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難民與移工：被疫情驅趕的失根者

跨界遷徙，自古就是人類的求生途徑，無論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或是五胡亂華後的衣冠南渡，温飽始終是千里之行的心之所向。然而如今疫情當道，跨國流動成了時下禁忌，對某些客居異域者來說，這彷佛是遇上名為「疫情」的暴風雪，自己也就此被凍結在某種尷尬的失根中。

作為政治足球的希土邊境難民

受此氛圍影響，本已政治化的難民議題，如今又多了生化危機的標籤。

中東長年戰亂，從以巴衝突、黎巴嫩內戰、兩伊戰爭、阿富汗戰爭、美國入侵伊拉克到「伊斯蘭國」（ISIS）崛起，這塊土地上的人民為求生存而出走，以難民的身分標籤，在土耳其、約旦、歐美各地落腳。

然而歐洲近來經濟衰退，又逢阿拉伯之春引發敘利亞難民潮，超過百萬的人口遷徙不僅衝擊各國長年標舉的人道話語，也為右翼的崛起鋪下肥沃温床。幾經輾轉後，這塊燙手山芋被丟給了土耳其，歐洲以經濟援助、開放參與歐盟事務為籌碼，希望土國從上游截斷難民潮。

結果土耳其在收容360萬難民後，終於不堪負荷，並以此為由進軍敘北，宣稱要將難民遣返故土；沒想到俄羅斯也對此地執念甚深，遂用導彈與機槍重挫了土耳其士氣。內外相煎下，土國終在今年二月開放邊境，允准大批難民湧入歐洲，首當其衝的希臘於是派出軍警強力阻擋，最後導致難民在希土邊境雲集，成為兩國互踢的政治足球。

恰好此時，新冠疫情開始在世界蔓延。希臘遂視難民為「土耳其的生化攻擊」，不僅派出身着防護衣的海警巡邏，力阻難民船入境，更封鎖邊境所有難民營，每日僅允許極少數人外出購買必要物資，以免「病毒外泄」。封鎖政策直接導致難民無法獲取足夠的衛生物資，須仰仗無國界醫生、國際特赦組織等團體派發。

此外，「維持社交距離」在難民營內形同天方夜譚。以莫里亞（Moria）難民營為例，其位處萊斯沃斯島（Lesbos），是希臘最大的難民營，自2015年起便收容許多來自敘利亞的逃難者，原本只夠接納2,800人的營地，如今已是20,000多人的棲身之所，區區40呎的空間往往就是一家五六口的住處，1,300人才能共享一個水龍頭，全島也只有5張重症病床。人們每日還得排隊領取食物和水，無形中又增加了感染機率。

3月31日，希臘中部的里佐納（Ritsona）難民營中一次出現2名確診案例，接着馬拉卡薩（Malakasa）、莫里亞難民營紛紛淪陷，由於缺乏醫療物資與人力，故實際疫況規模至今仍在一片五里霧中。德國雖基於人道考量，有計劃地將部分難民從島上遷移至德國，卻反而引發新問題。

自難民危機以來，歐洲的身分認同主義運動（identitarian movement）便不斷茁壯。參與者一是強調歐洲正處血統危機，二是恐懼穆斯林即將接管歐洲，這股運動受敘利亞難民湧入催化，成了媒體版面的常客。如今德國伸出援手，在其眼中便是引狼入室，於是這群右翼勢力紛紛奔赴萊斯沃斯島，宣稱要「守護歐洲邊界」，全然不顧疫情當頭，輪番攻擊當地的NGO人員、志願者與難民，導致有些NGO不得不暫停活動。

於許多歐洲的右翼政黨而言，疫情的爆發未必全然負面，畢竟其正好能趁此良機，凝聚全歐的反難民士氣；對土耳其來說，難民則向來是其與歐洲要價的籌碼，面對如今疫情肆虐，自然更難將其接回安置。於是這群戰火下的失根者，便註定要在歐亞邊界上倉皇奔逃、不得安居。

跨界的移動勞力

而另一群受疫情影響的跨界人群，便是因資本主義全球化而遍布世界的移工。

勞力流動既帶有機會成本的色彩，也註定涉及分配不平等。例如歐美與海灣石油國便嚴重依賴移工，其源頭或為東歐、或為亞洲；就連一國之內，也存在區域移工現象，主權向來不意味南北世界之隔。

然而病毒的無孔不入，卻導致移工淪為疫情下格外脆弱的一群。首先其缺少自我隔離的居所，在難以保持「社交距離」情況下，移工若非被強制隔離在高感染風險的空間內，就是被迫踏上交通與邊境政策皆不同以往的返鄉路。

以新加坡為例，其低薪移工約有95萬人，佔全國570萬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約有20萬人居住在極為狹窄的宿舍內，有時甚至得20人共享一間房、廁所與就餐區，這些場所既無消毒，也沒有定期清垃圾，自然會是疫情爆發的高風險地。果不其然，新加坡政府於4月5日宣布將某些擁擠宿舍設為隔離區後，移工們便被遷入，結果很快引發群聚感染。

但新加坡案例聽來雖驚悚，至少政府還提供每日三餐與報酬；反觀遠在中東的卡塔爾、科威特、沙特等，已經出現無薪隔離的現象。海灣石油國民生富庶，但對待移工的整體氛圍，仍流露着蓄奴的潛意識。早在疫情前，當地便時有虐待情事，如今更明目張膽地將移工們隔離在缺乏自來水與消毒劑的營地內，待遇與難民並無二致。

此外疫情既凍結了移工的人身活動，自然也會重創「流動經濟」（mobility economy）。 在病毒肆虐下，百業蕭條，許多移工頓失安家收入，像印度和菲律賓等嚴重依賴匯款的經濟體，此刻正因海灣國家宵禁而地動山搖；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許多拉美與非洲家庭中，只因其在美親戚未能持續匯款回國。

而流動經濟的降速，必然導致生產效率低落。意大利長年依賴來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東歐國家的跨國勞動力，才能撐起國內的農場工作。但疫情迫使政府封閉邊境後，移工不再湧入，農場作物也無人採摘，糧食危機若隱若現。許多歐洲政府只好開始商議，究竟是要派包機往返東歐接送移工，或是動員失業國民至農場工作，才能避免斷糧噩夢成真。

疫情重創了人類的流動性，難民與移工因而被困在祖國與異域的夾縫間，忍受着日漸加劇的苦難。於難民而言，後頭的故國是戰火，前方的居所是敵意；對移工來說，己身的肉體渴求安全，母國的經濟更盼外匯。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瘟疫下，貧困與歧視向這兩大群體襲捲，避無可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