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暌違三年復通關 內外循環再出發
新冠疫情三年以來，香港與內地雖然只是一河之隔，但一直實行着入境檢疫政策，長的時候十四天、十四加七天，短的也要七加三天、五加三天。不管如何，在集中隔離和居家檢疫的要求之下，兩地許多人因此沒再北上南下。有人三年未曾回鄉探親，有人因為工作而要長時期遠離家人，超過二萬名跨境學童只能網上學習，甚至有人未能趕及見親友的最後一面。相對而言，三年未能南下消費或者北上遊玩，已經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特首李家超星期四（5日）宣布重開港澳碼頭、中港碼頭、文錦渡和落馬洲支線，三個陸路口岸北上和南下每日分別可多達五萬人之後，網上預約的反應踴躍。一日之內，香港超過34萬人網上預約出境前往內地，大部分農曆新年前的預約滿額。最受歡迎的是年廿九，然後是年廿八和年三十。即使是開通的首日，預約限額也用了大約一半，意即超過二萬人在公布通關後短短三天內決定動身北上。考慮到內地和香港每日仍然新增大量新冠個案，兩地民眾過關北上南下的意欲可謂熾熱。
通關不是回復而是開創
對於通關，不只市民翹首以待，政府官員亦寄予厚望。李家超說，「提振經濟的作用是非常非常大」，而且海外國家人士亦會通過香港而進入內地，令「香港再活起來、動起來，在國際舞台再發放異彩」；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通關「將對本港的出口、旅遊、零售及餐飲業等帶來更大的支持」；商經局局長丘應樺和財庫局局長許正宇分別指出，通關令「廠商或中小企能夠回復『面對面』的商貿往來」，以及「有助更高效連接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並提升業界對內地客戶的服務」。就連公務員事務局、民政及青年局、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勞工及福利局等也一致地指出，通關對相關範疇能帶來重大裨益。一時之間，香港好像再沒有不繁榮、蓬勃的理由。
但是任誰都知道，三年新冠已經改變了世界的模樣，由經濟模式到社會活動，新冠前後都起了顯着變化。就好像商務線上會議比以往更是常態，不少企業乾脆不租用辦公室，線上購物也已經成為了不少人的生活習慣。就算拿旅遊來說，內地經過超過兩年的就地過節之後，如今即使放寬了防疫限制，會否也與新冠前的出行習慣已經有了不同？在內循環的經濟格局下，內地的商業活動相信亦已經起了變化，香港也得調整定位以確認商機。通關的確能夠恢復兩地人流，帶動物流和資金流，但兩地的交流肯定不能是簡單地回復新冠疫情以前，而是要走向新冠疫情以後的新模式、新常態。
更何況疫情前的兩地交流模式，本來就需要革新、轉型。在接近廿年之前，香港與內地簽訂《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自由行政策帶動了香港的旅遊業和零售業，令香港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提振。但自由行旅遊缺乏向高質量方面的發展，不但令香港旅遊業和零售業趨向單一，競爭力日漸落後區內城市，亦衍生出水貨問題，直接影響了居民生活。及至2015年「一簽多行」改為「一周一行」，情況才得以改善。如今香港與內地恢復通關，但通關不但不是另一次《CEPA》，讓香港可以「躺着」便能繁榮、蓬勃起來，我們更加須要從《CEPA》的經驗中學習，用好兩地的交流來推動香港發展，而非再次在安逸中落後於人。
不是被融合而是引領大灣區
事實上，早在2017年香港社會仍在糾纏於梁振英落、林鄭月娥抑或曾俊華上的時候，中央政府已經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深化合作，制定城市群發展規劃。林鄭月娥雖然在就職典禮致辭上提及「粵港澳大灣區」，表示要「用好香港的優勢，抓緊國家發展的機遇」，並在同日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但五年下來的進展有目共睹。用於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的落馬洲河套區花上五年也未見落成，甚至鬧出沙嶺殯葬設施的爭議，折射出香港政府對於新界北、與內地毗鄰的周地缺乏策略規劃思維，直至林鄭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才提出北部都會區的規劃概念。
雖然香港未見積極，但大灣區始終不是香港被規劃、被融合的政策。大灣區九個城市加起來人口超過八千萬，經濟生產總值接近二萬億美元，對於香港的發展絕對是百利無害。雖然2019年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香港跟澳門、廣州和深圳一同被列為大灣區特核心引擎，但香港的人均GDP、第三產業佔比、出口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皆拋離其他三個城市，由香港牽頭引領大灣區的經濟發展，肯定是當之無愧。問題只在於香港政府是否有宏觀的視野，以及所需要的戰略藍圖。
相比之下，粵、澳均比香港積極和進取。深圳市去年已定下目標，2025年要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科技中心城市，而且上市公司要突破六百間。另外，他們亦不滿足於已有的萬象城、壹方城等大型商場，正在建設世界級地標商圈，將加快福田中心商業區、後海超級商業區和羅湖核心商圈建設。
協同發展的香港是內外循環接點
我們應該慶幸的是，香港與粵、澳從來都不是此消彼長的競爭對手，大灣區的意義在於互相助力，共同受益。澳門與珠海共同發展橫琴，就說明了不是澳門贏而珠海輸。香港與深圳在河套區和前海的合作，同樣應該令兩地共同得益；霍英東早年已經投資、廣州與香港合作接點南沙，也是如此。香港的大學能夠進駐大灣區，為其他八個城市帶來高質量的高等教育，反過來他們又能提供科研、生產的重要力量，補充香港經濟高度金融化的局限。
香港雖然是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跨國金融企業的亞太總部所在，但經常被拿來比較的新加坡，也得到蘋果公司、微軟、Alphabet等科技巨企落戶。但若然我們加上了深圳的創科優勢，大灣區其他七個城市的人才和消費人口，香港以至大灣區要雄霸亞太區，又怎會是遙遠之事？問題是現在大灣區仍然在建設階段，尤其是香港與粵澳八城的合作有名而無實，前海未發展起來，河套區十畫未有一撇。香港仍然是七百萬人、只得金融和專業服務優勢的香港，而未成為有深圳創科、澳門度假、廣州先進製造業加持的香港。
香港特首位列國務院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李家超上任後又成立由他牽頭、統領司局長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但除了司局長把「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掛在嘴邊之外，我們未見有具體戰略部署。對於國安案件的外聘律師問題，特區政府沒有善用機制和法定權力應對，代價是要中央再作解釋，牽起一陣波瀾；但對於大灣區建設、香港的經濟內外循環，特首再不定下具體目標、拿出實際策略，代價就是七百萬人的發展機遇和生活水平，甚至是社會動蕩的藥引。李家超政府不但沒有蜜月期，通關更加不是可以淡定、樂觀的「沖喜」因素。恰恰相反，在人流通、物流通的新階段，香港政府再沒有任何理由不推進轉型發展，並且憑着獨特的對外開放的國際城市地位，成為大灣區以至全國外循環的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