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老是常出現日本學者專書　翻查「三民主義」背景由來

中國有句成語叫「鼓腹擊壤」，如字面上的意義，即手拍肚子、敲打地面，用來形容太平時代無憂無慮的生活。根據古代的傳說，在帝堯時代，人們手拍肚子、敲打地面唱頌的歌詞裡，有一句唱道：「帝力於我何有哉。」也就是說，「帝力」、權力與自己毫無關聯，代表中國的人們滿足於現狀。當然，我們無法正確得知在中國的歷史上，實際的狀況如何。然而，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將「與權力無關」視為理想狀態，這一點值得注意。
文：岡本隆司　｜　譯：陳心慧　｜　來自《中國為何反日？》
（本版獲出版社授權轉載〈「共和政治」與「一片散沙」〉及〈國家與社會的游離〉兩則，篇幅所限，文章經刪節。本文不代表「藝文格物」立場）

那麼，到了清朝治理之下的太平時代又是如何呢？一起來看看生長在同時代的證人、中國革命之父孫文的證詞。1897年，孫文在與強烈支持革命的日本人宮崎滔天交談時，留下了這一段話：

試觀僻地荒村，舉無有浴清虜之惡德，而消滅此觀念者，彼等皆自治之民也。敬尊長所以判曲直，置鄉兵所以禦盜賊，其他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理之，是非現今所謂共和之民者耶？

孫文是接受西洋教育的革命家，以打倒當時的清朝政權為志願。因此，他在這裡的發言，主旨在於批評清朝和滿洲人，因此才會使用鄙視外族的「虜」字，甚至還說了「惡德」，但希望大家注意的不是這裡，而是中國當時的社會和人們與清朝的權力和統治毫無關係，實現自治，就像是上述與「帝力」無關的「鼓腹擊壤」境界。孫文認為，只要立足於這樣的社會，就不需要皇帝政治，中國也可以實施共和體制。那麼， 這樣的認識是否正確呢？

在大約25年後，在孫文晚年的時候，他曾發表「三民主義」的演說。在一大篇講稿當中，有一段這樣的內容：

在清朝時代，每一省之中，上有督撫，中有府道，下有州縣佐雜，所以人民和皇帝的關係很小，人民對於皇帝只有一個關係，就是納糧，除了納糧之外，便和政府沒有別的關係。因為這個緣故，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人民不管誰來做皇帝，只要納糧，便算盡了人民的責任。政府只要人民納糧，便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 其餘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

這是孫文在清朝滅亡、中國建立共和體制後十年以上的1924年所發表的演說。這段內容的主旨與上一段引用的發言相比，非常值得一探。

在軍閥混戰時代才會談「國族主義」？

批評清朝政治的整體論調沒有改變。然而，孫文之前將與「清虜」、皇帝無關的範圍限定在「荒村僻地」，這次則延展至整個中國，將其視為一般的狀態。而且，他之前將這個狀態視為是實現理想的正面材料，但在《三民主義》當中則將其視為障礙。這可說是經過將近三十年的時間，孫文本身在政治思想上的轉變。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軍閥混戰的時代，孫文理想中的「革命」尚未完成。他指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中國的人民就算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但沒有「國族主義」， 也就是沒有民族主義，而「清朝時代」的統治型態，正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由於當時的人民與政治切割，站在與政治「沒有關係」的立場和境界，所以「中國人民的政治思想便很薄弱」，成為無法團結在國家之下的「一片散沙」。

回顧「團鄉自治」的年代

孫文用飛散各地的散沙來形容，認為中國因此無法與其他外國並駕齊驅。僅憑孫文一個人的證詞可能參雜個人的主觀與偏見，下面再來聽聽別人的說法，而且最好是站在對立立場上的人。接下來引用的是與《三民主義》演說同樣於1924年提出、由日本人撰寫的著作：

團鄉自治對於支那人民的生活而言是最重要的事。形成團鄉自治為止的人民訓練恰到好處。有些地方的團鄉來自宗法，也就是家族制度……家族相互的救助、以家廟為中心的義田義莊等，家族儼然就像是一個小國家。就算不全然是由家族形成的團鄉，也是由幾個家族和與之附屬相關的人民組成，與以家族為主的團鄉在組織上沒有不同……所有統治上所需要的機關都是靠自己具備，完全不需要借助政府官員的任何力量。

內藤湖南是學問淵博的一代中國學泰斗，其對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豐富知識，在當時為日本帝國主義將勢力擴展到中國的行為正當化，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這篇文章也可說是其中一環。

【相關文章——內藤湖南：為何中國歷史在唐末與北宋之交，進入了「近世」時期】

由於「完全不需要借助政府官員的任何力量」，因此，目前統治中華民國的軍閥政府和貪得無厭的「政客」們，對於中國只有害處而無益處。由於文化優越的老成國家中國對政治「失去興趣」，如果真的需要中央政府，那麼只要由「幼稚」的外國（日本）創造一個有效率的政府加以統治即可，這樣對中國反而有益。內藤湖南提出了這樣的見解。

當時的中國正值「反日」情感和運動高漲之時，日本對於中國的蔑視和厭惡也擴散到一般庶民的層級。朝著創立以中國人民族主義為基礎的國家為目標邁進的孫文，與對於當時中國的民族主義有著強烈懷疑的內藤湖南，二人可說是當時「反日」和「厭中」 的代表。

岡本隆司：強制且合法地掠奪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就像這樣，二人站在各自的立場上，朝著180度不同的方向前進。然而，從兩者的發言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當時中國社會現狀的認知其實是一樣的。簡單來說，內藤湖南主張，「所謂的支那政治和社會組織，彼此間幾乎沒有關係」，也就是中國史研究當中經常說的國家與社會的游離結構。

【相關文章——內藤湖南《清史九論》：論康、雍、乾三帝】

無論是孫文還是內藤湖南，都是學習西洋學問的人，他們眼中的當時現狀可作為研究當時中國的重要依據。中國的政府統治，一直到20世紀為止，都沒有進行我們一般所說的「政治」。實際執行的行政，僅有「刑名」和「錢穀」，翻譯成現代用語就是「刑罰」和「徵稅」。強制且合法地掠奪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僅有統治權力當中最像權力的根幹部分。

這樣的做法相當難以理解。例如「錢穀（徵稅）」，簡單來說，對於當局而言，只要能夠徵收到需要的金額，無論納稅者是誰，或是究竟繳納了多少金額，都沒有關係。極端來說，現實中最終負擔稅責的人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掌權者都不在乎。因此，孫文才會批評「不去理會他們別的事，其餘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收了稅之後，當然也不會回饋民生，是所謂的單向通行。

岡本隆司：行政官員既是搜查員，也是裁判官

說到單向通行，「刑名」也相同。剛才之所以翻譯成刑罰而非訴訟的原因在於，嚴格來說，當時的中國並沒有訴訟。訴訟是案件當事人提起告訴後才成立，當事人和判定者分別存在。例如，負責搜查的警察不得兼任下判決的裁判官。另外，當事人必須參加訴訟的審理，根據其主張、反駁做出裁判。然而，中國的「訴訟」不是這麼一回事。行政官員既是搜查員，也是裁判官。當事人在判決出來前都不會參與審判的過程，其實審判本身根本不存在。簡單來說，搜查結束之後，立即進入判定有罪與否、決定量刑的階段，所謂的「刑名」不是司法訴訟，說到底僅僅是「行政」而已。從這樣的「刑名」特質來看中國社會的觀察如下：

說到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遵循同一法共體的關係，也就是講述什麼是彼此之間的法的裁判官和傾聽並相互確認自身法意識的民眾，在帝制下的中國並不存在。對於被治理的民眾而言，官僚就是外部者。所謂的「國家」在古時候的中國代表的是現王朝的意思，包括王朝和人民在內，都沒有將其視為是在同一「法」或政治之下的共同體。「國家」擁有「天下」，這是中國人的世界觀。而「法」是在這一層意義之下屬於國家的東西。因此，解釋適用法的行為，也就是所謂的司法，是王朝治理天下的行為(管理天下)，說到底不過是行政的一環。這樣的法作為量刑的基準也不是沒有原因。畢竟量刑的本質也屬於行政。

不存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遵循」、「屬於同一法或政治之下的共同體」的觀念，最起碼是清代「帝制中國」的特徵，也造成了所謂的游離結構。

【延伸閱讀——新中國舊照片誰保留變革中國前後平民最真實面貌】

中國並不像日本，為政者幾乎不關心民眾的生計和生活，也沒有像「活不好死不了」、「沒有多也不會少」這般照顧民生。也不存在法律和規範發揮效用，與被統治者間產生相互幫助、依存的關係。對於民生的照顧和管理，完全交給「家族」或「團鄉」 等地域社會。對此，內藤湖南稱之為「小國家」，而孫文稱之為「自議之而自理之」或「共和」。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不可能出現如「宗門人別改帳」這般掌握每一個庶民的紀錄等。因此，從中可以看出，「近世」中國「遙遠」的統治體制，與日本大不相同。

書名｜中國為何反日？中日對立五百年的深層結構
作者｜岡本隆司
譯者｜陳心慧
出版｜八旗文化
出版｜2017.09

作者簡介｜岡本隆司，日本京都府立大學文學部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東亞國際關係史。著有《近代中國與海關》、《在屬國與自主之間——近代清韓關係與東亞之命運》、《馬建忠的中國近代》、《李鴻章——東亞的近代》、《袁世凱——左右近代中國的俗吏與強人》、《朝鮮的困境——在日清之間追求獨立自主的歷史》等。

譯者簡介｜陳心慧，青山學院大學國際傳播學系碩士。現任專業中日筆譯、口譯人員。譯有《代表的日本人》、《世界史的誕生》、《日本史的誕生》、《從蒙古到大清》等。

《中國為何反日？》書籍簡述：中國人的愛國，為何一定會變成反日？從五四運動到近十年的反日遊行，真的只是因為民族主義的操作嗎？岡本隆司說，「中國人將『愛國』和『反日』畫上等號的心情和想法，日本人既無法理解也感到不悅」。就近年的中國「反日」運動來看，其原因形形色色，而這些事件不僅使中日對立加劇，就連東亞局勢也受到極大影響。但是，中國究竟為何「反日」？為了探究中國「反日」的深層結構，此書記述了十六至二十世紀的中國與日本包括「社會體系」、「經濟運作」與「對外態度」在內的整個歷史，並通過中日比較進行細膩的脈絡分析。本書透過漫長的歷史視野比較中日兩國的體制，並清晰地闡述了中日兩國走向最終對立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