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恐左懼共源起六七暴動 港府宣傳戰「功不可沒」
撰文：陳俊求
上周提到，左派宣傳機器基本上是操縱在極左勢力手上，港府面對極為煽動的宣傳攻勢，也不得不謹慎而積極地應戰。反宣傳有兩個層面，一在暴動期間，二是暴動後，而兩者之中，暴動後的反左宣傳更為重要——其造成的客觀效果，則是在「香港人意識」的構成過程中，殖入反共、恐共情緒，對社會的影響至今仍然存在。
（本文原載2017年4月24日《香港01》周報第57期B19版，按此訂閱周報）
暴動期間的宣傳工作，主要為阻止左派報章主導輿論及持續地散播不利港府的資訊。為統籌整場宣傳戰，香港政府1967年6月在政府新聞處下設立特別宣傳小組，針對左派的文宣進行反宣傳工作，冀穩定民心。作為政府新聞部轄下機構，特別宣傳小組可謂克盡其喉舌之責，而它主要的工作，則是在中文輿論世界中爭取話語權。
政府深知傳媒是控制輿論的基地，而她爭取報業支持的政策，可以用八字歸納：「導之以利，威之以勢」。首先，她運用銀彈政策，直接爭取中文報章的支持，凝聚社會的反暴動力量。例如5月24日在《明報》刊登整頁名為〈支持政府 維持和平〉的廣告，其中共有近280個團體和非官守太平紳士代表表態支持港府。其次，她着力統籌所有非左派報章，甚至迫使其表態。因此，銀彈政策的背後，同時還帶着脅迫的意味。例如，政府曾要求在所有報章刊登一篇名為〈維持繁榮安定〉的廣告，報社若接受廣告，一可賺取政府的廣告費，二可表明支持港府鎮壓暴動的立場。但若然拒絕刊登，就會被政府視為「左派報社」。
左派暴行不得民心 輿論團結聲討惡行
這種近乎強迫表態的政策，一度令部分報社進退兩難。時任《香港夜報》的社長胡棣周直言，這是政府要求報社在親英國還是親中國的問題上表明立場。不能和稀泥下，非左派報章還是頗為配合政府的宣傳攻勢。就效果論，香港的非左派報章逐漸呈現鮮明的反暴動立場，這一是回應港府的因勢利導，二是出於抨擊左派超越社會容忍底線的殘暴行為。其中《明報》更早於五月風暴的「風頭火勢」下，在5月14日發表社論，強烈抨擊左派暴力行為：「這次騷動的起因是若干勞資糾紛，本來都可經過各種正常途徑取得合理解決。但事情發展下去，越出了正常的範圍，令香港市民受到極大損失。從現場攝得的照片與電視片段可以看到，目前參與騷動的群眾，極大多數已不是發生工潮的工廠工人，而是外來的毫不相干的人群。這些人燒巴士、搗毀徙置事務處，種種行動與原來的工潮早已相距十萬八千里。」7月13日，《明報》再發表社論，批評左派暴行使香港淪為「恐怖世界」，並促請香港政府「立即採取有效的對策，恢復治安與和平」。
不論是為勢所導還是激於義憤，多份非左派報章在暴動早期已陸續加入反暴動的陣營，支持港府維持法治。據統計，5月13日至5月18日期間，在《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等報章皆曾刊登支持香港政府鎮壓左派的聲明。各大非左派報章成為政府「盟友」，更有效地聯合社會其他的重要持份者，成為反暴力聲音的重要發表言論渠道。例如，《華僑日報》於5月31日刊登了新界鄉議局支持香港政府鎮壓左派騷亂的聲明。
左派不得民心、威脅市民生命財產安全的行徑，不但成為政府在這場宣傳戰中最大助力，更直接加強各非左派傳媒間的合作。8月24日，電子傳媒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被左派暴徒放火燒死，商台翌日即在《明報》發表聲明，指將「在多方面協助香港政府敉平騷亂」。
塑造初代港人意識
局勢發展也有利港府論述促成主流及不受左派媒體強烈挑戰。隨着極左勢力在中共內部逐漸失勢，在港左派得到來自大陸的支援也銳減；而在輿論上中共也不便再煽風點火。後來至文革結束前夕，指示香港新華社及香港工委發動暴亂的林彪已遭空難而死，江青也已下獄。如此一來，中共既不便追究誰在香港發動文革，也不便在輿論戰上與港方針鋒相對。六七暴動時在港關鍵領袖祁烽更透露，1980年代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中英雙方更就六七暴動達成「不翻歷史舊帳」的共識。前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也曾表示：「中央覺得在過渡期重提這件事沒意思，翻歷史舊帳也不利和諧團結。」在中共不爭、不吵下，港府也就順利地主導了解釋六七暴動的論述、話語權。
在論述不受挑戰的環境下，港府更趁機在香港人意識形成的同時，殖入反共反左的意識形態。港府先是強調中共、左派的惡。經歷港府連番宣傳攻勢，〈香港左派形象變遷〉斷言：「此後，一提到『左』，人們首先想起的就是騷亂、炸彈及林彬之死。」誠然，社會在六七暴動後普遍對左派暴行反感，傳統左派幾乎已無立錐之地。其次，則為強調港府的善。香港政府在1970年代初開始改變統治策略，着意收買人心，提出「香港是我家」的觀念，例如舉辦「香港節」，為香港人建立歸屬感，使其漸漸視香港為家。在香港政府的官方論述中，多集中敘述其善後政策，強調殖民政府在暴動後的積極回應，包括改革勞工法例、加快建立福利制度、開通民意渠道、大搞文娛節目等等，並論述香港政府如何將香港由「亂」帶入「治」的1970年代，冀以福利贏取民心。
善、惡兼立下，逐步樹立港府與港人作為我者，中共與左派作為他者的對立關係。正如大陸學者強世功所言：「港英政府的『洗腦贏心』工程徹底改變了香港人的深層意識和心理結構，形成了港人對『左派』、『共產黨』、『大陸』、『社會主義』的極度恐懼心理。」直至現在，香港人心中這種對中國共產黨的特殊恐懼，仍然不能磨滅。這也構成了我們要理解香港現時社會問題時，必然不可以繞過六七暴動的根本原因。
渲染左派挑動情緒 港府似有卸責之嫌
暴動後的宣傳工作，目的則在於在社會中塑造恐共、反左情緒。暴動在1967年底漸趨平伏後，香港政府在1968年出版大量的官方刊物，例如Hong Kong：Report for the Year 1967、Events in Hong Kong，1967：An Official Report等等，着力深化大眾對左派的恐懼感，令社會對其產生更為厭惡的情緒，目的在於孤立及打擊左派。這輪事後宣傳攻勢，可以說是始自1967年的政府年報。港府在年報中，極力渲染左派在暴動中為求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形象。例如指出在「花園道事件」中，左派示威者即使沒有被警察打中，也爭相倒地，並掏出繃帶包紮，而受傷的左派人士，則將鮮血塗抹到其他示威者身上，增加場面的血腥程度，藉此說明左派報章有關警隊使用過分武力拘捕左派的報道有所誇張和失實。另外，在敘述8月到12月的連串真假炸彈浪潮時，年報指當左派放置的炸彈造成無辜途人傷亡，左派報章會稱之為「不幸的意外」，藉以突顯左派推卸責任的形象，更指出左派為展示實力，曾多次指派在左派學校就讀的年幼學童攜帶及放置炸彈，甚至造成兩名學童被炸死，以顯示左派暴力行為威脅香港市民生命財產。年報強調，六七暴動對香港的日常運作並無影響，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普及運動，也不為任何一個群體支持」，更指出「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對政府及其維持社會秩序的行動給予支持」。
出於這種考慮，港府對六七暴動的官方論述，也確實存在一定扭曲成分，其中最為明顯的，就是官方論述中幾乎隻字不提十分嚴峻的社會民生困境。港府在暴動後的總結論述，堅持香港在英國的管治下一直維持和平安定，而六七暴動的爆發，非因英國管治不善而引起的風波。因此，在普遍的殖民者論述中，六七暴動被定性為文革極左思潮滲透香港，以致在港左派把勞工糾紛政治化，以恐怖手段反英的暴力行動。
1967年香港年報更是這類論述的代表。其首頁指出「1967年5月，香港的左派組織希望透過挑起民眾罷工、遊行、暴動和使用暴力，發表其對英殖政府的意見……而左派發動暴動的根源則來自中國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其後也花費不少篇幅描寫在港左派如何挑起事端，例如散播反政府的政治宣傳、錯誤及惡意的謠言等，所以才被鎮壓，可見香港政府着意合理化其武力鎮壓。蔡榮芳在《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中說到，這是殖民者常有的論述，以精英的立場來寫歷史，試圖合理化外來統治，強調自身對殖民地的貢獻。
但正如《香港01》〈社會躁動與文革共釀六七災難〉一文所指出，香港草根階層在戰後的生活一直非常拮据，在論述戰後暴動、騷亂時，不宜忽略民心不穩、百姓困苦的內因。1960年代，在經濟繁榮的表象下，香港隱伏着勞苦大眾的艱難困苦，連串的勞資糾紛、銀行擠提，以至1966年的天星小輪騷動事件，正是社會躁動與不安的警號。在《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中，香港政府將1966年騷動爆發原因歸納成政治、經濟、社會情況、青年特殊問題四類，但報告指出這四項亦非促成暴動的直接原因，而報告亦含蓄指出當時香港在教育、醫療、住屋等層面的確有令香港市民不滿的隱憂，強調香港政府必須嚴加注意這些問題，否則可能成為下一次動亂的根源，足見當時香港政府也承認1966年騷亂乃因自身管治不足的後果。但官方對六七暴動的論述，則明顯淡化引發暴動內因的重要性。研究六七暴動的學者葉健民直言，若只將六七暴動的起源定為「革命輸入」，不但忽視英國殖民管治者的責任，也埋沒了歷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