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工廠重建】製文件繩半世紀　前景未明　視障父子披工運戰衣

單義豪失明後，大半生在盲人工廠裡跟機器度過，後來小兒子永生出生後患弱視，在他腳邊抱著機器成長。一個又一個拉動綠繩、踩下啤機的清晨和午後，智障人士、盲人和精神病康復者，製作一批批綠色的文件繩、紙品和衣服，送抵政府部門和社福機構。
但這幢有56年歷史的香港盲人輔導會工廠暨庇護工場將要重建，前景未明、過渡安排不善⋯⋯令單義豪想起1968年盲人發起的一場工潮——當年100多個工人要求工廠支出穩定月薪，保障工人生活，那年他27歲。他沒想過78歲的自己，會因為擔心工廠消失，而要再披上工運戰衣。不同的是，在半世紀後，今次父子兵一同上陣抗爭。
（【盲人工廠重建】專題系列報導之一）

患麻疹導致失明

單義豪幾歲大時，戰爭將近尾聲，他患麻疹導致看不見，逐漸感知不到光暗。在盲人學校畢業之後，他不知往哪裡去。他知道有盲人流連街上乞討，每星期會去油麻地領白米、腐乳等食物補助。

同樣看不見的朋友跟他說，他無親無故，該想想將來生活。1956年，香港盲人輔導會成立，為視障人士提供職業培訓，1963年經賽馬會撥款正式在九龍城木廠街設亞洲首間盲人工廠。單義豪1958年加入工廠，投入高速運轉的工業世界。工人受訓時織藤、造啤酒木箱、大量竹掃把和地拖，一腳踢出貨予不同公司。學員把白杖掛在窗邊，單義豪與其他人肩其肩，雙手在竹掃把末端繞結。70年代時，工廠年產170萬把掃把，是全亞洲之冠。

每件貨品　都是對生活的計算

對工人來說，那不只是一幅盲人落心落力帶動生產的光景。每件貨品對工人來說都是一項實實在在的計算，是生活的計算。當年工友薪金斷件計：木箱賺得最多，造一個有四毫子；掃把三毫子半；地拖最差，只得一毫子。埋單計數，單義豪一月賺來60多元。

領援助被罵：別以為政府會養你一世！

1968年工潮逼使工廠換工種，連日報導也叫人知道盲人的工作能力，單義豪覺得倒也算成功。他和在工廠結識的戀人結婚，1973年大兒子出生帶來傷殘津貼和高齡津貼，他覺得政府推出援助跟工潮也有關係。

生於40年代的單義豪，口中總重複這一句：「盲人不會累社會人士。」他很想證明盲人也能自食其力。「盲人工廠生產力跟其他工廠一樣好。」這種想法或來自於殘障人士長年被視為社會負累。

目前工廠分為工廠部及庇護工場，合共加工、紙品、車衣、倉務、文件帶及客戶服務六個組別，提供衣服、布袋、紙箱製作、場地清潔、電話推廣、產品包裝、鋼琴調較及郵件處理等工作。工廠上年度營業額達約1千6百萬元，比2016/17年少約41萬元。

重投工作後　取消領援助

他永遠記得1980年代，老婆受精神困擾，他辭退工作照顧家庭，到社會福利署領綜援，「官員跟我說，你別以為政府會養你一世！好激氣，永遠記住這一句。」重投工作後他便取消援助。在講求生產力的社會裡生活，工作賦予他自主和尊嚴。「買餸、飲茶，使自己錢、喜歡怎樣用便怎樣用。」

工廠長大的兒子　任十屆工人代表

工作賦予他一家更加多——沒有工廠，單義豪不會遇見妻子，單永生不會出生。「永生午飯時間湊近我的手看我怎樣製作文件繩。我啤左邊，他啤右邊。」患先天白內障及弱視的單永生就是在工廠做功課、看電視和碰機器長大的孩子。

「那時常想自己會不會有機會在工廠做？」父親遭受的歧視，直至兒子外出社會工作的1990年代，仍然纏繞視障人士的生活和工作環境。畢業後，單永生打過好幾份低薪工作或遭受歧視，結果兜兜轉轉，1998年還是回到工廠製文件繩，與熟悉的啤繩機和收音機度日，結識同是工友的老婆詠雪。「好多一對對㗎。」

父親對工作執著有其原因，單永生從小便知道。「領援助時政府家訪，我聽到他問我爸今餐怎麼食雞翼，咁好餸。」他也知道，父親參與當年工潮捍衛盲人的勞工權益。他日後擔任了十屆文件繩組工人代表，是自然而然的事：「我們不可以被人歧視，我們有自主和自理能力，有獨立性，也不想靠援助。」

土瓜灣搬屯門　工友斥考慮不周全

不過，2013年，香港盲人輔導會向政府申請「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要重建工廠為綜合康復服務大樓。

直至2019年2月底，工廠共有101位智障人士、29名精神病康復者、23名視障人士及一名聽障人士在盲人輔導會工廠暨庇護工場，其中55名為工友，餘下為學員。去年11月，輔導會發信告知他們工廠將於2021年重建，過渡期內工友和學員要先到屯門盲人安老院至2024年。在九龍住的單義豪、單永生和妻子詠雪不同意這安排，「家裡若有突發事情，怎麼辦？」連住屯門的工友也說要大家重新適應交通，考慮並不周全。

退休後轉為「學員」　薪金大縮水

單永生是受薪「工友」，結合工作表現計算月薪，約6,000至8,200元不等；單義豪2004年重回工廠，後按55歲退休規定轉為「學員」，不受最低工資保障，酬勞由社會福利署資助津貼的每天26.5元及製作件數計算，每月只約賺2,000多元。所以，即使會方安排接駁車，車程耗時，他們怕變相縮減學員工時和製作件數，薪酬比之前更少。

他們提議利用石殎尾南昌街總部或由政府協助善用廢校，立法會議員張超雄亦提出在附近找尋「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或安排分期搬遷。「會否有空間優先處理工人臨時過渡？」

盲人輔導會：遷往屯門是現時唯一選擇

香港盲人輔導會回覆，重建是為了改善服務環境，期間及新大樓建成後服務單位仍會繼續提供服務，又指自2016年開始覓地，遷往屯門是現時唯一選擇。社會福利署亦重申盲人輔導會的說法，指輔導會曾尋找不同地方，但因環境衛生、安全、空氣質素和空間問題而未成事，指會協助服務使用者適應新環境。

未來工友學員比例不明　社署及輔導會：按市場需求

早年會方指重建後不會保留現有運作模式，工友擔憂工作不保。工友開設了Facebook專頁，也找來張超雄幫忙促請政府介入，終在今年3月與勞福局、社署、盲人輔導會會面，會方會上承諾保留工友身份。

張超雄擔憂工廠經過渡期至重建完成，會隨工友逐漸退休而削減現時聘請受薪工友名額，盲人輔導會回覆記者時亦未明確答覆會承諾現時工友、學員比例不變。社署亦指重建後，輔導會「按市場需要安排業務。有關工友與學員的比例，則需視乎實際需求及情況而定」，意味未來55名的工友身分有可能隨市場需求低而被削減。

「有能力生產」卻被當「沒能力給意見」

更讓兩父子困擾的，是整個過渡安排上，感覺自己被視作「沒有能力給意見的人」。「一個社工，一個經理，入房給你一封通知信，見家屬，問意見。我們很反對個別面談，前輩說過這樣會氹工友跟大隊。」兒子說。父親續說：「分開便容易說服。」

「你們樣樣沒有跟我們溝通，只是定好過渡安排，煮好一鍋飯，食啦！這種態度是看不起盲人，覺得盲人和智障人士沒用，只當我們是服務使用者。但我們有能力生產，有能力照顧自己。」單義豪忍不住動氣：「感覺就像回到1968年，直情是倒退！」

但這場抗議可能比1968年更加困難，單永生說一些家屬認為只要智障子女有工作便好，也有些人不敢作聲。「如果我們不說話，就會任對方宰割。」單義豪說。單永生希望保留盲人工廠的品牌和運作模式，未來發掘更多新工種予年輕的殘障人士。工廠亦不只是工作場所，而是盲人在此生活、認識伙伴、建立歷史和尊嚴的空間。「你訓練我們（殘障人士），都要有生活、有工資，不應該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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