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查六七暴動：羅恩惠的「墓碑式」堅持（全文）

岑：你對六七暴動如何受國內文化大革命的極左路線影響，甚至是受其推動才爆發的這些歷史背景，在此之前是欠缺認識的嗎？你起初是想做少年犯，但因為發現檔案消失，再擴大調查範圍。過程中經歷了數個階段，是什麼促使你繼續前進？

羅：第一年開始研究時曾問過不少資深行家。他們聽到我要做六七暴動，反應都是「嘩，這樣厭惡性的題目你也碰。」說到「六七」，大家先會想起「炸彈」，再想起「林彬」。不少香港人討厭談「六七」，不是因討厭政治，只是認為當時左派中人的手段過於污穢。有舊同事與我關係較好、合作甚多，他直言：「我與『左仔』沒有接觸，不想碰這些題材。」但是，只要老人家願意說，我們就須聆聽、記錄、查證。當開始採訪參與六七暴動的左派高層、工人與學生，我發現我是在追趕時間。我曾訪問過的杜葉錫恩、被擄往大陸拘押的（時任高級警務督察）Frank Knight、（時任政府新聞處助理總監）Peter Moss身邊提供照片的同事，都已過身。不只老一輩，連何楓【注3】的女兒何曉明也患癌去世了。那段時間我常出入醫院、出席喪禮，就感到要快點做。

但是欠缺資金如何做下去？我找來舊同事葉漢明做拍檔，問他說如果籌得20,000元，可否替我拍攝十天？他也希望了解這事，就說大家試試，先不講錢。後來又有朋友幫我買了一部機，舊同事都一個個來助我。有位老朋友是生前任職《文匯報》左派高層的遺孀，她平日生活非常節儉，卻願意支持我拍攝。那筆錢是以前的同事、行家給她用作子女生活及教育開支的。但她的子女已畢業，她說如果丈夫仍在生，也會支持這件事。她身處的圈子是很左派的，他們對我卻很信任。

若心中想着要做正事，自然會得到幫助。《消失的檔案》中出現在林彬事件現場的那位女士，我之前替她義務拍過一節短片，因而認識。與她聚餐時我說起正在拍攝六七紀錄片，想要好好記錄這些老人的故事。她聽罷拿着菜單的手不停顫抖，原來林彬被燒的時候，她任職廣華醫生的舅父衝去救援，她也隨往，親眼目睹林彬被燒成全身黑色。驚惶數十年，她從不對別人提及這事。一個當事人就坐在面前，我過了數個月才敢訪問她。從那時開始，我就覺得一切都是衝着自己來的，不是我說我是某某人，或代表某某機構，而是我剛好遇上這件事、我又是一名記者、我又遇上這些人……上次試播，有一位退休的監製好友忽然說，拍攝紀錄片是一項神聖的工作。我做了這麼久也不敢用這個形容詞，我只肯定我是敬虔的。

還有，當我從資料中得知自己住所對面就是第一個炸彈現場，而一直知道這件事情的父母卻刻意隱瞞時，感到很震撼。我對暴動欠缺認識，但身為記者、歷史愛好者，對別人經歷特別有深刻感受，我就覺得必須秉持楊繼繩的「《墓碑》信念」，追根究柢，深入探討下去。

岑：與你說話的人，背後應各有原因。影片中的炸彈隊隊長、油漆工會的郭慶鎏老先生，至今仍認為自己當年做了正確的事；但也有表示懺悔的，如年紀較輕的羅海沙及金堯如的兒子，羅孚還曾公開道歉。同時也有像少年犯、參與罷工的公務員等要求平反或交代的，或像Peter Moss、Frank Knight等代表英方的。這些人給你的感覺，有什麼不同？要他們開口說話、說真話，容易嗎？

羅：視人而定。Peter Moss 很樂於協助，Frank較困難，而且Frank在鏡頭前所說的與我找到的檔案差距較大。至於郭伯伯，他給予我很親切的感覺。他是我採訪一年後，最後一位訪問的人。左派朋友主動問我是否需要訪問他，他年紀較大，說話也辛苦。訪問當天，有三名工友協助他回復記憶，投彈隊的朋友也在場。當時已是8月，郭伯伯外穿一件殘舊恤衫，內裏卻是一件羽絨背心。他吸了兩次類固醇，才能提氣接受訪問。我問他：「當時香港人多有死傷，我接觸的人都猶有餘悸，你如何看？」他板直腰子、兩手按枱說：「我們（港九油漆總工會）工友朱日基、蔡南在7月16日被警察擊斃，我要搶屍搶不到、救人又救不到……我們是這樣死的，怎能不跟他（港英政府）死過？」說話時激動得枱面也不斷搖動。當時我有位二十來歲的女學生助手，看到老人家這般年紀、如斯身體還這樣激動、憤怒，也嚇呆了，不明白老人家何以事隔數十年還如此激憤，但我能感受到郭伯伯的痛。

「因為他殺我們工友，所以我要跟他死過！」後面還有不少精句（Soundbite），只是我們沒有播出。他們都是有經歷的人，曾經歷貧困，希望爭取更好的生活。他們早在廣州已參與罷工，對殖民政府展開各方面的鬥爭。在郭伯伯的意識中，這是場聖戰。他們常談到電影《集結號》，「集結號」就是在等候的戰鼓號角，只是等來等去，他們已被邊緣化多年，號角聲還未奏起，身邊「戰友」卻已陸續老、病、死。我覺得郭伯伯在憶述往事時，述說的就是自身的信念。所以我是很尊重他的，並非因他做了什麼事，而是他對做過的事有所擔當。郭伯伯與因執行炸彈隊任務而被捕、入獄的隊員再碰面時，必會鞠躬道歉。

岑：在調查史實的過程中，面對整理困難的資料，如何取捨？

羅：我工作約兩年半後，才遇見第一個真正可以稱得上「左派」的人。那是（從事愛國電影和文化事業數十年的）廖一原的夫人汪雲婆婆與女兒廖小雲。廖一原的電影事業在文革開始後大受打擊，大批左派導演、編劇無法創作，連信奉愛國主義的公司總導演也激憤至爆血管過世。汪婆婆受訪時也談到他們在摩星嶺集中營的經歷與家庭走過的愛國路。廖家令人敬仰的，是他們的「一貫愛國」。廖先生與左派關係密切，因而收藏了一批重要資料，此外還收藏了一批價值不菲的書畫藏品。這批資料和藏品，婆婆捐了一批予電影館，另一批則捐予香港中文大學。十年前估值過千萬，我問她何不留半以養老或換居？婆婆說：「我都已這樣年紀，將來的人要研究左派與內地的交流，那些資料很珍貴，須全數捐出去。書畫也捐出去了，因為那裏恆溫。」【注4】「我們是愛國人士，自小信奉愛國主義，不是忽然愛國，也不能因利益不足而放棄愛國。」我一聽「毛管戙」，現時坊間提起「愛國人士」，大概只會聯想到「愛字頭」、在街上打和平示威者的那些人。

當日是我生日，我在日記寫下「採訪多時，到今日才遇到真正的左派」。我差點激動落淚—此前我一直在採訪左派人物，但他們的行為根本稱不上左派。我也曾左傾，左派所信奉的價值、無私的奉獻精神，均應有一定準則，但他們並非如此。訪問了婆婆後，我覺得故事終於完整了，可以埋版了。豈知到快要完成埋版時，我才遇上吳荻舟【注5】的家人，看到他的筆記。那是一本很小的隨身筆記，我最後還是在圖書館用了四天時間，核對資料，證實筆記的真實性。雖然要從頭來過是大工程，但思前想後，我還是將筆記內容重新穿插在整條紀錄片內。

岑：回到六七暴動，我理解的是時間上由開始到12月鳴金收兵，整個過程與國內的文革小組或中央文革小組分不開。軍管（軍事管制委員會）或革命委員會介入、7月發生的武漢兵變如何令香港在8月的行動趨向激烈，我都認為與國內關係密切，梁威林與祁烽在當中無法推卸任何責任，這兩人一定是中心人物。

羅：不但他們不能推卸責任，我手上還掌握不少重要文獻，只是過於複雜未能放到紀錄片中。可以說，當時局勢比表面所見更為複雜。有人做了20年研究，曾有機會在大陸的軍管檔案室查閱文件，那裏的文件疊起來有兩米高。我們只對這批資料點了題，就是「周恩來全面知情」。過去認為當時局面完全失控，周總理不能控制大局。當然也不能否定這情況曾出現，如中央在5月時還一直說不能將文革輸入香港，但這裏有不少頭腦發熱的人，在關鍵時刻做了不少非總理意願的事。只是，沙頭角槍戰是總理授權的，來的是軍隊。

另外，8月22日紅衛兵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是最重要的關鍵。事發後整場運動局勢出現逆轉。最關鍵就是老毛說的「香港還是那樣子」，因為這句話，事態也就變了。到12月，也就是（時任見習督察）陳欣健說的「閂水喉」之前，在港領導全被召往廣州。他們原以為是討論如何進一步鬥垮港府，得到的指示卻是要冷靜下來。兩個星期後他們還是接受不到，就直接到北京聽總理定奪。當時若非廣州會議擺不平、須北上聽候定奪，支港（廣東省人民支援港九愛國同胞反英抗暴鬥爭委員會）就要衝下來，解放軍也已預備好槍枝準備衝下來「解放香港」。當時的指令與會議，都逐字記錄在檔案中，箇中曲折頗如武俠小說。只是現時大家都只用簡單、直接的三兩句話總結。

《香港01》記者：香港的左派是一個特別的群體。他們認為，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權後，收回香港是順理成章，最後卻按兵不動。當時左、右派工會在香港鬥爭很激烈，港英的鎮壓也很激烈。工人的躁動，從1950年代就開始累積，六七事件的發生是因為「時機已至」。從歷史角度看，若沒有發生文化大革命，香港會否出現六七暴動，或者以另一種模式出現？

羅：這問題很好。大家多認為暴動起點在膠花廠，其實不然，再之前已有青洲英坭廠事件【注6】。 再之前的衝突，像陳欣健所說，參與示威的人都已是裝備齊整。左派在「一二．三」到澳門「學習」後，可說是已在等候召集。最後港澳工委選擇在膠花廠事件中「吹雞」，所有工人、學生也就聚集了，在外圍相當激憤。加上當時被毆打的蕭劍輝【注7】上台演說，群情就更激憤。但當時港英政府是想「擺和頭酒」的。檔案所見，當時何賢（澳門華人社群領袖、何厚鏵父親）從澳抵港，透過利氏家族的利銘澤作中間人在中環恒生銀行大廈頂樓會談。當時金堯如找了梁威林、祁烽，還涉及（時任《大公報》社長）費彝民。但梁威林與祁烽反對「擺和頭酒」，執意鬧大事情，兩人選擇了在可以轉彎的一刻不轉彎。蕭滋【注8】帶隊前往港督府被攔阻、被打穿頭前， 事情曾有機會轉彎，但梁威林與祁烽不願意。

政府在九七後一方面說暴動不正確，但一方面又頒大紫荊勳章給楊光、次一級的金紫荊星章給當時譴責暴動的商台何佐芝，這樣的邏輯謬誤仍存在。過去數年我接觸過不少左派人士，他們都還有不少委屈和憤怒。曾有大學歷史系替30名老人家做口述歷史，說好完成後會放圖書館，但至今連逐字稿還沒有。我們應如何處理這事情？我想不論媒體也好、政府也好，不能再說「這些事還是別說了」，包括我們拍紀錄片這樣正常的事，卻還是難以參加電影節和公映。資料應妥善放置，舊故事要好好傾聽，唯有梳理資料，以多元立場、多元角度加以討論，才能面對歷史，才有和解的可能。