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瀛印象】鑑真東渡弘法 傳王羲之書法影響日本書道風格
【藝文編按】本文節錄自常任俠（1904-1996）《東瀛印象》〈唐鑑真和尚與日本藝術〉一節。常任俠是中國著名藝術考古學家，主要從事中亞、東亞及東南亞諸國美術史以及音樂、舞蹈史研究，並主力推動中國與印度、日本的文藝交流史研究。1935年常任俠曾赴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院深造，後來他把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寫成散文並輯錄成書，本選節為他對日本藝術如何受到東傳佛教的大唐鑑真和尚所影響的觀察。
唐鑑真和尚與日本藝術
中國和日本在文化上的密切關係，在藝術的諸領域都有顯著的表現。特別是在公元8世紀的奈良時代，中國的藝術技法、樣式和美術製成品，大量傳進了日本，導致日本美術與中國美術結成了兄弟般的血緣，在東方具有相類的風格。雖然中日兩國各有其民族的特點，但大體上卻有不少共同之處。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是當時佛教藝術。而崇信佛教的大德們：法師、律師（佛教中的律師指專門持誦、研究、解釋與教授佛教戒律的僧侶。—編者注）以及為佛教服務的建築師、雕塑師、畫師們，在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這些人當中，鑑真和尚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今年恰值鑑真和尚圓寂1200週年，中日兩國佛教界與文化界都發起紀念。這正是中日文化交流歷史上的盛舉。
鑑真生於我國封建文化極盛的唐代。他傳戒講律的中心地區揚州，不僅是六朝隋唐以來的經濟文化重鎮，而且還是當時東方的國際都市，為各國文化匯合的一大中心。鑑真掌握了許多當時的文化成就，並團結了一批有專業造詣的工技人才。他的東渡弘法事業，就是以僧團組織的形式，用集體的力量，把盛唐時代高度成熟的文明介紹到日本去。通過他個人崇高的德望、精深的學養和堅強的意志，十分圓滿地完成了那一時代使命，為中日兩國人民文化交流史留下了輝煌業績。
據鑑真傳記，他自開始東渡，即率有玉作人、畫師、雕檀、刻鏤、鑄寫、繡師、修文、鐫碑等工手常近百人；末次東渡，也有這些藝術名工參加。他把盛唐時期的藝術成績，有計劃地介紹到日本去。
僅就鑑真這次東渡所帶的珍貴文物種類和數量來說，日本史學家公認曾給日本文化藝術以深刻的影響。首先是繡像、畫像、金銅像等，給日本的造像和佛畫藝術提供了取法的樣式。其次大批的唐代寫經傳入日本，給日本的寫經書法，做了楷模。其中還有王右軍（藝文編按：王羲之）真跡行書一帖，小王真跡行書三帖，獻入宮廷。我們知道，日本在白鳳和天平時代，皇室盛倡學習王右軍書法，蔚為一代風氣。日本的書道，飄逸多姿，即植基於這個時期。今日本所傳御物《喪亂帖》，為正倉院藏寶之一，鐵畫銀鈎，筆筆精到，在右軍書中，應列上乘，此帖或即此時輸入之物。當時日本學習王書，為書道的主流。日本遣唐留學生也多學王書。王書真跡流入日本，自當成為學習書法的準繩，日本所傳《三筆》《三跡》，皆有王書筆意。又鑑真在揚州時，曾請經生寫《一切經》三部。此次攜赴日本的佛典，數量也很多。而日本寫經頗有唐風，鑑真對於日本書道藝術的推進也應是有功的。試觀鑑真在日本所營造的「唐招提寺」門額（傳為孝謙女王所書），即係王右軍書體，可見其崇尚之一斑。
在天平時代及其以前，有不少日本高僧來中國求法，也有不少中國高僧赴日本弘法。由於這樣的文化交流，大唐文化與日本文化結成了不解之緣，蔚成日本天平時代燦爛的文化。鑑真和尚的功績，雖然只是其中的一份，卻是異乎尋常的。日本滝精一博士在《天平時代之藝術》一文中說：「唐僧之渡日者，以鑑真和尚的氣魄最豪。」這絕不是過譽之言。
鑑真和他的弟子們對天平文化作出了很多傑出的貢獻，除佛學外，首先是藝術，包括寺院建築、佛像雕塑和壁畫。鑑真帶去的藝術家們，正是盛唐培育出來的人才。他們在日本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奈良，發揮了我國唐代藝術所達到的高度水平。風格精湛而宏偉，富於寫實性，比過去傳到日本的藝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形式也有了顯著的不同，因而更快地促進了天平時代藝術高潮的形成。
鑑真初到日本住在東大寺，為日本奈良朝皇家首剎，其中盧舍那佛雕像尤宏偉精好，為唐代雕像技法東傳的第一傑作。據《東征傳》載，公元754年1月，入唐副使大伴古麻呂與鑑真的造佛工到達日本，次年11月塑造成二丈五尺千手觀音像，安置在東大寺講堂。公元756年6月，日本聖武天皇遺物向大佛獻納，有獻物帳，是為正倉院的濫觴。這年做成了佛像百鋪，盧舍那佛、觀音各一鋪，純金觀音一軀。到公元757年，製成東大寺大佛殿東西壁的聖觀音不空索觀音像織成圖帳。這些工作，可能有鑑真和尚所率領的藝術家們參與。東大寺的獻物，也可能有鑑真帶去的珍品在內。在同年11月，日本皇室把新田部親王的舊宅、備前國水田一百町，賜與鑑真，因之建立了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中的金堂，據傳為隨鑑真剃度的弟子少僧都如寶所建。據日史稱，文祿五年（公元1596年）秋閏七月，近畿大地震，唐招提寺的古建築多數傾圮而金堂無恙。這是現存天平時代最大最美的一座建築。除金堂外，唐招提寺的講堂，也還是當時的遺物。
金堂內的佛像，還有不少留存下來。其中有的完成於鑑真生前，有的為鑑真弟子所創造。這些造像都能代表當時最進步的藝術成就。
首屈一指的是金堂中央盧舍那大佛座像，為日本現存古藝術品中最大最宏偉的乾漆夾紵造像。像高十一尺二寸。據平安朝初的《古寺記》，為鑑真弟子義靜所作。但1918年修理本像時，於台座發現有這樣一行墨書銘文：「漆部造弟麻呂、物部廣足、沙彌淨福」等各異的三種筆跡，書體有天平時代的風格。這三人大概是輔助義靜完成此大佛座像的。
出版資料
書名｜東瀛印象
作者｜常任俠
出版｜中和出版（2021.01）
乾漆夾紵造像法，據我國歷史文獻所載，初見於東晉時；戴逵於招隱寺作夾紵行像五軀，和師子國（斯里蘭卡的故稱）所進玉像、顧愷之所作維摩圖並稱三絕。又東晉時尚書何充，作泥像七龕，年久毀損；唐沙門智周，於流水寺重加漆布丹青，變泥像為夾紵像。又如意元年（公元692年），武則天把嵩山少林寺普光佛堂神王像兩軀，迎入宮中，改為脫胎夾紵像。初唐盛唐之時，此法盛行京洛，後遂傳入日本。據《唐招提寺記》說：「以龕造之，以布及漆重十三返云。」從這尊盧舍那佛造像看，它的技法，達到非常圓熟的程度，遠非同時其他造像所能相比，大概是盛唐時期新傳去的方法。這尊像的面部，莊重肅穆，給人以渾厚的感覺。這是盛唐雕塑的特殊風格。試與敦煌盛唐期彩塑或龍門唐代石刻造像相較，可知其具有同一的優美作風。
此佛像的頭部和全身的比例，似嫌稍大，頸部亦覺太短。但此像豐頤廣頰，肌膚盈潤，全體構圖，非常諧和，因此使人不覺它的缺點。古語說，「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正是唐塑所追求的美學的準則。它的各個細部都很精緻，顏面、手指以及胸部，線條柔和洗練，達到完善的要求。若從側面看起來，更覺優美。這尊大佛造像，可以說是盛唐造像技法東傳的傑出代表作。
其次是金堂的藥師如來立像。據《唐招提寺記》說此是如寶所造，一說是鑑真的另兩個弟子思托或軍法力所造。這也是一尊夾紵造像，並貼金箔裝飾。
此像大概是在本寺初建時期所造，與盧舍那佛和千手觀音菩薩，並為三尊古藝術品。此像雕造手法，優雅豐麗，一望而知為盛唐作風。大概是奈良朝後期傳入日本的新樣式，與前期造像形態厚重而缺乏秀雅者不同。初唐作品，仍承隋代的藝術餘緒，所以傳入日本，也是一脈相承。到盛唐時期，在藝術上有了新的創造。雕造佛像，雖必須遵守一定規範，但藝術家們常是以自己的美學觀念進行工作。佛像造型，只要無背於大體，也能有所變通。盛唐的新風格，也體現在這尊高達一丈二尺二寸的立像上。此立像也可以說是這時代少見的巨大遺品。它的兩手和兩袖以及自腹部下垂的衣紋，都顯出一種柔和的質感。這種技法，在印度的佛教造像中，很難找到相同的例子，但在中國佛教造像中，卻常常見到。日本古代的佛教造像術，初傳自百濟、新羅；次之，盛唐時期的造像術由藝術家直接傳到日本。於是中國、朝鮮、日本在造像藝術上，成為一個系統。
金堂內的千手觀音菩薩像，是一尊高達一丈七尺六寸的夾紵造像。上塗薄漆，再貼金箔。此像與上述兩尊造像，都相傳出於鑑真弟子之手。此像頭部有11面。又有千手持各種法物，表現出非常高的技巧。觀音面部，豐頤廣頰，與該寺藥師佛相似。在形態上各部頗為均衡。面部、肩部、胸部、腰部比例適當，特別是千手羅列，佈置得變化多樣。在其外層較長大的42支手臂上，有着各異的手勢，各法物的持法也不相同，造像者的思考力實在令人驚異。觀音造像與藥師如來造像，都有優美的背光，尤以觀音像背光的精工鏤刻，直可與印度笈多時期最優秀的佛像背光相媲美。三尊像的背光上都繪有唐草與火焰抱珠圖案，為唐塑中所常見。雖然多已剝落，但從其勻整與典麗的作風上，猶可想見天平時代藝術所受盛唐藝術影響的深厚。
金堂除此三像外，尚有梵天像、帝釋天像及四天王像，風格大致相同。四天王的面部，威猛懾人，在唐塑護法金剛中，也有此類面型。
唐招提寺有一更寶貴的作品，即鑑真和尚坐像。此像在舍利殿西北隅開山堂中，高二尺七寸。是一尊等身大的乾漆夾紵像。據《東征傳》記載，這像是唐僧思托在鑑真生前作，不僅富於寫實的技法，而且表達出這位盲聖者的堅毅沉潛、凝神內觀的精神世界。由於他長期接觸群眾，神態嚴肅而面露笑容，溫和可親；造像的衣紋甚淺，線條也顯得很柔和。日僧義澄《招提千歲傳記》說：「尊顏和雅而猶笑也。」這種技法創作出形神兼備的藝術。唐塑生人像傳世甚少，這像在中日美術史上也是一件重寶。
最後，有關鑑真和尚的《東征繪傳》也在此略述一二。此畫敘述鑑真的生平事跡，用日本「繪卷物」的形式，全畫五卷，紙本，着色，卷子裝，共長20餘丈，由永仁六年（1298年）畫工六郎兵衛入道蓮行所作，為鐮倉時代的作品。這是有關鑑真和尚的唯一的繪畫，與《東征傳》互相參證，可以對鑑真的一生獲得更加具體而形象的認識。在鐮倉時代，盛行「繪卷物」，其同類作品，有園伊的《一遍上人繪傳》和《春日權現驗記》《石山寺緣起》《法然上人繪傳》等繪傳，與此卷創作之年，前後相接，在畫風上帶有宋元時代的風格。這個畫傳內容，開始於鑑真14歲時。畫中想像不少中國景物的畫面。在鐮倉時代，中國宋元畫風傳入日本，很快地便被日本畫師所接受，其中充滿着宋元畫派的筆趣，這是可以理解的。按日本早期的美術，到奈良時代受到唐畫的熏染，起一巨大的變化。日本奈良朝的「唐繪」，成為當時學習的典範，其初多是佛教畫，即顯教、密教的佛像與壇儀以及高僧祖師像，其謹嚴寫實的技巧，奠定了日本人物畫法的基礎。由「唐繪」而產生「大和繪」。唐繪題材，多關宗教；大和繪題材，漸及世俗。在大和繪的基礎上，發展出「繪卷物」，是一種連環圖畫的形式，有文有圖，敘述一件故事或風俗。其初源於上圖下文的《過去現在因果經》到《源氏物語繪卷》的繪畫；文字與繪劃分段相間，已經類似小說的插圖了。《鑑真繪傳》，也是採取這一形式。不過畫風隨時代而變，日本從奈良到鐮倉時代，相當於中國由唐而至宋元，兩國畫風的變化，也是息息相通的。
中國人民深深感謝日本人民把唐招提寺及其無比精美的雕像文物保存了一千多年，使我們今天還能大體完整地窺見我國盛唐時期在建築雕塑方面的高度藝術成就。它們是我們兩國人民的共同遺產，是兩國人民傳統友誼的標誌。我們的祖先通過親密合作創造了這一批無價的文化瑰寶，今天我們也一定要通過親密合作把它們永久保存下去，決不能讓它們受到任何破壞與威脅。而且我們一定要互相支持，互相學習，使我們同根同氣的藝術得到發揚光大。當此紀念鑑真和尚的時候，追想他在締結我們兩國文化友誼方面經歷的艱苦和成就的偉大，我們將更加堅決地、更有信心地把我們共同的責任擔負起來。
（原載於1963年10月6日《光明日報》。）
【本書內容獲「中和出版」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