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政府新一年要走在形勢前

送別2022年，踏入2023年，社會總算是一片歡樂氣氛。「復常」是關鍵詞。市民去日本的去日本，去泰國的去泰國。選擇留港跨年的，也可以跟親朋好友相聚，而不用考慮人數上限。街頭倒數再現人潮，食肆大多表示這是三年來最好氣氛的除夕假期，他們的感受可以說是最深又是最真。特首李家超在新年賀詞不只表示未來一年要「讓市民的生活，盡量完全回復至疫情前正常情況」，而且矢言會「增強發展動能、排解民生憂難」。2023年，香港上下都帶着不少期望。

對2023年有期望，也是因為對過去的日子已經忍受夠了。而且不只是過去的一年，而是過去的三年。猶記得三年前的除夕夜，武漢市通報多宗不明原因肺炎，陳肇始和袁國勇晚上臨時召開記者會，嚴陣以待地宣布於出入境口岸加強健康監察措施，並會安排懷疑個案接受隔離治療。不久之後，第一宗輸入個案錄得，社會大為緊張，口罩也搶購一空。長達三年、疲於奔命的抗疫歲月，在一片混亂之中悄然展開。

在這三年間，許多香港人確診了，也有人至親離世，而不能看見最後一面。那是身體的痛苦，更是心靈的打擊。不少市民失業了，公司以至所屬行業捱不過無情巨浪，面對的不只是生活拮据難題，也是心理上難以承受的失敗感、否定感。還有不少人在這三年間移居外地，疫情的阻隔令到每一個的離別顯得更加沉重，留下來的人也要適應親朋好友各散東西的新常態。總而言之，這三年間大概沒有人算是過得好。

在這三年間，我們的特首亦都換了人，政府換了屆。但政府換屆不代表與過往的管治經歷不相干，也不是白紙一張般重新出發。治理經驗需要不斷累積，前屆政府的得與失都是現屆政府的寶貴教訓，更何況包括李家超在內，管治團隊不少人也是來自前屆政府。他們必須從過去三年中汲取治理失效的教訓，才有望在新一年給香港翻新一頁——而不是令「失落的三年」變成「失落的四年」。

新冠三年，給予社會以至各地政府最重要的提醒，莫過於是治理的科學性。打從疫情之初，幾乎所有人也已經表示，防疫政策只能基於科學。港大教授梁卓偉當時回應「封關」爭議時，便提到那是不正確亦不可行的策略，包括政治在內的任何科學以外考慮都一定要摒棄。及至近來，隨着新冠變種的致病性減弱，香港社會的防重症屏障建立，不少市民因而質疑防疫措施的必要性，同樣也是從科學角度出發。

治理是科學而不是政治

治理是科學的，而不是政治的。特朗普為了政治原因而淡化新冠疫情，後果有目共睹；用罷工的手段來爭取訴求，也是錯誤地將科學問題當作政治問題。另一方面，國內地方政府為了政治正確，防疫措施層層加碼，隨意靜默，封城代替管控，也是將政治壓過了科學。貴州翻車、烏魯木齊大火就是代價，還未算上後來的白紙事件。

內地政府當然一直有在調整防疫措施，減少對民眾以及經濟活動的影響。但政策蘊釀以至出台是一回事，措施落地以及社會觀感又是另一回事，在在說明了領導力在治理中的重要位置。領導力既是領導社會的能力，自然亦包括領導輿論的能力。香港政府在這三年制定不少防疫政策，由安心出行到疫苗通行證，但卻一再解說不清，未能充分回應市民的疑問甚或質疑，以致政策成效也被打折扣。解說的性質不只是「說」，不是政治修辭學，更重要在「解」，是要有足夠的數據和事實基礎，讓社會明白政策的科學性、合理性，同時建立政府的權威和領導力。

因時制宜不能一成不變

抗疫三年，另一個治理教訓在於因時制宜。一年之前，香港疫情長期清零，正在計劃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省市——通關。惟隨着變種病毒流入，香港疫情急劇惡化，防疫模範生的形象在短短一個月內崩潰，第五波疫情期間更有大量老弱傷殘要在露宿風餐，聞者傷心。究其原因，在於當時香港沿用了圍堵零星社區個案的模式，未有及時應變。另一方面，內地沿用了「乙類甲管」的方式應對新冠病毒，即使其變種後日益減弱，防疫措施調整的力度卻未跟上形勢，可以說也是另一種的一成不變。

應對疫情，或者說是治理社會，都必然要面對形勢不斷變化，沒有一勞永逸的治理方法。用明朝的劍處理清朝的事，是為下策；針對新情況、新問題而持續地調整手法，可算是中策；但唯有走在形勢前面，未雨綢繆，防範於未然，才算是上策。香港的房屋供應是最典型例子，說明了不斷追落後不但無法解決問題，還會衍生出劏房林立等新問題，管治者疲於奔命也難以應對。

疫情危機不能不嚴陣以待

踏入新的一年，疫情好像已經過去，有港大專家表示新冠在香港已經風土化，李家超亦說要「盡量完全回復至疫情前正常情況」。但事實上，我們每日新增個案仍然超過兩萬宗，公立醫院的負荷愈見沉重。而且香港最快將於一星期後與內地通關，屆時兩地人流急劇增加，疫情傳播的風險必然較現在為高。社會已率先反應，用搶購退燒藥、止痛藥的行動來說明了他們的憂慮，即使政府近日已不只一次提醒市民不用囤積藥物，並表明供應充足。李家超政府一旦低估了疫情的風險，同時又高估了本港的承受能力，新一年迎來的便未必是復常，而是又一次的混亂局面，甚至是重演三年前的亂象。

特首李家超曾經提及制定政策時設有紅隊，周全考慮不足及局限之處，提前堵塞措施的漏洞。但這半年內，我們卻不只一次看見他的政策受到社會質疑，例如是簡約公屋的造價問題。即使是在維護國安方面，保安局出身的李家超亦未見工作妥善。在黎智英申請聘用海外大律師的問題上，律政司便顯得後知後覺，在上訴階段才提出新的理據。李家超的提請釋法建議，在上星期五（12月30日）雖然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回應，但值得留意的是，釋法內容指出特首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本已有權處理有關問題，其領導的國家安主委員會根據第14條亦有權作出事後補救，在在說明了特區政府根本不用釋法已可自行處理問題，不為而非不能也。這若不是自身工作未及妥善，又是甚麼呢？

社會——尤其是法律界——一度擔心釋法會影響香港法院的權威。而即使是由國安委來補救，亦始終不及一早以既定程序處理為好。正如防疫要走在形勢前面，釋法一事同樣說明了，政府及早做好本份，比起事後追落後來得合適。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年賀詞中，提到「看到香港將由治及興十分欣慰」。「將」，意思既是「未」，即香港目前還未由治及興，但亦顯示了習近平的信心，認為香港將會由治及興。這是一個走在形勢前頭的期許，但需要一個走在形勢前頭施政、治理社會的特區政府，這個期許才能有望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