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被耽誤的香港

二十歲的年輕人知道磁碟的不多，十歲的少年人應該沒有機會用到USB手指。世界進入雲端時代已經超過十個年頭。如果不幸昏迷了幾年，現在醒來會發現很多事情都方便得多，更加符合我們的需要和直覺。

Google搜尋器有「Google大神」的外號，我們慶幸找資料比起翻書本方便，內容比起圖書館還要多。但人工智能又再更進一步，翻網頁、篩資料、整理消化的過程現在幾秒間都給辦妥了。不論是微軟的ChatGPT或是Google的Bard雖然還會答錯問題，有時候答非所問，但沿着人工智能的發展路徑來看，不久之後我們提出的疑難必然會更快捷、更方便地得到解答。

對於我們作為媒體來說，這種技術更是顛覆性的。它將會改變大眾獲取資訊的習慣途徑，同時也可以改變媒體的運作模式。只要懂得利用和駕馭人工智能，我們將來會得到更多、更好的資訊。就好像學術人員如果善用人工智能，而不是用來抄襲剽竊，相信可以產生更豐碩的研究成果。

科技本身是中性的，甚至沒有實涵。當一個人說是搞科技的，我們不會知道他實際做的是什麼。人工智能包括了多種技術，把分析資料的能力應用在搜尋器、聊天機械人上，這才成為了資訊層面的科技。串流技術不是新近出現，但直到Netflix用它來播送電影，串流潛在的顛覆能力才得以爆發。比起租借影碟，串流平台隨時、隨地的性質更符合大眾的生活形態，企業因着規模經濟而效益提升，能夠提供更加豐富的選擇。影碟公司首當其衝，結業清盤的不計其數，電影院要提升視聽享受，電視台的競爭對手突然間變成了環球的，被逼面向全世界。在香港，有線電視不只是跟無綫電視和ViuTV搶收視，更要比起來自英美日韓泰的影視作品更吸引，才能留得住觀眾。

創科經濟破舊　推動社會立新

電視的經營愈來愈困難，轉型變得必要。這不是說電視已在步磁碟的後塵，串流就是雲端。而是原有的生態被創新科技打亂，進步是待下去的必要條件。熊彼得看得樂觀，創造性破壞雖然是破壞，但始終是創造性的，市場破舊的同時也在立新，社會的進步亦由此推動。

——前提是科技持續進步，經濟不斷創新。

香港政府這幾年很重視創科。或者應該說，這幾年才重視創科。當年科網泡沫爆破、數碼港不了了之之後，創科在香港一直不受重視。十幾年前我們曾經有自主研發的電動車，卻掀動不起多少漣漪。騰訊、阿里、百度、大疆一個個在內地跑出來，Facebook、Amazon、Google、蘋果由美國擴展到全球，香港不但只有旁觀的份，在市場競爭全球化的今天，幸運的話是被別人帶節奏、牽着走，不幸的話更是被取替、被破壞的舊經濟、舊模式。

廿一世紀的今天，中國和美國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大家都知道，誰掌握了晶片技術，誰就主導未來的經濟發展。台灣的台積電、韓國的三星、荷蘭的艾司摩爾，都是美國要重點拿下的對象。在這場兵家必爭之戰中，香港再一次只是站着如嘍囉。

台灣和韓國都是在七、八十年代才發展起來，跟香港同樣是亞洲四小龍。今天台積電和三星穩佔全球市場，香港卻要數一樣高端輸出也不容易。若說香港地少人不多，四小龍之一的新加坡，卻從多個準則來衡量都是位列全世界最智慧城市。他們的經濟生產總值自2017年起也超越了香港，用較少的人口、沒有背靠中國的優勢來實現了彎道超車。而我們連不停車繳費服務也碰個焦頭爛額，電子消費券仍然是低技術、不具針對性，更遑論成立數據局統一處理及保護市民個人資料。

曾幾何時，香港的科技先進，經濟創新推動社會進步。六十年代成立的電視廣播公司很快由黑白走到彩色，由外購西方節目到輸出本地製作。八十年代出現的電訊公司一次又一次引入嶄新技術，令香港走在亞洲最前，甚至是世界前沿。但是獅子山下的故事卻停留了在上個世紀，香港再沒有第二間塑膠花廠成為跨國企業。為什麼高錕在七零年已經回來中文大學培育下一代，下一代卻好像失落了創新精神？

擺脫地租經濟　結束廿年失落

不是一代人失落了創新，而是我們的經濟結構失落了一代人。過去二十年香港的樓價不斷上漲，遠遠超出了物價上升的水平。年輕人由進入社會的第一天起，就得為之後的居所而惆悵。即使有多個錢，也被提醒花在磚頭上更為保值。其實他們說的不是保值，而是升值。只要幾年時間，物業價格就會隨着水漲而船高。大部分人是這樣被告知，媒體介紹一個又一個「上車」的例子。置業以置富成為了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甚至乎是信仰，政府官員也隨波逐流地推崇所謂的置業階梯，稍有風吹草動便維護市場，泡沫大到不能破。在這樣的經濟結構下，還願意花心思創業的人是社會的少數，花金錢創新以解決問題、提高效率的人更是難得。香港不是缺錢，只是大量資本被牢牢綁在物業市場，經濟其他層面失去活水。

不知何時開始，社會的活力不再，變得保守而怕風險。政府更加是只懂守業，守着地產的業，金融的業。但沒有創新的工作和產品，誰能夠買一磚一瓦？沒有新的企業冒出來，哪裏有融資的需要？GEM已經成了一池死水，不知道李家超政府能夠如何活化。主板的創科企業不少，香港人打拼出來的卻不多。施政報告承諾了加大資助，牽頭投資，財政預算案相信會給出更多的撥款。但要不只是供養過江龍，或者為別人作嫁衣裳，政府始終要從經濟和社會結構動手，扭轉由地租經濟而造成的保守性格。尤其是新冠疫情才剛過去，香港與內地通關不久，樓價和舖租已經有再次攀升的勢頭。如果我們重蹈覆轍，不只會再失落又一個二十年，亦不可能融入國家追求高質量、高增值的發展大局。

香港作為國家外循環的橋頭堡，無可否認有着龐大的機遇。但現在已經不是一百年前的世界， 5G已經普及，大數據成為了生產要素，人工智能正在取代重覆的工序，區塊鏈將會改寫互聯網生態。日本曾經最引以為傲的豐田汽車也在發展智慧城市，明白唯有「一代一業」才能生存下去。香港上個世紀的成功之道不可能在今天重覆，若然只是安於做個買辦，注定不會走得有多遠。

香港的發展被耽誤了二十年。歸咎於政治，不論說是反對派搞亂香港，或是民主政治尚未落實，都只是一種政治正確。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不會因為反對派絕跡於議會，或者雙普選落實而得到解決。星期三的財政預算案再派多次消費券，或者上調博彩稅和煙草稅，也不能夠釋放社會的潛能。我們需要一場徹底的施政改革，令市民沒有包袱地敢於創新，勇於求變。在五年後、十年後，香港是在引領着世界改變，抑或在大轉型之中被淘汰，現在已經不難預見。如此任重，李家超做得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