、區位格局、產業基礎一時難以扭轉，那麼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就在於人。

歷史上，東北曾經就是財政和人的轉移支付的雙重貢獻主力。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三線建設」的時代浪潮中，大量來自東北的工廠、機器、高校、管理幹部和產業工人遷往西部，為後來的城鎮化和工業化打下了堅實基礎。

西部鋼城攀枝花，中部汽車城十堰，西南「煤都」六盤水，西北有色金屬重鎮金昌，均是脫胎於此；重慶機械工業、成都電子工業、西安國防工業的發展壯大，也不乏東北地區的助力，

時過境遷。隨著工業化戰略轉移，加上市場經濟確立，以及一輪又一輪的產業革命巨變，東北不復當日榮光。

如今隨著東部沿海地區崛起，以先富帶動後富，以發達地區反哺欠發達地區，就成為必然。

東北在為全國撐起安全螢幕障，自然也需要來自全國的支援，振興東北不只是東北一地的事。

大國一盤棋，正是中國優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