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障者的愛情．二】婚姻不是勞工輸送　阿石的理想愛情

當阿石想念那些未失明前的影像，或是某個人，他便會記下與那人認識的過程，想念她什麼，直到思念退卻才停筆，有時一寫就是幾日。盲人沒有影像的權利，沒有相片與影片的憑弔，他只能牢牢地抄寫自己的記憶。訪問時，我幾次覺得阿石其實看得見，他會順應我的聲音，用他明亮的眼睛看牢我，但眼睛的聚點僅是我的聲音。於是我好奇地問阿石現在看到幾多。他眼睛骨碌一轉，叫我當他完全失明。
攝：吳煒豪
（此為視障人士愛情報導系列之二）

寧願別人當我完全失明

「我已經近乎完全失明，『完全』這兩個字讓我多了自由——如果不談社會條件上的匱乏，只從存在的感覺而言，完全失明是種莫大的幸福，使我在自己的世界中得到安舒。最痛苦的反而是處於看見與看不見，那個時期的我常常被加諸不同的要求，要努力摸索，摸錯了，挫敗接而認錯，那才是最痛苦的。」

他說，社會對視障的認識貧乏，為了表示理解，媒體總是要申明他們擁有幾多成視力，其實有一些人已與完全失明沒兩樣。問盲人剩下幾成視力，是一道很殘忍的問題，把人的不幸指標化，以滿足社會需要量化數據的目的，是眼前這個社會對弱勢習以為常的不人道。

「很多事，作為殘疾人士我沒得選擇，像盲人出街拿不拿手杖，選擇只有兩個，拿和不拿。我拿杖出街，人們識得避開你，扶你。但不拿手杖，走路撞到人，被鬧；上小巴入錯錢，被鬧；找不到空位，又鬧——許多弱視的人於是不得不透過扮盲使自己得到應有的權利。這就是社會常態的變態，他們對視障與弱視者的真實情況並不了解，只知你是盲人，沒有中間，沒有過渡。」

看完，他又是一輪苦笑：「原來我一旦申請綜援就更不能結婚。一旦結婚，政府就會將我和妻子的人工計在一起，那麼我便過不了資產審查領不了綜援——妻子便要養我。就算我不結婚，與父母同住，也不能申請綜援，因為與我同住就要以家庭單位作資產估算，但如果一個盲人四十幾歲，父母早已退休，無理由要他們養他，但這邊廂政府不理他，外面又無人請他，這個盲人應該怎樣做？」今年年頭，政府正式取消了「衰仔紙」（不供養父母證明書）制度，相關文件改為由長者個人提交，但殘疾人士一方卻未被考慮，情況依舊。

「許多人只知你是盲人，沒有中間，沒有過渡。」

愛情中不是找一個照顧者

他不想成為愛人或家人的負擔，不認為愛情中必須存在照顧的成分：「中式婚姻制度從古至今都是一個勞工輸送的過程，這種將親人視作功能化的傳統其實惡劣，它既抹殺了親密關係的重要性，同時也令兩性關係更不健康。」

阿石說，上至政府福利，下至大眾想法，社會將親屬照顧者嚴重勞工化，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父母必須負擔起照顧傷殘子女的責任、夫妻必須在對方患上長期病患時成為貼身照顧者、子女在年邁的父母患病時長跪膝下——最後導致了大量社會悲劇。

無數倫常慘案也在說，一段再美好的關係也不一定可以承擔那樣的擔子。「如果兩個人在一起，我將成為她的負擔，最後互相拖累，造成傷害，我寧願不結婚。」婚姻是那麼美好的憧憬，但理性一再告誡他，如果他不能在財政上獨立，婚姻並不適合他。

「香港很早便需要成立一套相關的公共支援系統，不應該在照顧者仍在生時，將長期病患或殘障人士的重擔推到他們身上，到他們都過身了，就問都不問便把病人送到院舍——這種有家人就逼家人照顧，無家人才強送院舍的社會支援模式二元對立，並不符合人道精神。」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受訪者名字可能稍經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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