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招牌逐漸消失　城市美學留不住

城市的文字是歷史的載體。人手一筆一劃、一勾一捺寫成的書法招牌，曾經是香港一道隨處可見的風景線。

走進旺角砵蘭街，76歲的華戈回憶起70、80年代寫字檔林立的景象，「第一檔林儀，第二檔謝僕……」此時此刻，砵蘭街的寫字檔早已不在，城市招牌亦隨著建築條例實施被一一拆下。香港招牌滿街的光景已成過去，這座城市的書法是否一同消散在時代的更迭中？

前代寫字匠華戈、招牌工場第二代李健明，分享寫字與招牌匠的故事時，嘗試拼湊出往日繁華城市的招牌風貌。

大學線記者｜歐姵延　盧俊羽　大學線編輯｜何正軒　大學線攝影｜歐姵延　何正軒

研究香港書法家的團體「墨跡」指出，從20到90年代，經各地主要城市街道的舊照片比對，香港可能是世界上漢字書法招牌數量最多的城市，而其中不少招牌出自坊間寫字匠的手筆。

華戈，本名馮兆華，1983年開始在砵蘭街擺檔寫字。德福廣場、美心皇宮、富臨酒家、帝都酒店，這些港人熟悉的地標招牌皆出自他筆下。「我從不『揀客』，一視同仁。你穿著西裝來我又一樣（對待），你是掃街阿嬸又一樣，一樓一鳯姐（妓女）又一樣。」。華戈憶起當年有一位年輕的女生找他幫忙題字，他以為只是學校作業，只收了一百多元。後來前美心集團主席伍沾德邀請他出席晚宴，才發現那次自己寫的，是集團旗下粵菜酒家「美心皇宮」的招牌。「不揀客」、「不拗數」，華戈只求客人喜歡自己寫的字。

家鄉在廣東順德，華戈於八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五。家境不好，沒有資源讓他跟老師學書法，連毛筆都是從長至幼傳下去，傳到自己時毛筆早已「開叉」。非書香世家出身，更非名師之徒，寫得一手好字全靠「好奇」，每遇長輩揮筆他都會從旁偷看。中學在縣城的新華書店看王羲之的〈蘭亭序〉字帖，過年又到祠堂看長輩寫揮春，在學校則用「家傳之寶」開叉毛筆參加書法比賽，華戈不服輸的性格跨越了出身與資源的限制。

一塊油漆招牌開始的寫字人生

1979年，31歲的華戈來港，在親戚的燈飾店打理雜務，一天的工資才30元。翌年全港青年學藝比賽，他在中文書法比賽中獲公開組優異獎，作品在香港大會堂展出。有士多檔主欣賞他的作品，用80元請他幫忙在土瓜灣的士多即席寫招牌。在沒有電腦字的年代，招牌一般由寫字匠於牌匾即席揮毫，或者以書法在紙上草擬後，由招牌匠加工製成招牌。當時華戈到五金舖買來一磅裝的紅油和白油，用油掃沾上油漆即場為店家寫上白底紅字的招牌，「（街坊說）真厲害！隔離鄰舍街坊個個都『拍爛手掌』。」如是者，請他寫字的人一個介紹一個，開展了為他人寫字的職涯，一寫便是半生。

辭工代他人書 不怕危險為維生

約1983年，找他寫招牌的客人越來越多，華戈乾脆辭去燈飾店的工作全心寫字。剛開始的生意不穩定，他便在街上巡視，主動問店家是否需要寫招牌。用舊書包裝著各色油漆和油掃柄，穿上「白飯魚」在街上到處逛，豈料有次警察推他到牆角問話，以為外露的綠色圓身油掃柄是手槍、油漆罐是手榴彈、白鞋上的紅油是瘀血。寫大字的人一身邋遢是常態，華戈在寫字早期亦為生計奔波。

有次他在荃灣一座28層高的工廠大廈外牆寫招牌，爬出離牆身只有20吋寛的竹棚從最高層寫下去，那時沒有買保險和安全帶，他只用尼龍繩拴著腰間作安全措拖，不容錯漏下寫完一個又一個長、闊各四尺的大字。高空作業不怕危險？華戈把手一揮，豪氣地說：

「為生計，怕甚麼！」

80年代寫字匠林立的砵蘭街

80年代的砵蘭街有九檔寫字檔，華戈在行家的介紹下成為砵蘭街第十檔，提起其他寫字匠，他仍能一一記起各人的名字和特點：「第一檔，林儀，新會人，左右手（寫字)；第二檔謝僕，來自安徽、浙江一帶；第三檔許為公，寫北魏（北魏體）的；第四檔區基，寫歐體；陳有寫楷書，還有許一龍等等，共九個檔口。」一街之隔的旺角道又有數檔，如人稱「大舊李」的李漢。後來他花了2600元頂下錢康在山東街的檔口，附近還有黎光、黎振兩父子，是寫字匠裡華戈最欣賞的人，認為他們寫的字端莊、敦厚。即使處於競爭激烈的環境，華戈的字仍深受顧客歡迎，他表示秘訣是「人端字正」，才寫得一手好字。

生意好的時候華戈一天可以賺到300元，是打工的十倍。「招牌佬」找他寫字，他都是馬上交貨，把字寫在白雞皮紙上，讓招牌師傅拿回去照他寫的字「𠝹膠」。

「墨跡」把香港寫字匠分為「學者派」和「自學派」，「學者派」一般是清末民初的南來文人，自20年代末開始活躍，如書法家區建公。而華戈所屬於的「自學派」寫字匠多為歷史上多次移港潮下來港的內地年輕人，最早自50年代開始活躍，他們多數參考當代流行的字體風格書寫，作品因收費相宜而多見於中小企業。

膠片與文字 一代人的情誼

往日寫字匠草擬招牌字後，會在紙上灑上一層木糠使其風乾，再由招牌師傅帶回工場進行後期加工。現年50歲的李健明一家都從事招牌製作，他表示以前製作膠片招牌的工序毫不簡單：先用生膠把草稿貼在膠片上，再用線鋸機和30度刀互相配合，把字型切割出來，其後經過打磨、拋光才大功告成。

對李健明而言，「招牌佬」與「寫字佬」的命運是互相交織的，雙方都需要彼此才能營生。70、80年代交通不便，多數招牌店都只會找附近的寫字匠幫忙寫字。當時寫字匠李漢在彌敦道和旺角道交界的街口擺檔，認識了李健明之父——招牌匠李威。二人從工作的關係慢慢成為朋友，更會相約一同飲茶和行山。

李漢在90年代初退休，念在與李威的情分，希望把自己的字體留給他造招牌用，於是把字典前三分之一，即約三千個字寫在紙上，分三次送給李威和李健明。李健明把三千字的原稿保存在十個文件夾中，但隨著電腦字出現，李漢的字體已甚少用在招牌上。然而，把李漢的字體數碼化的念頭一直縈繞著，直至2015年李健明在電台節目中得知有公司幫人把手寫字數碼化，他於是上網找到台灣公司Just Font的聯絡方式，由對方為李漢的字體編碼。

李健明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拼字、勾字，檢查並統一風格，終於在2020年發起「李漢港楷」的眾籌，並在約兩個月間籌得133萬港幣，成功公開發行李漢的字體，售價為港幣2500元。以一人之力完成整個字體電腦化的工序難免吃力，但李健明表示李漢作為寫字匠，願意把自己賴以為生的字體送給爸爸和自己是很罕見的，完成字體保育的繁重工作，只因不想浪費李漢的心血。

招牌式微 順應時代而轉型

李健明指他所在的耀華工作室現時已幾乎沒有招牌製作的生意，原因之一是行業競爭大，內地招牌工場有價格優勢。此外，現時的店舖租期較短，較少店主願意花錢托人做昂貴的招牌。工作室現時主要以文創產品維持收入，亦有舉辦與招牌製作以及字體保育相關的工作坊及導賞團。

香港經濟轉型 書法招牌漸逝

「墨跡」是2020年成立的本地書法及應用藝術研究團體，由任職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客席講師的黃宣游成立。「墨跡」分析書法招牌式微的原因之一是香港社會結構性的改變。香港史上書法招牌產量最高的四大書法家：區建公活躍於30至60年代末，謝熙活躍於50至70年代，卓少衡和黎一鳴則活躍於60至90年代間。而這些名家招牌所屬之行業， 見證香港定位之變遷。20年代起，香港名家招牌多是銀行、洋行、商會、貿易、茶莊、參茸等商號；60年代起，則多見於工業、建築業、實業、印刷等。到了80、90年代，香港經濟急速轉移至地產主導，租金和營運成本居高不下，令很多老店倒閉，傳承幾代的書法招牌續漸消逝。

談到書法以至書法招牌的價值，黃宣游指出書法是講求法道的藝術，書寫大字而能夠保持結構嚴謹絕不容易，故書法招牌的生命力是電腦字無法取代的。他期望透過開授書法班，以及透過社交媒體推廣書法招牌的資訊，使本土招牌與字體更為人所知，提升城市人的美學水平。

法例令大量書法招牌被拆

招牌保育團體「街招」的創辦人之一麥憬淮指，《建築物條例》表明不論「靠牆招牌」抑或「伸出式招牌」均屬建築工程，展開工程前必須事先獲屋宇署批准圖則及同意，否則屬於違例。這令舊有招牌成為僭建物，很多招牌在屋宇署的清拆令下被迫拆除，是大量招牌消失的主因之一。根據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於2023年7月5日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陳凱欣的質詢，單在2022年，屋宇署在全港各區共發出1119個清拆令，進一步使香港招牌消失殆盡。

麥憬淮指「街招」已協助本港超過150間店舖保育招牌，利用拆除的招牌籌備不同的展覽，甚或與不同師傅合作，以書法設計招牌，讓更多人了解到招牌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藝術角色：

招牌其實是一個集體去看的一件事，不同的招牌組成的某一個街景，代表著那個城市，代表著那條街的特色。

【本文獲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實習刊物《大學線》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