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警察介入勞資糾紛　意外引發暴動

1967年的香港面對着多種社會問題，再加上文革的影響，終使暴動爆發。如所周知，六七暴動的導火線是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然而，香港在1967年初工潮屢起，為何人造花廠會被歷史選中，成為暴動的源頭？另一方面，眼看北方文革風潮勢不可擋，香港各路左派人馬在當時有何盤算？他們如何促成六七暴動？

（本文原載2017年4月24日《香港01》周報第57期B14-15版，按此訂閱周報）

故事須從1966年的九龍騷動說起。1966年4月4日，青年蘇守忠在中環天星碼頭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結果於翌日被警察拘捕，控以阻街罪名。這事意外引起軒然大波，聲援者眾，除了遊行示威之外，更有人四出縱火，並向警察投擲石塊，時任總督戴麟趾於是頒布銷禁令，最終有逾1,400人因是次騷動被捕。值得注意的是，左派報章在這場事件中沒有站在抗爭者一方，反而強調和平與秩序之重要，反對藉騷亂來滿足政治訴求。據張家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有傳言指參與騷亂者意圖向工聯會尋求支援，卻不得要領，當時的《大公報》副總編輯羅孚亦承認左派刻意在事件中保持中立，以免捲入紛爭。由此看來，香港左派並沒有參與發動九龍騷動，港府事後編寫的報告書指騷動不是是政治團體策動，大概符合事實。

不過，隨着文化大革命於同年5月正式展開，加上澳門左派在對抗澳葡政府時表現勇猛，香港左派開始重新思考應該如何看待群眾對殖民政權的抗爭。1966年11月中，澳門氹仔有民間人士在未得政府正式批准下自行動工興建學校，被政府派員阻止。一輪紛擾下，警察與群眾衝突，有市民被毆至重傷，連日抗議與騷亂隨之紛起。在文革風潮影響下，香港左派報章均站在民族大義的立場上報道澳門情勢，猛轟澳葡政府的行動是法西斯暴行，旨在摧殘澳門民間的愛國教育事業。12月3日，由於群眾的行動愈見激烈，警方以催淚彈及實彈對付示威者，澳門總督嘉樂庇更頒令戒嚴與宵禁，期間有市民死於澳警槍下。是次鎮壓，便即有名的「一二．三事件」。

不過，鎮壓沒令示威者屈服，反而更令騷動持續。當時中國負責處理此事的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處態度強硬，里斯本方面亦傾向息事寧人，結果，履新不足一個月的嘉樂庇抵受不住壓力，只好公開認錯致歉，為此更親赴澳門中華總商會，在五星紅旗及毛澤東畫像下簽署「認罪書」。對此，澳門與香港的左派均欣喜若狂，認為是愛國主義的一大勝利。

就在澳葡政府屈服後，香港左派先後組成了三個代表團前往澳門「交流學習」，依出發先後次序，這三個代表團分別是「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港九各業工人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和「港九文化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後文分別簡稱「各界團」、「工人團」和「文化團」）。「各界團」一行十二人，由工人界、商界、文化界和法律界人士組成，團長是工聯會會長陳耀材，團員中李生（工聯會前理事長）、張烈（工聯會前副理事長）、黃燕芳（工聯會理事長）均是左派工運界的有名人物。

無論如何，澳門左派的勝利，確實令香港左派對香港政局有了更多遐想。不過，主管港澳工作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曾於1966年8月傳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切勿在香港推行文革。言猶在耳，香港左派該如何是好？就此，1967年1月發生的「一月風暴」正好為蠢蠢欲動的香港左派壯膽。

「一月風暴」是文革期間發生在上海的重大事件，其時「造反派」奪去上海黨政機關的權力，毛澤東對之讚賞不已，各地「革命群眾」於是爭相仿效，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亦承受了不少壓力，專管港澳事務的廖承志更是紅衞兵重點攻擊對象，慘被抄家，幸好周恩來容許他入住中南海，廖方能倖免於難。

除此之外，當時廣東亦發生政壇大地震。1967年1月，曾任職廣東省委書記長達10年、其時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鑄被鬥倒，陶鑄對香港各界的統戰工作亦成為造反派的批鬥材料，例如陶鑄與「吳姓粵語電影皇帝」交往，寒暄間指對方熟悉粵劇，意見具權威城位，竟被詮釋為「一心一意聽從資產階級」，這是香港公眾人物捲入文革風波的轟動事例。

在此文革浪潮下，香港左派必曾思考他們應如何自處，以至該如何看待來自北京的指令。後來發生的事情告訴我們，不少長期被港英政府打壓的左派人物確實希望可以在香港「大幹一場」，向殖民政權報復，至於周恩來的指令，自是拋諸腦後。

事實上，多場發生在1967年初香港的勞資糾紛中均可見左派身影，他們顯然是在尋找借題發揮的機會，而最終引發六七暴動的則是著名的香港人造花廠糾紛事件。但話說回來，既然當時香港工潮四起，為何偏偏人造花廠糾紛會成為暴動導火線？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看看某幾宗工運的概要。

首先是「士他馬力加」輪船事件。1966年12月中，「士他馬力加」輪船上的華籍水手與荷籍船長因工作問題而爭執，船長竟開槍襲擊船員，令4名船員受傷。輪船所屬渣華公司最初只願意向傷者賠償金錢，但拒絕懲辦肇事船長。惟經工聯會及其屬下的香港海員工會連月交涉，渣華公司管理層終向工會讓步，不單保證永不錄用該名船長，甚至參與了在土瓜灣港九工人俱樂部舉行的「道歉大會」，向一眾船員當面認錯，箇中情境恍如「一二．三事件」後澳門總督嘉樂庇向澳門左派與群眾「認罪」，此可見前述港澳左派交流對工聯會的行事作風影響甚巨。

就在青洲英坭廠工人罷工之際，位於新蒲崗的香港人造花廠亦發生了勞資糾紛。當時廠方製訂了新廠規，調整原有的薪金與津貼機制，據稱是為了提升工人工作效率，但有工人認為新廠規會大大削減他們的收入，所以群起反對，並發起怠工。相對於青洲英坭公司，人造花廠管理層對工運的態度強硬得多，一口氣解僱了92名工人，當中包括與廠方抗衡的工人代表。5月5日，就在示威工人如常地在廠門外張貼大字報、朗讀《毛語錄》之際，警方異乎尋常地重視人造花廠事態發展，派出100多名荷槍實彈的防暴警到場包圍工廠，並封鎖街道。翌日，廠外罷工工人繼續抗議，並阻止廠方出貨，打鬥乃起，防暴警迅速介入，期間有人投擲鐵摺椅、玻璃瓶等雜物，警察則以警棍對付工人。這場騷動之後，工人與警方的衝突無日無之，左派亦不斷支援工人，在5月6日騷動中被捕的工人蕭劍輝被捧為抗爭典範，據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更曾表明會照顧蕭的經濟需要。在左派推波助瀾之下，香港人造花廠工運愈鬧愈大，左翼工人與警察之間的衝突愈來愈激烈，終引發了六七暴動。

比較上述三宗勞資糾紛，均見左派參與，但何以引爆六七暴動的是人造花廠工潮？顯而易見，點燃暴動導火線的正是意欲鎮壓騷動的防暴警。警方高調介入人造花廠勞資糾紛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有指工廠東主與總探長呂樂是同鄉，所以得到警方撐腰，也有指當時警隊中有人收了資方賄賂，所以特別落力打壓工人。

無論如何，警方在人造花廠工運伊始便即介入的真正原因，現在已不得而知；不過，百多名防暴警到場「維持工運秩序」，就客觀效果而言，必然使現場氣氛變得更為緊張，容易引起衝突，後來防暴警痛毆涉事群眾，更給予工聯會等左派團體充足理據，將事情鬧大，實現他們的政治目的。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無意怪罪防暴警，畢竟當時示威者的秩序如何，以至有無必要派遣過百警員以警棍鎮壓，非三言兩語所能釐清。然而，不論是九龍騷動、「一二．三事件」，抑或整場六七暴動，均給予我們一個清晰的訊息——亂事爆發往往緊接於警察行動之後，若警隊高層昧於審時度勢，則很可能被政客利用而不自知。

回顧六七暴動的前奏，可見文化大革命的風潮使激進左派敢於向港英政府宣戰，澳門「一二．三事件」更為楊光等人上了寶貴一課。而六七暴動就在防暴警棍下意外爆發，實在不可謂不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