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旦國王龍顏大怒　會否撕毀與以色列的和約？

在美國支持下，以色列政府打算於2020年7月吞併佔據多年的約旦河西岸地區，但向來主張用兩國方案解決巴以衝突的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 II），於5月15日警吿這將招來約以兩國的「大規模衝突」（massive conflict）。

在被記者問到「這是否意味終止1994年《約以和約》」時，阿卜杜拉二世留下了模糊的答覆：「我不想製造威脅與造就爭議的氣氛，但是我們正在考慮每個選項」。

然而，若以色列恣意吞併，阿卜杜拉當真會撕毀《約以和約》嗎？恐怕不會，畢竟從立國根源與地緣困境上來看，約旦都禁不起再次擔當對抗以色列的前鋒。

對身為穆罕默德聖裔的哈希姆王室（Hashemite）來說，保住對耶路撒冷聖地的監護權和國內統治權，才是當務之急；還有避免中東再度出現大規模動亂，以緩解接收了大批巴勒斯坦與敘利亞難民的約旦困窘財政。

因此，就算傳出「巴勒斯坦與約旦計劃共同中止同以色列簽署的條約」的消息，但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約旦，終究沒實力出頭促成巴勒斯坦的建國夢。

打從英國於1921年讓阿卜杜拉一世（Abdullah，1882─1951年）成為外約旦首領開始，哈希姆王室就汲汲於追求被列強中斷的阿拉伯統一大業。但部落橫行、缺乏資源的立國形勢，導致貧弱的約旦只能先追求安定，故用武力反抗殖民或徑行統一既非聰明的決策，對抗源源不絕的猶太移民更不是施政目標。

這導致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前，約旦成了唯一支持聯合國分治決議的阿拉伯國家，阿卜杜拉還秘密同後來成為以色列總理的梅厄夫人（Golda Meir，1898─1978年）達成互不侵犯的協議，以此換取到本該劃歸給巴勒斯坦的土地。

1948年2月，阿卜杜拉還派遣首相陶菲克（Tawfik Abu Al-Huda，1894─1956年）與英籍司令格拉布（John Bagot Glubb，1897─1986年）向英國疏通，英國外交大臣貝文（Ernest Bevin，1881─1951年）同意約旦即將進行的行動，只表示「不許進入與入侵分配給猶太人的土地」，替約旦大開綠燈。

雖然在阿拉伯諸國的壓力下，阿卜杜拉最終仍遣軍投入戰爭，但在佔領了約旦河西岸後便止住步伐，僅於耶路撒冷和以色列軍交戰，畢竟擴大哈希姆王國的領地才是阿卜杜拉的國策。

故主張建國的巴勒斯坦領袖侯賽尼（Mohammed Amin el-Husseini，1897─1974年）成為以色列與約旦的共同敵人，阿卜杜拉不僅拒絕承認侯賽尼於加沙成立的政府，還挑選支持自己的巴勒斯坦貴族組成議會，指使渠等宣吿「巴勒斯坦和外約旦統一」。阿卜杜拉就這樣順理成章地將國號改為約旦哈希姆王國，自稱是「全巴勒斯坦的國王」。

約旦的併吞招來阿拉伯諸國的怒罵，更引發巴勒斯坦人的反彈，阿卜杜拉也為此於1951年遭巴勒斯坦人刺殺身亡，不過這仍阻止不了約旦的擴張野心。為了爭取外部安全，約旦與以色列始終有低調的往來，以及同歐美國家保持友好邦誼。

這是因為在反殖民的民族主義浪潮下，自居為阿拉伯之主的約旦王室被視為落後象徵，更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尤其在1952年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 Hussein，1918─1970年）發動政變統領埃及後，約旦遭受的抨擊就愈加猛烈，所以約旦鐵了心要爭取歐美與以色列的支持。

約旦的困境對以色列來說是不可多得的戰略資產，雙方都有意和平共處，能免掉一個外敵算一個。因此1967年「六・五戰爭」爆發前，以色列就私下要求約旦國王侯賽因（Hussein bin Talal，1935─1999年）別參戰。

不過約旦併吞西岸的後果，就是國內有一半以上人口都是巴勒斯坦人，參議院、國民議會與內閣裏亦有不少巴勒斯坦籍官員，這導致侯賽因不得不對巴勒斯坦民族主義和埃及的反霸權主張做出妥協。

結果戰局向以色列一面倒，埃及、敘利亞、約旦三國的空軍幾近全毀，約旦河西岸、西奈半島、戈蘭高地全遭以色列大軍佔領，約旦就此失去80％的水果、45％的蔬菜與25％的穀物產地，國民生產總值更從原先的11.5％猛跌至4％，損失可謂相當慘重。

敗戰還帶來更多難民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活躍。當時起碼有5萬名巴解戰士待在約旦，而約旦軍隊也才不過5.5萬人左右，這給約旦王權造成極大威脅。加上巴解組織反對侯賽因片面接受美國國務卿羅傑斯（William Pierce Rogers，1913─2001年）的和平計劃，揚言要推翻王室，最後雙方於1970年9月爆發同族相殘的「黑九月事件」，約旦軍隊猛攻巴解組織。

在該場戰役中，美國調動第六艦隊支持侯賽因，英國也派出傘兵，理應是阿拉伯人宿敵的以色列竟也出動戰機，威嚇打算聲援巴解的敘利亞軍隊，替約旦免除腹背受敵的大難。最後，3,400名巴解戰士陣亡，巴解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929─2004年）不得不率領殘部逃至黎巴嫩。因此可以說，約旦王室是被西方列強與以色列連手相救才不致傾覆的。

歷次大戰一再證明約旦的虛弱，所以約旦不希望又被推上前線，更不希望巴以衝突惡化，從而導致大批難民喧賓奪主的危機再度發生。故1973年十月戰爭前夕，當侯賽因得知埃及與敘利亞有意合攻以色列後，立刻暗地向以色列示警。而當身為阿拉伯盟主的埃及同以色列媾和之後，約旦亦於1994年和以色列簽署和約，並於條約裏載明以色列「尊重約旦哈希姆王國於耶路撒冷伊穆斯林聖地的當前特殊角色」，這給早已退出東耶路撒冷多年的約旦，鞏固了執政的神聖性與合法性。

再加上美國為籠絡約旦給了大筆援助，光是2010至2015間每年平均提供10億美元，2017年更是一口氣提供17億美元，此外還撥給近11億美元讓約旦安置敘利亞難民。2018年美國又與約旦簽署備忘錄，規定五年內供給63.75億美元給約旦，這對2020年預算收入不過才109.6億美元的約旦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甘霖，何況約旦通過以色列也獲取不少貿易便利。

除此之外，約旦軍隊也在反恐名義下受美國訓練已久，成為捍衛王權的重要支柱。因此阿卜杜拉二世若當真要撕毀《約以和約》，美國與以色列恐將從軍事與經濟上施以重重的報復，這必定是弱小的約旦無法承受的後果。

所以無論約旦如何警吿以色列，終歸只是種政治表態，若真要抵抗到底的話，早該在1948年以色列奪據巴勒斯坦土地就開始，何況約旦根本沒有任何抗衡的籌碼，頂多收回出租給以色列的耕地略示警吿。這也導致比起巴勒斯坦人的權益，約旦國王更在乎自己那脆弱的耶路撒冷聖地監護者頭銜是否會被動搖。2020年2月，阿卜杜拉又強調聖地監護權是「我非常自豪承擔的使命」，便顯露了他的憂慮。

約旦表面聲援巴勒斯坦、實質依賴美國與以色列保障安全的現實，也折射着巴勒斯坦得承受同族第二層壓榨的悲慘處境。既是「霸權受害者」亦是「從犯」的約旦，不願與巴勒斯坦共同擺脫英法在一戰後任意分割中東族群、製造附從國家的後殖民痛苦，反而在強硬空言下，享有關切巴勒斯坦的美名和美國的金援，在霸權秩序裡獲得稍微高級、但實則仍處於遭剝削的邊陲位置。

這不但是阿拉伯世界分裂的悲哀，更是第三世界橫受列強剝削的縮影，「以夷制夷」永遠是帝國主義不嫌過時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