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論｜藉着粵港合作來開發展新篇章

特首李家超周四（9月1日）與廣東省、廣州市及深圳市官員線上會議後，宣布除了得到內地支持港府提出的逆向隔離通關安排，更為港粵兩地敲定了新的合作計劃，雙方將就北部都會區、商貿、青年、航運等範疇設立13項合作專班。

香港與廣東向來關係密切，合作由來已久。香港不但早期的運作相當依賴來自廣東的勞工，新中國成立以後大量內地移民從廣東湧入香港，更推動了戰後的經濟及城市發展。到了80年代後人流逆轉，港商大批到北上廣東設廠，「前舖後廠」的模式更為兩地帶來雙贏。

「河水不犯井水」礙合作

粵港兩地往來頻繁、合作緊密，但香港政府在當中的角色卻不明顯。在回歸之前，粵港兩地沒有多少官方的交流尚可以理解，但回歸之後香港也也沒有在合作中擔起重要角色。中央及港府曾將「一國兩制」理解為「河水不犯井水」，也令粵港兩地的分隔相當明顯。

粵港1998年成立了「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但主要的議題都是圍繞着兩地交通過境、環保等較小的議題，實際成果有限。即使在較小的議題如機場合作方面，香港也一直未能通過機制與廣東省內的其他四個主要機場達成發展方向的分工合作計劃，令幾大機場間互搶生意、漸漸產生惡性競爭。

特區政府與內地合作有限，起初是因為技術官僚未改殖民時期的高傲，認為內地不過是港人的後花園。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後，大量投資經香港進入廣東、很多港人回內地設廠投資，當時普遍香港人對於粵港合作的理解不過就是香港為內地帶來發展機會，不單帶着有色眼鏡，在討論合作時更處處只講私利。除了早前沙嶺墳場的爭議之外，港珠澳大橋的案例更值得深刻反思。

在大橋計劃之初，深圳曾提出過連通港、珠、澳、深四地的「雙Y方案」，但結果因香港不欲加強深圳在區內的競爭力而強烈反對下，大橋只能以現在的「單Y方案」建造。深圳最終與中山合作建成深中大橋，反而削弱了港珠澳大橋的功能。在這樣的環境下，過去粵港合作能談出什麼來也就可想而知。

大灣區發展不乾等香港

在CEPA、自由行等惠港政策下，香港和廣東的來往更加密切。而內地隨着經濟和社會急速發展，以往依賴香港的程度顯着下降，反而香港在2003年沙士之後靠着CEPA及自由行等中央惠港政策才得以快速復蘇，廣東與香港之間的天秤開始改變。沒有了初期的高傲漠視，但香港後來卻只抱着拿順手便宜的心態，欠缺長遠規劃，遑論與內地如何合作發展。

從來往粵港的人流就可看出，內地與香港的合作有多麼必要。在2018年高峰時期，經陸路出入境香港的旅客高達2.36億人次，當中62%是香港居民，36%是內地旅客。該年整個中國內地的出入境數量也就6.5億人次，當中四份之一的1.6億人次是香港居民。

故此，中央早在2009年便批准了《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提出要將「與港澳緊密合作的相關內容納入規劃」，並強調粵港澳三地要分工合作、優勢互補、打造全球最具核心競爭力的大都市圈。這除了打破了過往「河水不犯井水」的分隔概念之外，中央亦明確將粵港合作提升至國家發展策略層級，是一個重要里程牌。我們今日耳熟能詳的「粵港澳大灣區」合作發展，便是此《綱要》的延續。及至2015年國務院發布「一帶一路」文件，提出了「粵廣澳大灣區」的發展概念，正式將粵港合作推向新的融合之路。

香港在國家整體發展中落得被規劃的下場後，直至近年政府才發現應該主動和廣東討論合作，社會也開始發現粵港合作已經不是「要不要做」的問題，而是「怎麼做」的問題。

知彼知己拿出共贏規劃

香港不少人認為內地提出「大灣區」等合作方案，沒有照顧到香港的利益和地位，而香港只能被動地接受內地的規劃。早在2011年已有人成立「反對香港被規劃行動組」，「被規劃」更成為泛民主派的熱門詞彙。這些意見無疑夾雜了盲目抗拒內地的不理性聲音，2010年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以及2017年的高鐵「一地兩檢」爭議，也是借「被規劃」作為理由來掩飾對兩地合作的抗拒。而香港政府在當中角色不夠積極，沒有主動提出香港的倡議和具體規劃，也有份助長了這種偏見。政府過去被批評為事事配合內地「甘做阿四」、令香港長遠被矮化，箇中不是沒有理由。

今年初的第五波疫情，或許也是一記當頭棒喝。當時政府原本跟內地商討通關，卻沒有為可能發生的疫情爆發及援助機制作好準備。爆發初期港府明知自己力量不足，亦沒有及早求助於中央，結果反倒要等中央主動關心香港，提出援港我們才被動配合。其實，香港若能主動提出合作，只要方案合情合理，中央又怎會虧待香港？

由林鄭政府後期，到現屆李家超政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都成為了官方口號。北部都會區提出雙城三圈的發展計劃，更是有別與以往的整體規劃。李家超上任不久就與廣州官員通電話，並形容穗港合作為香港帶來重大機遇，而雙方都同意進一步合作並加強推進建設大灣區。他周四宣布的13個粵港合作專班涵蓋防疫通關、北部都會區、《南沙方案》、創新及科技、金融、商貿、青年就業創業實習、推進法律及爭議解決，以及航運及物流等重點合作範疇，看來亦有模有樣。

要令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至於流於口號，香港政府既要準確掌握內地的發展方向，亦要有自身周詳及長遠發展的計劃，知道自己的力量和位置。按2019年中央發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大灣區四大城市（香港、廣州、深圳、澳門）各自有不同角色，香港除了要鞏固本身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外，與其他城市也要串連起來建設「科技創新走廊」。中央已經提出了國家長遠的規劃藍圖，香港應該積極找出既能配合這個方案，同時亦合適自我發展的規劃藍圖。

近年內地科技企業在港扎堆上市或二次上市，中美審計爭議雙方決定在港進行覆核檢查，都證明了香港有很多獨特的優勢。要推動科技創新走廊，香港與內地的合作空間因此很大。香港可以利用本身在國際化及「一國兩制」的特殊優勢，幫助中國科創與國際連接，打造金融、數據、服務一體化的角色。但具體如何借助內地豐富的資源，補足香港在商業化、產業化等變現能力上的短板？假如香港再拿不出自己的方案，其他人不會溫柔地等着，最終結果就只有繼續「被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