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加價潮起、通脹勢至　經濟亟待撥亂反正

來年電費加價，中電兩成，港燈四成半；九巴龍運、新巴城巴、新大嶼山巴士申請加價，幅度一至兩成；市區的士申請起錶加兩成至33元，並在拉攏新界的士一同加價；天星小輪兩條航線的加幅最多，票價打算倍增，平日尖沙咀至中環的上層單程將達6.4元。隨着加價潮掀起，通脹不再是統計數據，而是市民將會切身感受到的壓力。

兩電的加價在過去幾天引起最多討論。一則因為按照《管制計劃協議》，中電和港燈這次加價並不需要政府批准，即是大局已定；二則因為的士、小輪可以不乘搭，電力卻是不可不用；三則局長謝展寰以及兩電多次提及加價較現時不足一成，被指淡化按年兩成和四成半的驚人增幅。

賺錢仍可加價　加價仍可蝕錢

政府和兩電說得冠冕堂皇，國際能源價格飆升，電費加幅亦已盡力減低。然而燃料只是成本一部份，事實上今年上半年中電和港燈的相關收入仍然大於支出，除稅後溢利分別是15億和39億。兩電大幅加價不是因為面臨虧蝕，而是要維持《管制協議》所准許的資產值8%利潤。謝展寰在立法會透露「曾要求不要賺取8%利潤，但他們不認同」，而他的結論是「我們只能尊重合約精神」。

賺錢仍然可以加價的「遊戲規則」，香港人並不陌生。每日四百多萬人次乘搭的港鐵，採用可加可減機制，方程式的參數包括物價指數、工資指數、生產力因素等，但不包括港鐵盈虧表現，以致多次港鐵錄得盈利卻仍然上調票價，結果為人詬病。人次三百多萬的巴士則是近年屢錄虧蝕，因此申請加價，但加價後仍然虧蝕，於是爭取再次加價。

電力不可不用，港鐵、巴士大多數人不可不搭，性質同屬公用事業。它們不是一般的商品或服務，而是市民日常生活的必需，關乎社會利益，而且往往營運規模龐大。香港慣常的做法是交給市場經營，由政府批出專營權，甚至簽訂管制協議。有的加價要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審批，例如巴士、的士，有的按與政府訂立的機制調整，例如港鐵，兩電、西區海底隧道則在指定範圍內可自主加價。在周年電費檢討中，政府所謂的把關、磋商作用有限，兩電仍然要以賺取8%利潤為目標來定價，官員就只得一句「我們只能尊重合約精神」。

放任市場不帶來最大效益

香港人的傳統智慧相信市場可以帶來更好的效益，比起政府更大誘因追求進步，而且往往做得更加專業。當然還有另一個重大好處——省錢。所以八十年代沙田發展新市鎮是交給四大地產商來填海，九十年代興建西隧是以BOT模式批給中信、嘉里等企業，政府一分錢也不用出。及後港鐵上市，政府亦聲稱按巿場的商業原則運作，可以提高服務效率和競爭力。

以往政府官員擁抱「大市場、小政府」的理念，以「市場主導，政府促進」的方針自詡，但市場效益的神話在近十年八載一個接着一個破滅。經常加價的港鐵先有沙中線偷工減料，後有列車出軌。巴士脫班不計其數，的士拒載屢見不鮮。西隧愈加愈貴，加重紅隧車流，到頭來「大家都輸」。還有三百多萬打工仔的退休供款也是交給市場打理，行政費尚未減到目標，這一年來卻已隨市況波動而嚴重虧蝕，強積金猶如「強輸金」。

香港作為美國經濟學家佛利民口中的自由市場最後堡壘，卻成為了市場失效的反面教材。佛利民的股東理論主張企業最重要的是賺錢，給股東最多的回報，這便是在履行社會責任。但當港鐵、兩電、巴士等賺取利潤以對股東負責，我們看見的是市民利益往往成為代價，社會責任淪為空談。經濟繁榮的日子，企業牟利、裨益股東的做法或許爭議較小，但如今經濟下行、百物騰貴，香港放任市場而衍生的問題和矛盾便立刻暴露無遺。

歐美放任資本泛濫、社會不公

這次環球經濟危機表面上是新冠疫情和俄烏戰爭造成，根本上卻是歐美放任資本、財政不負責任所致。繼金融海嘯之後，美國再一次以寬鬆政策應付危機，股票市場在去年衝上歷史新高，沒有盈利、業務不多的個別股票也被非理性地炒高幾十倍甚至過百倍。錢從何來？毫無財政紀律。錢往何去？不是投資生產，也沒有用於消費，卻在金融市場興風作浪。在惡性通脹逐漸成為事實之後，歐美央行才急忙「收水」。他們以為可以透過貨幣寬緊自如地調控經濟，想法傲慢，最終給現實教訓，卻是以民眾的利益和生計為犧牲品。

資金泛濫造就了科技企業家身家大幅度上漲，電動車老闆登上全球首富，身家一度高達三千多億美元。貨幣寬鬆環境一過，企業面對下行壓力，Meta二話不說裁減多達1.1萬人，亞馬遜開除了1萬，Twitter據估計多達一半員工被解僱。打工仔未能共富貴卻只能共患難，還未說在惡性通脹、百物騰貴的日子，基層更是首當其衝。水電煤、車費開支上漲八百、一千，對於月入萬五和月入五萬的人意思截然不同。

歐美激進加息若能壓下通脹，或許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最壞的可能是通脹這頭猛獸既未能馴服，經濟又因為高利率而陷入衰退，物價和失業率一同趨升。

不管用長波理論來解釋，抑或說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歐美經濟危機一再發生，顯然並非偶然。次級按揭、新冠疫情、俄烏戰爭都只是一個爆發契機，好像活火山那樣定期釋放壓力，同時造成巨大破壞。尤其是自七十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結束、新自由主義興起以降，歐美高度經濟金融化以及金融空心化。金錢沒有最多而只有更多，太多的金錢追逐太少的實質生產。美國藉着美元的優勢將代價輸出國外，英國沒有那樣的實力，現在便承受着經濟空心化、生產效率提不上去的惡果。

更好結合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

站在內地與國際之間的香港，一方面受外圍經濟環境影響，尤其是在聯繫匯率之下，美國的貨幣政策直接決定了香港的資金流動性，另一方面又因為與內地經濟日趨融合，非常受國家政策以及經濟發展所影響。汲取了四萬億、大水漫灌的教訓，中央政府這次選擇了針對性、審慎地提供資金流動性，如今在歐美面臨滯脹風險之際，中國既沒有通脹壓力，亦保持了經濟增長。香港暫時的通脹率仍然不高，很大程度是由租金回落所致，也因為不少食材來自內地，相關物價的增幅因而有限。然而上個月電力、燃氣及水的物價已經按年急升一成三，對各行各業的經營成本必然構成壓力，加上加價潮已經掀起，市民即使保得住工作也難保現有的購買力，最終形同齊齊減薪。

社會要求政府紓困的呼聲只會愈來愈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很可能也會推出逆周期經濟措施。但不論是電費補貼、交通津貼，甚至是再派消費券，充其量也只是授人以魚，更何況最終得益的仍然是大企業、資本家。歸根結柢，香港目前的經濟問題源於市場失效，不但公用事業沒有出現良性競爭、只追求股東利益回報，而且大多數的經濟利潤集中了在小部分人手中，而政府對於此等結構問題卻一直任之由之。

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寄語香港「把有為政府同高效市場更好結合起來」，特首李家超應當依此積極改革。對於鐵路、巴士、隧道，我們從不諱言，該回購的政府便該回購，該管制的便不能客氣。不論是能源、交通抑或基建，公用事業應以社會責任而非股東利益為凌駕價值。再不撥亂反正，到另一場社會騷亂釀成的時候便一切已經太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