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工廠重建】殘疾人士工運啟蒙　靜坐、佔領　70年代超前抗爭

集體罷工、到社會福利署靜坐、佔領碼頭，這些抗爭行為在今天見慣不怪，甚至會被嫌不夠激進。但如果發生在50年前，由一班失明工友發起，兼成功向管理層及港英政府施壓，改善工人待遇。你又有何看法？
這是1970年代香港盲人輔導會盲人工廠全體工友，爭取勞工權益的抗爭史。這段過去掩沒在歷史洪流之中，無人問津。但這工潮不重要嗎？不，這其實是本地首次，及唯一一次由殘疾人士發起的工人運動，可說是沒有左右派工會介入、本地獨立工運的開端。
本地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指，殘疾人士工作是權利，不是福利，工友有權爭取合理待遇。
（【盲人工廠重建】專題系列報導之二）

失明工友罷工半月　爭取合理待遇　

抗爭源於壓迫。1970年代初期，香港物價不斷上漲。據報章記載，盲人輔導會當年獲港英政府津貼超過60萬元，生產總值逾百萬元，兩名外地專家月薪高達2,000元。但盲人工廠工人每周最多只可工作30小時，工資以工作成績計算，月薪隨時不多於160元。對比普通工廠大部分工人，多勞多得，每周可工作60小時，盲人工友的收入較低。1968年10月14日，過百名盲人工友，集結在工廠門外靜坐，拒絕上班，要求加薪及假日開工。

為生活「起義」

78歲的單義豪現時是盲人工廠的退休學員，當年有參加罷工。他憶述，當時百多名工友十分齊心，為了生活而「起義」。「嗰時支士的裝咗水喉鐵，大家一齊合力扑爛工廠度門，啲玻璃全部爛碎。」

工友後來與政府社會福利署官員談判，並一致決定問題未解決前，決不開工。惟政府態度冷淡，認為輔導會是政府津貼的獨立志願機構，非政府辦理。官員又指因公開市場競爭大，才致訂單少、生意少，只需將工友調去其他隨時有工開的部門，接受訓練即可，否則便解僱。工友爭取不果，輔導會不接受工友提出的工資要求，維持近半月的罷工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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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輔導會解僱　工友「佔領」天星碼頭抗議

之後一兩年間，工廠數次爆發工潮。包括200多名工友在廠內飯堂談判，要求輔導會解釋開除15名工友的理由。工人也曾上書輔政司及社會福利署，要求每月最低獲160元工資，政府卻表明無法保證。

要求154名工友全體復工

1971年10月，工廠門外貼出通告，指工人已「自行解僱」（意指被炒）。130多名工友於是由工廠出發，手持標語，由九龍城過海至中環，要求與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會商。輔導會僅表示只願聘請四分三的工人，其他不再錄用。11月，大批工友到中環社會福利署外靜坐及遞信，要求全體154名工友復工，改善薪酬，及保留「香港盲人輔導會盲人工廠」的名稱。

時任輔導會主席沙利士跟工友代表談判，但他態度強硬，工友認為他毫無誠意，不但未有答應加薪，更表示工友每日可獲1元津貼。雙方談判破裂後，盲人工友深感憤怒，一致決定到天星碼頭通宵集體靜坐抗議。

我們一定要為我們的合理要求，而堅決爭取到底。

寒天露宿碼頭抗爭獲公眾同情

當時天氣寒冷，工友連續兩天留宿碼頭，得到社會人士的同情及支持，迫使政府及輔導會讓步。輔導會最終接納全體工友復工，增加工友底薪，又保證工廠不能隨意調派新工作予工友。歷時個多月的工潮獲解決，154名工友生計終得安頓。

我好自大咁同朋友講，有我龍爺一日存在，所有工潮，我都會提醒你哋

花甲老人　埋首工運歷史檔案堆中

這一段在當年十分進步的抗爭歷史，一直不見天日，惟獨本地工運史研究者梁寶龍沒有放棄。他曾經連續三個月，到香港歷史檔案處翻看當年文件，從幾十份剪報、政府文件及會議紀錄中，填補歷史空白。「見到一啲少人提嘅嘢，更加有動力去做。」

被後輩稱為「龍爺」的梁寶龍，現年62歲。他沒有正式走進過大學殿堂，只有中學畢業，卻是本地工運界甚有「江湖地位」的人物。80年代，他與著名學者、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明銶一見如故，自始埋首研究工運史，曾編寫多本書籍。近年他兩度中風，致說話緩慢、不良於行，卻永不言休。他手持柺杖，定期到中央圖書館查看史料，到勞工組織教授新人工運史，更在個人網誌上發表一篇又一篇的長篇文章。

「寫工運歷史，如果唔係亮點，就會好少有人會切入研究，好多時都會被忽略。」他說，盲人工潮過去一直被人忽略，致力令歷史不被遺忘、不被忽視、不被消失，是他堅守的使命。「我好自大咁同朋友講，有我龍爺一日存在，所有工潮，我都會提醒你哋。」

非左非右　獨立工運的起點

「從某啲人角度，（盲人工潮）都算係一件小事，因為佢又唔係好似紮鐵佬咁沖出馬路，所以較為易被忽略。但啲人睇唔到佢係獨立工運嘅起點。」

六七暴動前時期，香港工運陷入「非左即右」的意識形態鬥爭，工會只考慮政黨立場，非工人角度出發。暴動後，社會渴望安定，一度對工潮不太支持，更有輿論認為可能是「港共搗亂分子」利用盲人製造紛爭。

今天本港四百萬居民，除了一小撮別有用心的港共分子之外，所要求的就是社會安定，再不容有人煽風點火，從中搗亂，陷社會於動盪。不幸的是，在此期間，竟發生盲人工廠的風潮，使社會上蒙上一重陰影，誠屬遺憾。

但梁寶龍指，盲人工潮由一班沒有政治背景的工友發起，目標爭取個人經濟利益。1970年代，公務員工會抗爭不斷，護士、教師紛紛組織爭取權益，同樣強調去政治化，手法有盲人工潮的影子。

工學同行　影響日後社運模式

在盲人工潮期間，不同學生團體、宗教組織加入支援。九個學生團體曾向社署副署長遞信，支持工友要求，並舉行盲人問題公開大會。工友留宿天星碼頭抗議時，百多名學生帶同食物到場，並發起捐款，共籌得5萬元。匯豐銀行首位華人主席鄭海泉、保釣人士區伯權、香港文社史專家吳萱人及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當年亦有參與。

梁寶龍指，以他所知，這是歷來首次有學生介入工人運動。「之前都係各有各做，唔會一齊，即係好似抗日時期，學生都抗日，工人都抗日，唔會話一齊行動等等。」他更指，學生與工人同行，對未來社會運動有深遠影響。「學生為正義介入行動之後，發現改善咗一啲野，發揮到啲力量，所以咪一路繼續去做，有一股無形傳承。」

殘疾人士工作是權利　誓要爭取

梁寶龍一家有八兄弟姐妹，家境貧困，收入僅僅夠糊口，他小時候曾做童工，幫補家計，深明低下階層之苦。兄長梁寶霖是當年《華僑日報》記者，負責工人新聞，有份追蹤報道當年盲人工潮，後來更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擔任幹事。耳濡目染下，梁寶龍開始參與社會運動，「發現社會上好多不公平現象，體會到好多嘢係需要爭取。」

中學畢業後，他一邊從事基層工作，如茶餐廳雜工、搬運、電腦維修員、報館植字員；一邊研究中國及本地工運史。2008年他第一次中風，右邊全身癱瘓，不良於行。雖然努力鍛鍊身體，誓不用輪椅，可惜因為身體未夠靈活，一直找不到工作，唯有提早退休，投入研究寫作。「一個殘疾人士要真真正正康復，除咗體力上， 都要精神上覺得自己有用。畀工作我哋，生存價值更大，唔好話完全養話自己，都希望可以賺到啲金錢。」

華人面對不公平待遇一般啞忍

他坦言，華人社會傳統下，工人對不公平待遇一般會啞忍，殘疾人士因為條件所限，更少主動爭取。但他希望殘疾人士明白，工作是權利，不是福利，要敢於爭取。「如果覺得係權利，我哋會更夠膽去要求一啲野。如果覺得係福利，會認為正常人都冇呢樣野，我哋已經有，係咪恩賜呢？甚至沾沾自喜，唔去拎返應有權利。」

香港盲人輔導會向政府申請「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近60年歷史的盲人工廠即將重建成一座綜合康復服務大樓，工廠可能會被消失。梁寶龍希望政府及盲人輔導會保留工廠運作模式，讓殘疾工友有真正的工作權利，而非只得庇護工場的津貼訓練。「唔可以再用福利安置呢班人，要有權利，令佢哋有尊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