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打破中原王朝循環停滯史觀　看草原帝國自主創新

【藝文編按】在漢族的民族史觀中，清政權被視為外來政權，滿人政府是中國現代化的障礙；但另一方面，清朝開拓了中國歷代王朝最廣大的版圖，是中華帝國榮耀的顛峰，現代中華民族國家的理想國界，正繼承自十八世紀清帝國版圖。
本篇節錄自濮德培（Peter C. Perdue）《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導論，在這本書中作者探討當代中國民族論述是如何弔詭地建立於過去曾否定的帝國歷史上，又為何如此強調「統一」昔日帝國版圖？作者亦在導論中提及，如何以草原帝國的角度為出發點，從新看準噶爾蒙古，與清帝國和俄羅斯帝國間的互動關係。

導論

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滿清（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俄羅斯（一六一三至一九一七）和準噶爾蒙古（一六七一至一七六○）三大帝國在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競逐權力。此地距離水遠山長，溝通遲緩，軍事行動耗時又傷財，文化的疏離巨大。這場史詩對抗，可說是日後「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雛型。待對抗結束，只剩兩個帝國還屹立。大清和俄羅斯沿著長長的邊界對峙，各自成為世界史上最大的兩個帝國。準噶爾則消失了。儘管十九世紀的時局動盪，歐亞大陸的這個二元分歧一直持續到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本書檢視兩大帝國在歐亞大陸上的勢力分割，並側重清帝國對蒙古和新疆的征服。

清朝在中央歐亞的行動未曾被忽視，每本教科書都會提及。因此本書不是要還原早已被人遺忘的事件。然而，過去從未有充分全面的英語研究著作。以其他語言進行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本書以多語言的一手史料為基礎，包括檔案和出版品，講述一段幾乎不為英語讀者所知的精彩故事。

本書也批評現代中國史學的一些主流典範，這些典範在中國學者的作品中最為顯著，不過也默默地被許多西方學者採用。簡言之，多數史學家在台灣海峽兩岸盛行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支持下，將中華民族國家當前的領土和文化界線視為理所當然。他們將中國征服蒙古和新疆視為實現民族國家的過程， 最終成為二十世紀的中華民國。用中國人的說法是，多民族的中華民族國家「統一」了中央歐亞各部族。這些史學家將清朝在一八○○年左右擴張至巔峰的疆域視為「統一」的盡頭。那是中華帝國榮耀的巔峰，此後在十九世紀一路走下坡，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重新收復該區域的大部份主權。儘管民族主義者將滿人視為中國現代化的障礙而厭棄之，但中華民族國家對理想國界的概念卻源自於十八世紀清帝國的最大擴張版圖。如同其他民族主義者，中國人也將自身基礎建立在他們拒斥的過去之上。

從這個角度來看，征服新疆和蒙古是重要的，但還稱不上劃時代。然而，如果我們不把中國征服新疆和蒙古僅僅視為通往民族國家的必然產物呢？有沒有可能這場征服只是許多參與者意志交錯的偶然產物，參與者只有部份是漢人，而且沒有人知道現代民族主義為何物？在歷來帝國統治者的心目中，來自西北的安全威脅確實經年不絕—哪個皇帝不想擺脫那些騷擾西北邊疆的該死遊牧民族呢？然而，除了蒙古統治的元朝（一二七九至一三六八年），歷朝歷代的努力皆鎩羽而歸，直到清朝在十八世紀中葉實現「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為什麼清朝能夠一勞永逸地消滅蒙古人威脅，自此支配這個地區，過去卻沒有王朝能夠成功？這將是本書的核心問題之一。

研究中亞歷史的專家普遍忽略這一時期，把蒙古帝國崩塌以來的歷史視為「衰落時代」（Époque de la Décadence）。塞諾（Denis Sinor）對該領域介紹，在三百五十頁中僅占三十頁的篇幅。他們強調語文學，更勝民族誌（在塞諾的著作中只占八頁）或其他社會科學觀點。陸寬田（Luc Kwanten）對草原帝國的研究僅寫到一五○○年為止，因為他和許多人一樣，認為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是草原帝國傳統的頂點，隨後是幾個世紀的衰落。 許多史學家都使用此一典範作為書寫架構：先是繁榮擴張的古典時代， 接著進入「衰落」。研究鄂圖曼土耳其和其他帝國的史學家，對這一觀點的批評愈來愈強烈。這套典範的主要缺陷是，錯把尾聲當開始，從蒙古帝國孱弱的時期追溯「衰落時代」的起源。與民族主義史學一樣，這套「衰落典範」的敘事阻止人們設想未行之路、關鍵決策和偶然事件，否定了行動者的能動性。我們需要在這個故事中，重新賦予中央歐亞人獨立的能動性，而非理所當然地接受其滿洲人對手的敵對觀點，或是僅僅停留在對成吉思汗時代的懷舊。

仔細研究這些事件，就能看見中國和中央歐亞主流歷史學的許多問題。最佳的西歐語言概述至今仍屬法國外交官古恆（Maurice Courant），他在一九一二年寫了《十七與十八世紀的中亞：卡爾梅克或滿洲帝國？》（L’Asie Centrale aux 17e et 18e siècles: Empire Kalmouk ou Empire Mantchou?）然而，此書幾乎完全仰賴一份中文史料。茲拉特金（I. Ia. Zlatkin）的《準噶爾汗國史》（Istoriia Dzhungarskogo Khanstvo）是最好的俄文研究，使用滿文和俄文的史料寫成，但卻沒用上中文史料。千葉宗雄（Chiba Muneo）提供了詳細的日文敘事，還有許多日本學者撰寫了相關著作。中國學者已生產出龐大的二手學術文獻和一項主流見解。但這些學術傳統各個都有缺陷，這些缺陷揭示了特定的文化和民族特徵。我會在本書的最後一部份扼要回顧征服的史學史，以顯示這個主題的史學家，一如所有史學家，反映了他們所屬時代的關切。

中國近代史研究漸趨內向。早期研究關注中國的國際地位，研究清政權的滿洲人本色、軍事制度， 以及對帝國中心的安全考量。費正清學派的崛起，將學界的興趣轉向與海上西方列強的外交關係、清朝中央文官制度，以及思想史。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區域系統模型的影響，使學者轉向單一省份或次區域的細緻社會經濟研究。內向的轉變帶來豐厚的學術成果，但同時也失去了一些東西：更看重個別差異的特殊性，卻失去對更廣大脈絡的掌握。在今天，我們應該把中國置於世界史的脈絡視為優先事項，而邊疆研究是將中國整合進更廣大歐亞世界的可行辦法。本書對清朝擴張的研究，提供了對世界其他邊疆研究的比較點，並質疑施堅雅的區域系統模型是否太過缺乏彈性。與其在既定的地理框架下思考區域分析，我們必須認識到政治與社會進程在軍事安全、經濟利益或文化傳播的考量下，往往跨越了區域的界線。

歷史、時間和記憶

在重塑空間概念之外，本研究也試圖調整我們對歐亞時間的看法。史學家經常以週期循環看待中國和中央歐亞的歷史。自西元前一○四五年周朝伐商以來，朝代循環的史觀為中華帝國政權興衰提供了方便的解釋。草原帝國反覆的統一和瓦解，也激發了週期循環的解釋。儘管許多學者同時在中國和草原的國家形成中看到了重複的模式，但他們對箇中原因的看法相當分歧。我們可以粗略地將這些原因分為精神和物質兩類。精神解釋尋找人類心理變遷的本質。中國的王朝週期理論家，將帝國興衰歸因於統治者的道德特質。倘若他治理賢明，讓百姓安樂，就能獲得他人支持。倘若他驕奢淫逸，農民受苦，士兵反抗，百官便會離他而去。相比之下，王朝週期循環典範的更新版本，側重帝國統治的物質基礎，例如維護水利灌溉工程，公平的稅收，或饑荒賑濟。從這角度來看，如果這些關鍵社會制度的官僚管理未能回應社會挑戰，則大規模叛亂或外部入侵就會推翻王朝。

對草原帝國而言，主流的物質解釋則援引氣候決定論，假設乾燥週期不可避免地使遊牧民離開草原家園，侵略周遭的定居社會。相較之下，偉大的伊斯蘭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概述了一種基於社會團結的理論，「阿薩比亞」（asabiyya，或譯團結意識）。赫勒敦主張部落社會產生的集體統一創造了一種力量，使他們能征服頹廢的城市文明。征服之後，當在草原與沙漠環境中產生的道德規範，受城市生活的影響而衰敗，則部落征服者便不再團結，最終成為新入侵者的犧牲品。赫勒敦的理論與中國的王朝週期模型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儘管他沒有把道德定義應用於「文明的」 儒家君主，而是應用到遊牧戰士身上。

循環模型的優勢在於突顯超越特定事件敘述的共同模式。因此，他們指向關於社會變革廣泛過程的歸納。早在西方社會學興起之前，中國和中東的社會理論家就已經在比較與分析社會的長期演變。然而，週期性推論的危險在於，它否定了人類的能動性，忽視了線性變化。堅守週期性解釋彷彿暗示人們不會從經驗中學習，注定要步上祖先後塵。但我們清楚地知道沒有任何社會進程的歷史是完全重複的。原因有二。首先，技術進步極大地改變了造成社會分裂的各種衝突形式，也改變了將社會凝聚在一起的壓力。舉例來說，新武器的發明、運輸成本的降低，或是新的通訊形式，都改變了中國歷朝歷代分合的方式。其次，中國人和遊牧民族都從歷史汲取教訓。他們知道祖先立下先例，而且他們不斷利用過去經驗累積的知識，或從錯誤中學習。因此，歷史的寫作和改寫成了塑造帝國創建者、官員和一般社會互動之策略的關鍵因素。

中國與遊牧互動的地理和戰略環境，創造出反覆出現的情境，但是身處其中之人仍會依據其歷史與技術資源，選擇不同的應對方式。我在後續章節中描述邊境貿易、養馬和使用火藥武器的例子，顯示滿清與準噶爾之間的衝突如何既沿著古老的道路前進，又能屢屢開創新局。

強調草原帝國創建者的創新尤其重要，因為定居世界的觀察者經常用「注定停滯不前」的眼光看待遊牧民。由於遊牧生活始終有著驚人的連續性，往往使人聯想到單調、重複和停滯。幾乎所有的史料， 都是來自定居世界的觀察者。他們通常認為，遊牧民族就像災難性一樣，闖進他們的文明世界—若用布勞岱爾的話，甚至堪比聖經中的瘟疫。環境決定論的獃板論點，剝奪了中央歐亞人的任何能動性， 傾向將他們簡化為僅僅依賴生物本能行動。我們將看到準噶爾人的敵人一再援引生物學與自然生態的類比，以便將他們排除在人類世界之外，並合理化對他們的滅絕。

在十九世紀的帝國主義盛期，西方人習慣將中國人描繪成自然力量的受害者，或者很可能會突然莫名其妙地訴諸暴力。他們運用簡單的決定論和對亞洲獨裁的刻板印象，解釋中國對西方入侵的持續抵制。近年來，我們對中國的看法已有很大變化。學者們紛紛拋棄了「東方專制論」的古老刻板印象。「內籐湖南假說」和「近代早期假說」都認為，中國分別在西元九到十世紀或十六世紀末期，發生了決定性的社會經濟變革。我會在本書的最後一部份支持「歐亞相似論」，認為中國帝國在直到十八世紀末之前，都與歐洲的帝國一樣具有經濟活力。藉由賦予中國內在動力，一方面可與近代早期的西方作出區隔，但一方面仍可相互參照，這樣的分析才能真正把中國融入世界歷史。

就在最近，學者們也在討論遊牧社會的重大歷史變遷。巴菲爾德（Thomas J. Barfield）的遊牧國家建構模型承認線性演化，但他的理論使遊牧國家創建者依賴中華帝國的變化，並未賦予他們太多自主的能動性。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對草原帝國形成的自主性提出了最有說服力的論證。狄宇宙主張，我們應該將內亞民族的研究從生物意象和機械式的因果關係中解放，並將國家構建的分期奠基於國家創建者從外部行為者獲得收入的手段上：從前二世紀到十八世紀，稅收從徵收貢品，到朝貢貿易夥伴關係， 到定居與遊牧民族的二元管理，到成熟的農業社會徵稅程序。

讀者將能在本書所述的故事中發現，準噶爾其實也用上前述的所有方法，試圖支持自己國家的擴張。他們向鄰國徵收貢品，和清朝、俄羅斯和中央歐亞民族大量從事貿易，在突厥斯坦實行某種二元管理，並在伊犁河谷發展出某種財政結構。然而，誠如狄宇宙指出的，由於清朝和俄羅斯同時向他們進行擴張，他們缺乏統一國家所需的「喘息空間」。因此，我認為十七和十八世紀是草原與定居民族互動的關鍵轉捩點，其結果同時取決於農業帝國創建者和遊牧國家創建者的行動。清朝和俄羅斯帝國同時擴張，關閉了邊界，大幅限制了兩大帝國之間的民族的生存空間。誠如巴菲爾德主張，準噶爾領導人為了支持自身國家擴張，會試圖從其強鄰俄羅斯和中國獲取外部資源，也試圖從突厥斯坦綠洲及歐亞商隊貿易開發內部資源。對環境乾旱的遊牧國家來說，物質資源固然重要，但無法完全解釋其國家形成的模式。當乾旱來臨時，蒙古人除了選擇攻擊清帝國，其實也有同樣機會尋求清帝國的庇護。遊牧民族如何應對乾旱，是清朝和大汗之間個人和外交談判的產物。

本書從頭到尾，都強調所有參與者都擁有多重機會，也強調結果的不確定性。清朝並非注定要征服準噶爾，準噶爾也並非注定要滅絕。某些環境因素有利於清朝，其他因素則有利於準噶爾。個人決定、意外死亡、誤解和欺騙都在這中間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天命、環境條件或國家目的論預先決定了結果， 這個故事就沒戲唱了。與此相反，我會把這個故事放進最廣大的脈絡中，同時也突顯人類決策的偶然結果。

將清朝征服看作一次世界的歷史事件

有兩種相互矛盾的典範，形塑我們對中央歐亞重要性的普遍看法。許多理論家將中央歐亞描述為最不適宜邁向現代化的地區，認為中央歐亞與全球趨勢隔絕，政治與文化又破碎，更缺乏天然資源，沒有太多適合快速發展的先決條件。對這些理論家而言，經濟成長、政治與社會整合，以及通訊的普遍進程，不可避免地將落後傳統的社會拉進痛苦的轉型。在這種線性前進的歷史觀中，後進社會幾乎沒有可供先進社會學習之處，只有追隨領導者腳步的份。

另一種是人稱「世界歷史」的觀點。它拒絕像現代化理論那樣，不假思索地以民族國家單位，對社會進行分類，也否認國家單位可以彼此孤立地發展。主要的文明單位往往踰越當代民族國家的界限， 這些地區全都不斷進行互動。在這種觀點中，中央歐亞不是一個偏遠、孤立的地區，而是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對周圍所有的定居社會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俄羅斯歐亞學派，到哈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和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地緣政治，以及當代的世界史學家和世界體系理論家的歷史解釋趨勢，都將歐亞大陸視為歐亞世界體系的關鍵區域。

在近代早期，中央歐亞確實是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各大宗教都匯聚於此。往來中國、中東、俄羅斯、印度和歐洲的貿易路線也都在此縱橫交錯。至少在十六世紀之前，沿著舊絲路的貿易商隊，在全球貿易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當舊絲路貿易衰退，俄中茶葉和毛皮貿易的重要性仍然不減。綠洲城市的特色正是宗教多樣性、語言多元化和世界主義。該地區在十九世紀被降級為落後地區，並不是因為該地區本身的特性，而主要是因為受「現代的」中華和俄羅斯帝國征服。就像批評現代化典範的學者們常指責帝國征服導致世界其他地區陷入落後，也許征服在此也有同樣的效果。至少我們可以說，大清和俄羅斯對該地區的征服，強烈影響了中央歐亞民族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發展潛力。

因此，清朝征服在三個意義上，是重大的世界歷史事件。首先，對帝國的統治者和臣民而言，這些勝利徹底改變了他們世界的規模尺度。藉由大規模擴大國家觸及的領土，征服為墾殖、貿易、行政和文學想像開闢了新天地。其次，清朝擴張是十七和十八世紀全球進程的一部份。幾乎在所有地方，新興的中央集權、整合、軍事化國家，都藉由軍事征服將其邊界向外推，移民、傳教士和商人則緊隨其後。西歐史學家經常將這一時期描述為國家形成的「十七世紀危機」，隨之而來則是十八世紀的穩定；其他史學家則在全球各地看到類似的發展。將中國的帝國擴張視為全球進程的一部份，有助我們從更寬闊的視角看待中國，而不是將其帝國經驗全都看作獨一無二的。第三，中國擴張標誌著歐亞歷史的轉捩點。蒙古帝國解體後，歐亞大陸兩端的征服者們（編按：俄國與中國）征服中央歐亞、競相建立龐大帝國。它們各自占據人口密集的腹地，利用這些地區的資源供養軍隊，再從腹地向歐亞大陸的中央地帶進逼。當這些大帝國的邊界交會時，就會制訂條約，協商出穿越大草原、沙漠和綠洲的固定界線，使邊境的流動民族再無容身之地。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這個邊境的閉合比弗雷德里克．傑克遜．特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一八九三年感嘆的著名北美邊境閉合更重要。自西元前二○○○年以來，遊牧民族原本也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要參與者；然而，這次邊境閉合卻使遊牧民族永遠喪失與定居農業社會競爭的機會。許多內亞研究者認為遊牧戰士的衰落在十六世紀已成定局，因為火藥的傳播或中亞商隊貿易的轉移。然而，最後一個大型遊牧國家仍堅持抵抗外敵向大草原進逼。這些蒙古人激烈對抗滿清的軍隊。他們同樣也採用火藥武器，以回應周圍的軍事威脅；而商隊貿易則始終是競爭各方的重要收入來源。在一六八○至一七六○年間，世界變得愈來愈不利於自由的遊牧生活而清朝統治者正是導致此一重大變革的主要力量。

出版資訊
書名｜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
作者｜濮德培（Peter C. Perdue）
譯者｜葉品岑　蔡偉傑　林文凱
出版｜衛城（20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